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夏衍老在四合院豆棚檐下纵谈今古，我从老人的娓娓叙述中，多少体味出杨度这位近世奇人的些许个性。杨度晚年沉浸于禅心秘境，颇为把握禅学“以不变应万变”、“以入世为出世”的界线与机巧。打开所著《虎禅师论佛杂文》，扑面而来的净是玄语禅机，鬼气逼人，而掩卷品思，其语总不脱凡尘俗世而又不陷入风月荒诞。杨度甚至斗胆颠倒六祖慧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之偈语而歪批云：“菩提岂天树，明镜岂非台，本来安所在，即在此尘埃”。并擅自点化众生曰：慧能不过是“以空破有”，而我虎禅师则是“即空即有”。以“有”说“无”已把禅语空宗断却尘缘妄念的基点砸得粉碎，而以佛境说大同，更使杨度难分幻境与真实的界度。近世湖湘之人似乎总是难断尘缘，难入禅境，曾国藩即曾因挣扎于禅境边缘而呕血。所以杨度未从“丑剧”中完全脱身而出以遁入空宗，而又于“正剧”中扮一角色，以致后期生活大放异彩，倒并非没有一点前后思维的沟通与群体的共同困惑为其根基。其实，从帝制巨魁的“丑剧”转为市井国土的“正剧”，我们不难从禅境里悟得杨度真性情的一丝线索。
杨度受晚清经学大师王<SPS=1816>运“帝王之学”的熏染，颇有乃师之风。他十三四岁时就常宿于王家，被许为神童。王<SPS=1816>运未显之时与诸贵人游，恐不受礼遇，常常高自标置，一生不受人慢，而成名之后，更喜夸诞海口。钱基博云其“貌似逍遥，意实矜持”(《中国现代文学史》)，而杨度也曾被人视为“露才扬己，高视阔步”。(《杨度手书日记》)一次偶然翻阅唐宋八大家诗文，竟然弃书自叹，说这些千古传诵的文章“真乃儿戏”，认为自己幼时，即已能撰此类之文，他们居然“亦为名家，真乃可怪”(《杨度手书日记》)。杨度自诩文章几乎能独步天下，只是承认不如“掌门人”王<SPS=1816>运诗辞的“哀艳灵逸”和其经说及《湘军志》自成一家之言，总算能折节自认于天下英雄中坐第二把交椅。杨度狂狷不羁，胆敢傲视点评天下英雄文章，只有挚友夏寿田以一句“平生推佩惟有杨郎”，方换来杨度的一声谦逊之叹：“午诒(夏寿田)能狂，我仅能狷，实不如彼，愧斯言矣”。叹声内外仍不失狂生本色。(《日记》)
“逍遥”与“经世”自古本是一对矛盾，而王<SPS=1816>运偏以老庄说“帝王”，一派舍我其谁的假潇洒，以致害得杨度也一度大谈起：“百际布衣无际会，不烦劳作武乡侯”(《逋亡杂诗》)这些言不由衷的苦闷话。实际上王<SPS=1816>运说老庄自有缘由，年轻时他曾劝曾国藩南面称帝与清廷对峙而未果，自尊心大受打击，大发了一通“纵横志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的牢骚，便一头扎入庄禅圈内；搞得“湘绮弟子，莫不高谈魏晋，不暇旁求”(《草堂之灵》)，杨度也学着王氏的样子“尽心听莺并看花，无心无事作生涯”。(《偶然作》)似乎真的做到了“帝师王佐都抛却，换得清闲钓五湖”。(《逋亡杂诗》)实际上庄禅给与王<SPS=1816>运迟暮哀叹岁月的抚慰，和对“一生不受人慢”的心理补偿，恰恰是杨度“经世”内力崩发而出的精神枷锁。翻阅杨度手抄日记，庄禅心境的空灵透彻与士不得志的憔悴悲凉，几乎成了早期杨度心弦喋喋不休的变奏，一忽是矜傲隐士的一派深沉，大做自我安慰云：“余乃湖南一布衣耳，身处田间，本无心于名利，不召自至，又何为乎，进攻以礼，非比举棋，出而不正，亦何补于天下，不如无出矣”。一忽又做浪漫悲歌，抚琴自啸之态：“山烟向暮，寒水待月，忽觉满目苍茫，欲作穷途之哭。人以我为旷达，不知直以眼泪洗面，士不得志，岂不悲哉，归来闭门向月孤吟，久不能寐。”有一次饭后杨度与王<SPS=1816>运同归“登舟坐谈时变，几于击楫中流矣”。以致被“掌门人”责曰：“近名之心，又非隐居求志之所宜也”。
