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有关妇女问题的论述散见于他一生所写的大量文章之中，编录者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经过精心细致的爬梳整理，将一百七十八篇与妇女问题有关的文章编为一集，题为《女性的发现——知堂妇女论类抄》。类抄者，即不是以写作时间为序，而是分为三大类十七小类，各加以类目，提示论述要点，于是，知堂妇女思想体系得以系统全面的展示。
这一体系的立足点在于“人的发现”，而其最为突出的贡献则在“女性的发现”。就“女性的发现”所内蕴的两层含义——女子和男子是同等的人；女子和男子是不同样的人——而言，周作人在毫不含糊地坚持前者的同时，更多的是致力于对后者的阐发宣扬。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以至后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由于特定的社会背景，思想界对前者的关注比较普遍而对后者往往有所忽略。知堂妇女论则难能可贵地自始至终在相当完整的意义上体现着“人的发现”与“女性的发现”的本质联系，体现着“女性的发现”本身之深邃的内涵。这里，作为其体系核心的，是“神与魔统一”“灵与肉统一”的女性观，是基于性科学性心理学的性道德，是贯彻着民主精神的性文明建设。
知堂将有着如此内容的“女性的发现”视为精神世界的光明。他对英国科学家、心理学家蔼理斯极为推崇，多次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蔼理斯的这样一段话：
在道德的世界上，我们自己是那光明使者，那宇宙的顺程即实现在我们身上。在一个短时间内，如我们愿意，我们可以用了光明去照我们路程的周围的黑暗……不久就会有人从后面来，追上我们。我们所有的技巧便在怎样的将那光明固定的炬火递在他手内，那时我们自己就隐没到黑暗里去。(《女性的发现》第75页、79页、85页)
周作人不是一般地欣赏蔼理斯的看法，而是把它视为“一种很好的人生观”，他还将蔼理斯著作中所显示的宽广的眼光、深厚的思想，所持有的自然的、科学的态度，所内蕴的沉静、坚忍的品格，誉为“明净的观照”，对此服膺甚深，认为由这里出发去着手于中国妇女问题，正是极好也极难的事，“我辈小乘的人无此力量，只能守开卷有益之训，暂以读书而明理为目的……”知堂本人将他自己汲取先进的科学的思想对妇女问题所作的种种探索谦称为“萤火自照”，而实际上他显然又是试图在历史与未来的交叉点上做些助人“明理”之事，为茫茫暗夜送上一束明净的光。编录者大约也正是由此取意而将书中内容的第一大类题名为“光明”。
在这一大类中，收录有周作人比较集中地论述妇女问题的若干文章，而以《人的文学》和《北沟沿通信》最为重要。在这两篇文章里，他不仅提出了兽性与神性一致、灵与肉一致的人性观，并将它运用于对女性之“神性与魔性”的观照，而且，在自己的妇女观与性科学性心理学之间建立起极密切的联系，从而使自己的妇女思想具有了坚实的科学根基。可以说，知堂妇女理论的独特性与卓越性首先就体现在这里。
正确认识女性的特点，使周作人能够较早就敏感到妇女运动的某种偏向，指出“现代的大谬误是在一切以男子为标准，即妇女运动也逃不出这个圈子，故有女子以男性化为解放之现象，甚至关于性的事情也以男子观点为依据……”(13页)他清楚地看到男性以自己为中心的自私观点对妇女意识的渗透，看到这种渗透对妇女生活所产生的严重危害。她们一方面以男性的社会形象为尺度，将妇女解放理解为女子能够成为完全像男子那样的人；另一方面又往往不自觉地受着男性观念支配，在性生活方面与男子所希望的女性被动角色认同。这两方面所取的姿态看似矛盾，实质却都是同样的屈服于男性标准。周作人认为，妇女在试图挣脱传统命运的束缚时决不应丧失本身的性别特征，而应追求以“社会文化愈高，性道德愈宽大，性生活也愈健全”(13页)为其特定背景和内涵的“性的解放”。他的性道德观也正建立在对女性特征的科学认识和高度尊重的基础之上。由此出发，他提倡以女性为本位的家庭中的两性关系，主张丈夫对妻子的身心状态均有“殷勤的注意”，能够“以所爱妇女的悦乐为悦乐而不耽于她们的供奉”(37页)；特别强调女子要如实认识自己，达到在科学的、健全的思想基础上的女性自觉。而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他终其一生，又不倦地宣传性科学性心理学的文化意义和道德意义，为性教育的实施大声疾呼。周作人在一篇篇有关妇女问题的著述中印下了一位“光明使者”的身影，他的许多论述，至今仍有显而易见的借鉴意义。
