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先说主体，圣翁的诗和词。圣翁勤学，底子厚，由既冠之年起就写旧体诗词。我是直到一九五七年才看到，那是他的夫人胡墨林逝世，他写了几首悼念的诗，用蜡纸刻印发给出版社职工的(其时他兼任社长)。当时的印象是，情深辞朴，确是文如其人。其后到一九八四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印了他一本《我与四川》，是他的哲嗣至善、至诚兄弟选编的，我得到惠赠的一本。内容分四辑，第一辑书信，第二辑日记，第三辑散文，第四辑诗词，收旧体诗词八十四首。我读了，专说诗词，我感到有特点，这特点是为人的反映。为人，圣翁是人之师表，或说世之师表，表现于诗词，是否也可称为世之师表呢？这问题很复杂：作品是人所作，它有牵连性；但它已成为作品，又有独立性。幸而当时没有人要我发表意见，想想也就放下。现在不同了，拿起笔，箭在弦上，像是难得不说长道短。可是左思右想，又不宜于由长短方面下口，自己无此能力，一也；文章千古事，得失(作者的)寸心知，二也。不得已，只好退一步，用案而不断法，至少是案而少断法，说说读的过程中大致想了些什么。
读要面对书，由书说起。书名已经表明，是选，不是全。选得不多，才一百五十题，二百一十七首，比《我与四川》所收，还不到三倍。我深知，圣翁手勤，而且前后七十年，所写即使不像陆放翁那样多，也总当上千或超过吧？舍多取少，推想还是来于圣翁的为人，过谦。看玄常兄的序，知道选注工作是八十年代初做的，完成以后，请圣翁看，圣翁说：“等我死后再说吧。”尊敬不如从命，所以直到一九八八年初圣翁作古，旧事重提，注的范围扩大，又过了两年，才付印问世。收这一点点，也就只好读这一点点。作品是按时间顺序排的，始于一九一三年的《游拙政园》(五古)，终于一九八五年的《六州歌头》(慢词)。这样排，诗词杂见，有好处，是更适于知人论世。知人论世主要以诗意词意为根据，但是，至少是就圣翁说，以瓶子装酒为喻，瓶子的形貌有特点，也就同样值得注意。这所谓形貌，包括体裁和辞章两项，具体说是体裁奢而辞章俭。奢指各体都作，以诗为例，古体近体，四五七言，长篇短篇，应有尽有且不说，间或还写柏梁体(句句押韵)，甚至独木桥体(韵字用同一个)。我的体会，这少一半表示兴致浓，多一半表示学业富。学业与商业是一理，勤总是可以致富的。可是表面看来也怪，这富的情况没有扩大到辞章，我的意思是，诗与晚唐相比，词与南宋相比，都显得过于朴，过于平。这好不好？三言两语说不明白，因为不能不刨根。那是圣翁的诗论(当然也适用于词)，散见于笔下的各处，集中见于《论诗绝句十二首》。论是兼及内容和表达，以下也就只好混而言之。
作诗词，据我所知，多数人偏于从众，少数人偏于独行。独行是我行我素，所以少，是因为一，难，要在采百花而成蜜之后；二，一般还要有理论支持。圣翁属于少数，有理论支持的少数。这理论是什么？《论诗绝句十二首》主要用不赞成怎样怎样的形式，表现得明明白白。这不赞成的，大致是旧时代文人惯于在诗词中吟咏的，那是(第)一(首)，叹老、叹贫、叹人生如梦的无病呻吟；二，自吹为陶彭泽、王辋川的附庸风雅；三，不离钗钏的香奁体；四，词句晦涩，意境迷离；五，悲秋赏菊之类的旧调重弹；六，可写新事物，但希有；七，须写真情意；八，以险韵、和诗之类争奇斗巧乃舍本逐末；九，不必求过于深远；十，与其写高隐，不如写民生；十一，与其写个人哀乐，不如写民生疾苦；十二，用典对偶之类技巧无何价值。这论，再说一遍，显然是圣翁为人的反映，其精神是正，是实，是厚。表现于诗词，由写作到成品，都是一，除格调之外，不走昔日绝大多数文人的老路。这是由消极方面说。由积极方面说是二，要写正大的真情意；三，技巧是余事，亲切感人是大事，所以语句无妨浅显坦率。
显然，这样写出来，就不能不有特点。这特点，凡是多读诗词(多数出于昔人，少数出于今人)的，都会感觉到。感觉来于比较(也许是无意的)，或者说，来于多数与少数的比较。上面说，圣翁的诗词(论和作)是不走绝大多数文人的老路，这就命定，比较之后，被挤到多数之外。多数人是写传统的诗人之诗，因而我们读，就会嗅到杜工部或李义山的气味。写词也一样，我们读，就会嗅到秦淮海或吴梦窗的气味。读圣翁的诗词，很少嗅到那样的气味。依传统，我们称那些为诗人之诗，词人之词；如果也依传统，如何称圣翁的诗词呢？我想从《论语》中借个称呼，是“躬行君子”之诗之词。这个称呼容许往两个方面领会：一个方面是高，因为其下还有话，是“则吾(孔子)未之有得”；另一个方面是异，即非传统的诗人之诗，词人之词。高加异，如何评价呢？还是躲开评价，只说特点。想举最显著的，计有三项。