杨度与王<SPS=1816>运常于联床夜话中纵评风云大事，有一次他把小船舶于潇湘门外“竟得一舱，与王师对卧……纵谈彻晓，觉天下大事确有把握”(《日记》)。至于点评人物之得失则更是时有妙语奇论，如讥诸葛而扬周瑜：“隆中三分之策，幸而获成，功名之会，岂非命哉！诸葛平生不善用兵，而名垂宇宙，其能不如公瑾，窃晒乎！”(《日记》)再如“掌门人”量弟子之才而估天下事，认定夏寿田似曾国藩，杨度似胡林翼，然合乎办事，知必有济”，思路奇拓浪漫，自我感觉良好，倒大似一首书生狂想曲。今人看来，这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与似乎不知天高地厚般的浪漫满洒，正如点点逝去而仍在飘逸的落暮余辉，让吾辈后人羡慕的发狂。
戊戌年间，当杨度入京应试终于有了操练“帝王之学”的机会时，他仍不改高视阔步的老脾气，常徜样于公卿之间，自鸣曰：“余诚不足为帝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这种守株待兔式的自我推销术，与正轰轰烈烈奔走于宫廷之间的粤人康有为等公车士子相比，矜持的君子之风溢于言表。当杨度终于觉得“余身在此不能无言”应有些惊人之举时，便做了一篇《大阅赋》，他自己解说赋中“以寓讽谏班扬之遗意也”。而直言极谏只适于在明主当政的时候“昏朝以沽名则可耳，不纳则受其殃，正宜曲喻而已”。杨度一路活动于京官翰林之中，甚至一直撞入大学士徐桐之门，却无一人肯为之代奏光绪帝，气得他大叫“翰林可笑如此”，回到寓所，喝去几壶闷酒，自然大发了一通“相如虽有上林赋，不遇良时空自磋”的感叹。由于治学路径和经术运用的不同，杨度素来轻视康有为一辈人的活动，自言“三代以下唯余能言经术，又非他人所能也”。几乎把“掌门人”排除在外，又称“康长素所著书，余此时固已不屑，余不敢轻量天下士，亦不敢妄自菲薄，有成与否，要之皓首而定”。
王<SPS=1816>运把玩“帝王之学”，总梦想在乱世云烟中钻个空子以谋取卿相之位，这就像一位啸傲山林的隐士突然会巧遇刘备，一而再，再而三拉他出山，这位隐士却又摆出一付山野村民不识世务的样子，摆够了谱才翩然而出。“帝王之学”这一巧遇，二摆谱，三出山的神话模式表面大有程咬金三板斧想劈出个帝王基业来的味道。可王<SPS=1816>运给杨度规定的从寄情野趣到出山为相的马拉松式纵横术，时间拖得未免太过于漫长，自然不如康有为干脆抬出个“假孔子”，自己也做起“素王”教主来得痛快实在，也够刺激。
王<SPS=1816>运虽以擅长“帝王之学”自命，一生却是摆谱的时候多，让人看中其纵横之才时少，“帝王之学”却似挂在狗肉店前的羊头招牌，反而变成了一幅自诩清高的资本。这对王<SPS=1816>运倒不失为一种退身之阶，对当时尚血气方刚的杨度无异于一剂苦药。上奏《大阅赋》失败后，杨度曾做了一首《渔父辞》自比屈原聊以自慰，中有“屈原被放游江滨，踟蹰泽畔自伤神，……柳志含情恋故都，尚冀君心念遗逐，渔父闻言笑且行，世人虽醉君岂醉；长歌鼓罢逐波去，沧浪之水何时清”。并自注云：“微变渔父之意，以期自道耳”，尚未入仕就发起了屈原之叹，至于诸如“亦知道不行，未作扬波叹”(《渡海诗》)之类的牢骚和“富贵非我好，军国非我筹”(《咏怀》)之类的自我安慰，就更是举不胜举了。不难看出，“禅中虎”杨度一直想跃出王<SPS=1816>运的行者圈套，然浸染既久，思路却始终如一，一旦认准袁世凯“霸才”可恃，就翩然而出，从“卧龙”孔明梦想摇身一变而为丞相诸葛了。不想掌门人王<SPS=1816>运先仙逝而去，“霸才”袁世凯又随之归天，君宪梦终于难圆。