然而，与理论的光明相伴的是现实的黑暗，周作人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对社会上种种压迫妇女的现实和毒害妇女的观念所进行的揭露与批判，在他的文章中占有极大比重，这也正是编录者标题为“黑暗”的该书第二大类的内容构成。知堂笔锋所及，几乎包括了旧时女性生活屈辱和苦难的各个方面，但他并非止于暴露，而是与此同时以一支犀利泼辣的文笔向摧残女性的恶势力猛烈开战。佛家“不净观”和儒家“祸水论”的阴险荒谬，社会上才子与流氓的庸俗卑劣，“大丈夫”与“大男子”形象所体现的男性中心思想，假道学掩盖下的对女性的淫杀等等，均在周作人讨伐之列；而家规，妇道与缠足给妇女造成的不幸，由性的买卖、性的独占所带来的女子痛苦以及法禁、谣谤和刀兵之下的女子灾难等，则引起他极大的同情与关注。他紧密结合妇女生活实例，对形形色色的黑暗景象所赖以滋生、蔓延的社会土壤、特别是男性中心的社会意识进行了尖锐而深刻的剖析和批判。
例如关于“不净观”和“祸水论”。周作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佛教的“不净观”在现实中生活化以后，往往成为片面的、只适用于女子的观念，即仅仅把女子的性生活、性存在视为秽恶。于是，在一些有着流氓气和小市民气的男人看来，“女人是娱乐的器具，而女根是丑恶不祥的东西，面性交又是男子的享乐的权利，而在女人则又成为污辱的供献”。(146页)可悲的是这种低级的佛教思想深入民间，对中层以下的妇女毒害尤深，以致使她们铭心刻骨地自卑自苦于自己的存在，自轻自贱于自己的生命，终于从“不净观”中领取了“女人的永劫的苦难”。而儒教对女人的性的存在实际上也作“不净观”，将之视为“祸害”，“这一派的教条是：假如男女有了关系，这都是女的不好，男的是分所当然的，因为现社会许可男子如是，而女子则古云‘倾城倾国’，又曰‘祸水’。倘若后来女子厌弃了他，他可以发表二人之间的秘密，恫吓她逼她回来，因为夫为妻纲，而女子既失了贞当然应受社会的侮辱，连使她失贞的也当然在内。”(342—343页)周作人将男性中心社会性道德的残酷赤裸裸地揭示在世人面前，正是这种性道德同反动的政治暴力结合在一起，将女性的生命存在变为受不尽的苦刑。奴役女性成为男子的天职，驯服地为男人提供性的享乐则是女子的义务。不尽这个义务是大逆不道，尽了这个义务也丝毫不能减轻女性的秽污和罪恶。中国封建社会所实际奉行的双重道德使广大妇女沦为“两重的奴隶”——既受阶级压迫又受男性奴役。她们所受的苦难、所蒙的屈辱不仅是家庭中的，而且是社会性的；不仅是肉体的，而且是精神的。
周作人在揭露旧道德狰狞面目的同时能够深入到传统男性的心理，进行大胆而准确的解剖。为什么玩弄女性与憎恶女性会由男人一手包办？他认为这是出于淫心与杀意的相融相汇。一方面是“差不多看见女字便会眼角挂落，现出兽相”的色情狂，一方面是“变态的残忍”——对女性痛苦的赏玩。他说：“……语云，饱暖思淫欲，似应续之曰，淫欲思暴虐。一夫多妻的东方古国，最容易有此变态”。(32页)对此，他在一系列文章中结合种种令人触目惊心的生活实例做了极为痛切的批判，其锋芒不仅指向蓄妾、宿娼，而且指向对女子缠足的嗜好，对女尸的赏鉴题咏，对屠杀半裸女犯的极大兴趣……周作人毫不留情地揭开旧道德温情脉脉的面纱，掘出它的根底——野蛮的变态的性心理。与此同时，他并不曾忽略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对妇女命运的重大影响，他关于造成女界千年黑暗的历史渊源、社会背景以及性心理因素的认识是全面的。基于把女性当作同等的人的原则立场，他反对一切反科学反民主的妇女观，反对一切对妇女的性奴役、性迫害、性玩弄，反对一切愚昧的性观念和残酷的性道德。其姿态之坚决、攻击之全面、否定之彻底，在同时代人中是相当突出的。