一是正。正襟危坐的正，因而就没有香奁气，甚至儿女情长(不是没有)也不写。这，作为特点，很突出，因为传统的诗，尤其词，至少是男士所作，总是难于远离闺房翠袖的。证据可以来于事或史。传世的，最早的三百篇，开卷第一回就写“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其后是“求之不得”，还“辗转反侧”。这，依旧说(孔子删诗书)，是圣人不废男女；依新说(乐工所唱)，是士大夫至于庶人，都爱听这个调调。此风下传，乐府诗是接近小民的，却有最儿女情长的《子夜歌》《读曲歌》之类。文人，李商隐、韩<SPS=0044>之流不用说了，就是老杜，人尊为诗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外，间或也写“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甚至“何年诏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傍”。词是花间、尊前所唱，香奁气就更重，因而高才如苏东坡，偶尔放笔，写“大江东去”，不少人讥为非当行；要走二晏的路，写“今宵剩把银<SPS=1142>照，犹恐相逢是梦中”， 李易安之流才会点头。证据还可以来于理。诗词是写情的，所谓儿女情长，是说最深最浓的情，常常与儿女密切相关。“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有情无妨抒发，或应该抒发，是“率性之谓道”。可是，由情而来的问题太多，而且常常过于严重。情生于欲，照荀子的看法，欲之后是求，求之后是争，争之后是乱。这就可见，情虽然来头大，却也可能损人，甚至损已。怎么办？圣哲都在这方面大费心思。释迦以为应该灭，老庄以为应该寡。儒家代表常人，以为应该节制，即发乎情，止乎礼义。但这类事也是话好说，行就很难拿得稳，尤其准。原因是，情力量太大，常常是欲节制而力有所不及。世间的不少坏事和苦难是由这里来。所以圣哲又推重德，要求为节制而宁可矫枉过正，如宋明理学家就是这样。于是由生活缩小到诗词，对于香奁和儿女情长，取舍的态度就有了不同。取有多少，以词为例，柳永取的多，欧阳修取的少。但都是取。取又占了多数。今代还是这样，如郁达夫，写“南国固多红豆子，沈园差似习家池”(《南天酒楼钱别映霞两首》)，俞平伯，写“看翠袖，对红裙，旧情疑假又疑真”(《思越人》)，都是不避儿女情长。圣翁就不同，写人事往还，所重是朋友一伦，选本中随处可见。万不得已，躲不开夫妇，如悼念胡夫人逝世的《墨亡》五律，是这样写的：“同命四十载，此别乃无期。永劫君孤往，余年我独支。出门唯怅怅，入室故迟迟。历历良非梦，犹希梦醒时。”情很深，却属于宋儒所谓天理一类，合适不合适且不说，总是罕见。还有更罕见的，是一首以《红豆》为题的七绝，词句是：“连天芳草倚栏时，人自相思豆岂知？万语千言复何益？却凭红豆寄相思。”推想多读诗词的人见到这样一个题目，会设想，这回可以欣赏“此物最相思”的意境了，结果却是一场空，因为圣翁竟从玩笑方面下了笔。圣翁就是这样的人，不是不理解香奁，是心太正，或者借用禅宗的话，是自性清净，其中不再有卿卿我我的那一套。这就诗词说是否太过，值得研究；就为人说，总是太难了。
特点之二是热。热心求好的热。好，包括各方面的大大小小的一切。如人己、心物，是各方面；国事、耕稼，是大，子孙、花木，是小。热来于为人的厚。张目看外界，多看到可敬可爱的一面，是厚。推重好，并相信一切尚未好的可以变好，也是厚。这样的心意表现为行，是已欲立而先立人，已欲达而先达人，或进一步，舍己为人。上面说，圣翁是躬行君子，属于儒家，却无妨借用佛门的词语来形容，是菩萨心肠。这种心肠，读选本的诗词，几乎每一首都可以碰到。大题目如《长亭怨慢》“颂抗战将士”是，小题目如《仿<古乐府>书满子所闻车夫语》，同情车天的生活艰难也是，大量的与友朋往来，推心置腹还是。与心情的不香奁或不写香奁的正相比，这热是积极的，其极也至于忘我，所以就更高不可及。高，借助于鼻，容易嗅到，借助于口却难说。只好用比较法试试：