杨度对袁世凯没有充分领略自己的“隆中之策”颇有微辞，题袁世凯挽联云：“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内中深意仍持以君宪为共和的观点。在杨度看来，“明公”袁世凯作为“新权威”尚不够资格，坏了自己的大事。“共和”与“君宪”之争本身在近代就是个打不清的官司。“共和”往往会蜕变为国会议员的老拳相向而使斯文尽扫，“君宪”又往往缺乏对“霸才”的制约系统，从而导致国家兴废尽在“君主”一言之中，而丧失了其本初的监督意义。杨度以“霸王道”纵横术诠释“君宪”的内涵，确实给人一种文化的厚重感，因为当时中国人并不真正理解共和为何物，他们只能通过自身文化传承这面镜子去反窥其意义。时髦的西方名辞毕竟只是一种抽象的梦幻，而看得见觉得着的却是政治体制内的权威运作。西方民主的真正涵义之一是建立对权威的制衡系统，而杨度头脑中的“帝王之学”又确实缺乏建立民主制衡的零件，其君宪理论对权威意义的阐释正是中国传统“内在理路”的反映，这种阐释的“历史合理性”本身就体现出了近世知识分子的困惑与悲哀，从中真能让人体味出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滋味。
近世历史人物对政治取向的选择，平心而论，都有其传承自身文化内在逻辑发展的现实意义，故很难一时以“善”“恶”优劣等价值来衡量。杨度与梁启超舌战于时务学堂就喻示着两人对变革走向的不同选择，其中之原委亦很难以新旧之争的成说一笔带过。据《日记》载，有一次杨度乘入长沙城寻师未遇之便，访谒梁启超于时务学堂内，二人在堂内纵论《春秋》之学。交谈伊始，火药味就甚浓。杨度对梁启超不言王<SPS=1816>运之经学深感不满，称“其学盖私受廖平而不曰王门者，欲为立名地耳”。因为廖平是王<SPS=1816>运的学生，不言王学就等于自立门户。当知道时务学堂章程“学生各受孟子，继读春秋以合公法时”，杨度认为：“以此为学是欲张门面以骗馆地耳”。两人愈争愈烈，声调越来越高，“论辩甚多，词气壮属”。这场口舌大战持续了很久，杨度直至“昏暮方去”，梁启超主要想利用《孟子》中的“心性”观念搞思想启蒙运动，重点落实在讲学办报等层面的活动上，杨度则从湖湘学派和“帝王之学”的功利观念出发，认为《孟子》一书一点也没有拨乱的作用，只是乌托邦的空谈。比如说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见到一小孩落入井中，一般人就会动恻隐之心。杨度说那是后天习成的善心，并非他的本性，如果一个小孩见到另一个小孩掉进井里，未必有这种反应：“况孔氏谓性近习远，孟氏则曰性善，孺子入井，见者恻隐，习也，非性也。孺子乍见孺子，必无此矣。”有趣的是，当这个观点遭到梁氏的反驳时，杨度叹曰，“其人年少才美，乃以春秋骗钱，可惜，可惜！”然后扬长而去。数年后，杨度曾撰诗给梁启超回忆当时情景：“曩余初邂逅，讲学微相忤，希圣虽一途，称师乃殊趣”，并断言“大道无异同，纷争实俱误”(《饮冰室诗话》)，最终算是和梁启超讲和了。梁启超自然也摆出了谦和宽容的姿态予以回应：“呜呼！……风尘混混中，获此良友，吾一日摩挲十二回，不自觉其情三移也。”似乎已遗忘被攻击“以才气骗钱”之往事。