《女性的发现》最后一大类题为“怎么办”，这是对有关女性解放的具体途径的探讨。旧时代，当一个穷人家的女孩子出生落地时，旁观者常不免生出“怎么办”之感——想到可能等在这条生命前面的买卖、奴役、遗弃……“真不知道活着是好是坏”。归根结底，“女性的发现”之真正完成不能只是个别人的觉悟，而必须有整个社会基于一定经济结构变化之上的意识更新。周作人对此是明确的，他深知妇女问题是全社会的问题，妇女运动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部分，“如不达到纯正的共产社会时，妇女问题终不能彻底解决”(360页)。但是，早年的周作人由于并不相信以群众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功的可能性，因而曾对妇女问题的最终解决陷于茫然和悲观。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婚姻法等有利于维护妇女利益的法令颁布实施后，妇女生活出现的新气象使他受到鼓舞。然而，即令此时，他也没有把妇女解放看得过于简单。周作人一贯认为，妇女解放有经济的和道德的两方面，而后者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前者。因此，建立合乎人情物理的性道德事关重大。在他看来，“凡不必要的束缚与牺牲之减少即是文明的信徵，反是者为野蛮。一民族的文明程度之高下，即可以道德律的宽严简繁测定之，而性道德之解放与否尤足为标准，至于其根本缘因则仍在于常识的完备，趣味的高尚，因是而理知与感情均进于清明纯洁之域。”(359页)这里提出了性道德状况与整个民族文明程度高低的关系，并且指出了生命个体为建立新型性道德而应当努力的方向，即“常识的完备，趣味的高尚”。在周作人，这决非泛泛而谈。数十年间，他为此用心良苦，始终将引导女性向这方面努力作为帮助她们实现自觉自强的必要条件。他所说的“常识”有很明确的含义，这便是要求“科学思想的养成”，对女性而言首先的一点则是“知道你自己”。为此他还进行了精心的设计，为女子教育列出了甚为详细的科目和课程表。与此同时，他一再呼吁有见识的男性能够“哀妇人而为之代言”，同情女性苦难，理解女性立场，不仅自己以健全的思想看待女性，而且为在整个社会树立起正确的妇女观做些有益之事。不过，总的说来，在关于女性出路的讨论中，周作人并没有对“怎么办”拿出十分确切的意见，得出十分肯定的结论，他的回答常显得诚恳热情而又信心不足，他实际上只限于指出：至少应当这样办。这种回答方式或许令今天的读者难以满足，但只要略加回顾我们民族近几十年的历史，只要联系我们周围女性生活的现实，就不能不承认，面对真正解决妇女问题的复杂艰巨，面对这条道路的坎坷漫长，知堂当年思考的沉重与谨慎不是没有道理的。
作为对知堂妇女论的汇总、编辑，《女性的发现》分类合理，线索清晰，既能依据周作人妇女思想的内在联系，又便于当代读者对他的妇女观的理解把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编录者为该书写有一篇精湛的导言，对周作人的妇女观作了全面而透辟的介绍和分析，颇能给读者以启发和教益。应该说，时至今日，“女性的发现”在中国仍是一个有待继续完成的重要的社会课题。无论是在“把女人当作与男子同等的人”的意义上，还是在“把女人当作与男子不同样的人”的意义上，都还有大量的事要做，女性的更为普遍的自觉自强也有待于进一步努力争取。从这一角度说，也不难看出知堂妇女论所显示的思想魅力。
(《女性的发现——知堂妇女论类抄》，舒芜编录，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年二月第一版，6.80元)
乔以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