我们之所以纪念去世已有二十一年的义宁陈寅恪先生的百年冥诞，不仅是因为寅恪先生学问精博，识见超群，诲人不倦，我想还因为他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的典范。
一本优秀的纪念性学术论文集，当然必须是它所纪念的学者从事的研究领域在今天达到的最高水平的反映；同时也必须，或者勿宁说更必须是这位学者的精神意志的体现。《纪念论文集》完全符合这两点要求。
寅恪先生在国难期间为陈援庵先生《明季滇黔佛教考》所作的序中曾说过：“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金明馆丛稿二编》，以下简称《二编》，第241页)；时隔数十年，寅恪先生又在《赠蒋秉南序》中坦荡面言：“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寒柳堂集》第162页)吴雨僧先生曾赞曰：“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58页)正是由于这种坚强信念，寅恪先生才能一辈子不作不真之人，不为不善之事，不言不知之学，并且将这种精神与古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之言结合起来贯穿到学术研究之中，不妄倡无根之谈，不惧怕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纪念论文集》的诸位作者正是本着这么一种高尚学德来治学属文的。譬如：邓广铭先生是早就被寅恪先生褒誉为“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二编》第245页)的史学大家，而在本集中发表的《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一文的《附记》中却对一九八四年写成的文章进行自我否定，“特又写此文，加以纠正”；季羡林先生《新博本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第1.42张译释》，将kuc praksalpācas译“何况对父亲的爱呢？”，于语法词义均无不合，但因为回鹘文本汉译文中的相应文句“似与此不同”，故特出注(2〕说“殊无把握”；周一良先生对“宛”字的研究时非短暂，我曾在友人处见过周先生研究该字的论文油印本，今成《说宛》一文，文虽短小而精义蕴之，并说“读书须先识字，遗训实秉先生”；张广达、荣新江两位先生在《关于敦煌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中，本着有一份史料说一份话的审慎态度，坦率地接受一些外国学者对他们二位以前未把“金国”、“宝国”和“大宝于阗国”加以严格区分的误失而提出的一些批评意见，王钟翰先生《柳如是与钱谦益降清问题》用寅恪先生自己的话“亦有瞠目结舌，不知所云者”(《柳如是别传》上册第3页)来作为自己读寅恪先生“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同上)的《柳如是别传》时的感受；等等。
在世风日下，差不多已将“不知为不知”抛到爪哇国去了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能不对这些早已卓有建树的学者们谨严审慎的学品表示由衷的敬佩呢？
寅恪先生曾标举出“预流”和“未入流”(《二编》第236页)来形容学术界的“分野”，这是万世不移之说。寅恪先生还具体阐述了“预流”的方法，即《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所言之“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日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二编》第219页)。寅恪先生正是利用了这三种方法，兼以高尚的学品伟岸的人格与“文章羞与俗雷同”(《题洗玉清教授修史图》)以及“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寒柳堂集》第144页)之信念，遂能因小见大，发千古未发之覆，而成“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二编》第219页)之一代绝学。《纪念论文集》的编者正是以此治学，之道为圭臬进行编纂，海内外学者也正是以此治学之道为圭臬撰稿的。
饶宗颐先生《谈六祖出生地(新州)及其传法偈》引用“异族之文”梵文，以证ugra［datta］与“镜”无关；季羡林先生的大作研究的正是“异族之故书”， 并已以此为基础展开对“外来之观念”弥勒信念与中亚戏剧形式的研究；周一良先生的《说宛》用日汉互为参证，与寅恪先生参照日文“华”字读音而考出“华陀”此名是受印度药神阿伽陀(阿羯陀)影响的产物，更是形神兼似；张、荣二先生的大作取出土的“异族之书”于阗文写本和“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汪荣祖先生《气候变化与明清代兴》，从一个方面看，引进了国外学界不再僵化确定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界限的“外来之观念”，而从另一方面看，又可说从人文科学之外引用了自然科学的观念，相互映发，胜义粲然；等等。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纪念论文集》所收的文章都是“预流”的，都能反映学科领域中的新情况与高水平。寅恪先生曾有“后世相知或有缘”(《旧历壬寅六月十日入居医院疗足疾至今适为半岁而疾未愈拟将还家度岁感赋一律》句)之句，今天他的愿望终于在“后世相知”的努力下实现了；先生在九泉之下，一定也会“亦为之莞尔”(借用周一良先生语，本书第97页)了吧！
(《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第一版，7.90元)
品书录
钱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