生活中的杨度言行之奇诡常常出人意料之外，杨度之子杨公寿结婚时，杨度赠其子一本六祖坛经，嘱其细读体味。以佛经赠子倒是颇能昭示出他的晚年心境。世人逢婚礼均以财物相馈，杨度偏以佛典相赠，此是一奇。更有奇者，杨度在婚礼之上赠其子及儿媳各一句话，他对杨公寿云：你应视妻如老太婆；对儿媳言，你应视夫如叫化子。真乃一言警世，愧杀今人。在当今女子寻夫常常非蓝眼睛不嫁之境况下，回味此语真是禅意深长。
杨度之妹杨庄素有才女之称，名列“湖南四大怪”之中，诗名仅次于诗僧寄禅和尚，然自嫁给王<SPS=1816>运之子后，因心高气傲，常受其夫妒嫉而遭殴打，杨度曾慨叹只能教导其妹，而不能教导妹婿。有一天杨度与两位友人夜宿于舟中，四更天时，这两位朋友起而坐谈，说到少姬(杨庄)恃才傲物，应该加以训导，正像取瑟而歌，必须使琴瑟合于歌律。另一位言道，女子显露才能，应该助其一臂之力。杨度句句均听在耳；只是装睡不知。杨度后来写的哀江南句中有“丑妇常美婿，奇女多庸夫，世人虽自媚，安足配彼妹”。自称为得意之句，不知是否有感而发。
杨度的潇洒常表现于置大雅之论于大俗之情中，琼筵羽觞，清歌妙舞，劳人思妇，枫叶绕船的古典情境，被杨度于上海张园点化为道德之语：“坐中无妓，心中有妓，乃能不愧屋漏，为正心之要也。”并戏称：“不知程明道当此更做何言”。细品其味，摄心之要全在于君子好色而不淫，而不在于放浪形骸的魏晋风度，看上去仍不失”禅中虎”入世如出世的玄境，这使杨度虽置身于友人夏寿田、李砥卿死去活来的爱情大战中而心静如水，同时也仍不妨偶题“人颦似花敛，人笑似花开，依屏若羞看，临池觉自窥，蛾眉正窈窕，红袖且徘徊，花前喜郎至，翻嗔何晏来”(《上海观妓诗》)之类的艳诗丽句，并为夏寿田撰句遥寄上海名妓吴云娥：“更谁郢客怜高曲，忍令吴娃泣故衣”。时夏寿田高中榜眼，远在京城为翰林院编修，短期内很难至上海与吴云娥相会，杨度也不妨代吴氏捉刀，做《相思曲》一首：“杏花楼畔送君行，杏花落尽未南征，强向花间伴人笑，还来月下忆君情。自怜薄命喜君贵，恐君弃妾如流水，百大千寻海水深，不如愁人别离意。”当时杨度友人李砥卿与夏寿田同恋着吴云娥，而吴云娥却依恋着夏寿田。杨度认为“夏李相让，李尤心醉，然性情不合，终归无成，为友为妓，两不可欺”，并撰长律《罗敷行》一首晓示李砥卿，中有“新知旧爱两难遗，敛袖提笼未忍归，陌头一曲报君意，路人莫比秋胡妻”之诗句，喻示吴云娥的矛盾心情。由此我们了悟，透过“尚拟一挥筹运笔”(《奉和虔谷先生》)的纵横家意象，去寻觅观照“风流诗酒，游戏潇湘际”(《为易硕甫题画》)的书生襟怀，才能发见“这一个”“皮肤脱落尽，惟余一真实”的杨度。
杨度一生潇洒，也一生困惑，名士风流与帝师王佐之念几乎贯穿于天涯浪迹的一生中。据夏衍老的感觉，即使后期参加到革命行列中，杨度也不失儒生禅士的本色。他的襟抱与潇洒，飘逸与困惑，似乎已凝聚在这晚年的两句自述中：“市井有谁知国士，江湖容汝作诗人。”
一九九一年五月于胜古南里
(《杨度集》，刘晴波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6.60元)
杨念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