家常言语真心意，读来深印心儿里。本色见才华，我钦新凤霞。人生欣与戚，自幼多经历。尝诵闯江湖，文源在斯夫？(《菩萨蛮》赠新凤霞)
正似及时春帖子，羌无故实紫罗兰。途栽春种逢歌德，帘卷西风薄易安。沧海曾经人未老，青衫初浣泪偷弹。不须更唱江南好，幽咽泉流水下滩。(《赠紫罗兰》)
前一首是圣翁作，后一首是郁达夫作，所赠都是女演员，圣翁的心情只是钦佩，可以算是有人无已，郁达夫则“江州司马青衫湿”，名为写人，却自己占了上风。诗词是抒情的，也许就应该自己占上风。这里还是不谈上下，只说特点，至少是我觉得，读圣翁的诗词，总是感到，情上面还有个更重的东西，那是德；就是这德，使圣翁的诗词成为躬行君子之诗，躬行君子之词。
特点之三是朴。质朴无华的朴。在所有表情达意的形式中，诗词的本性是有华的，或说多华的。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为例，用韵，平仄变换，是(声音的)华；词语有色彩，不平实，是华；用典，对偶，还是华。这好不好？可以比喻为易蓝衫为五颜六色的时装，至少是在趋时的人的眼里，没有什么不好。欣赏荆钗布裙的究竟是少数。因而诗词的传统，由三百篇起，直到现在，拿起笔，谱平平仄仄平，除了格调之外，都注意辞章；只有极少数，如陶渊明、王梵志之流，或少放松，或多放松。放松，也许是反诗词的本性，所以唐宋以来的人作诗填词，以画法为喻，用青碧的多，用白描的少。在这方面，圣翁又成为少数，是不管传统，我行我素。其表现是：一，字面不求绮丽；二，造句不求流利；三，措辞不避白话。各举一点点例。一，字面不求绮丽的：
除日共餐年夜饭，拨机为摄合家欢。一衣带水往还便，送别无愁再见难。(《赠大川完三郎》)
成都忆，缘分不寻常。四载侨寓弥可念，几番重访并难忘：第二我故乡。(《望江南十首》忆成都)
二，造句不求流利的：
差喜今秋丰稔又 咱们洵有因缘颇 其景宛我自幼亲今朝始获晤谈深
三，措辞不避白话的：
悲欢交并愿它真 荡胸云气没腰雪 还是抄书好 电话何号码
像以上这些，如果以传统诗词之作为准绳，就可以说是有异道气。这异，由以上介绍的诗论可以推知，是来于有意求朴，不是不能华。如下面一首：
曳杖铿然独往还，小桥流水自潺潺，数枝红叶点秋山。渐看清霜欺短鬓，稍怜瘦骨怯新寒。中年情味未阑珊。(《浣溪沙四首》之一)
置之淮海、清真的作品中，也可以无多让了。
诗词说了不少，转而说选注。诗词原有多少，不清楚，选无话可说，只好单说注。总的印象是好。说好的理由有二。一是与作者合得来。圣翁一生从事文教活动，始于教小学，养成循循善诱的习惯，或说信念，讲话，为文，总是合情合理，平易近人。诗词注正是这样，浅易而详尽，与圣翁的循循善诱是一路。理由之二是由效用方面看，确是可以为读者扫除一切疑难。所以能这样，是因为还想了新法，帮助读者往更深远处领会。这新法，主要是诗词之后，“注释”之前，加了一项“本事”，说明作此首的因缘以及写作的情况。如《水龙吟》寿王了一八十那首词，本事是这样写的：
圣陶先生一九八○年六月九日日记云：“前些时北大三位教师来，言拟于八月间为王了一先生作八十寿，征文刊印纪念论文集，并举行座谈会。近日已将发起此举之启事发来，发起凡十五人，余居其首。余不能作学术论文，只能勉作一词，付装裱，届时赠与了一。近日半夜辄醒，醒即念及作词，眠时因而减少。到今日傍晚，居然作成《水龙吟》一首。仍拟请平伯为余评改，因录出寄与之。”十三日日记云：“平伯来信，已将余寄与之《水龙吟》评改完毕。评语极中肯，改笔有极佳之八个字。大致余作诗词俱嫌质实，而平伯善为空灵，我所远不能逮者。立即作书答之，告以既欣且感。”十五日日记云：“平伯书来，赞同余从其所提意见，选定修改《水龙吟》之语句。于是此词即算定稿，只馀写之一事矣。”
看到这样的新型注解，我不禁想到，如果古人的诗词之作也有人有能力并肯如此不厌其详，像李商隐的《锦瑟》之类，就用不着古今这么多有猜谜瘾的人大猜其谜了。这种性质的注解，还有不以本事的形式出现的。如《挽鲁迅先生》七律第七句“‘相濡以沫’沫成海”，注释引圣翁自注是：“(鲁迅)惠书云：‘聊印数书，以贻同气，可谓“相濡以沫”，殊可哀也’。”这样注明，读者就会知道，这用的是鲁迅先生原话，其中还有可哀之情。又如《鹧鸪天》“颇惊宿鸟依枝久，亦讶行云出岫迟”两句，注释引圣陶先生自己解释，宿鸟指(抗战时己方的)飞机，行云指对付敌寇的具体计划，如果不注，读者就不会知道这是隐语，并非写景。再如《游拙政园》“杀人弃沟壤”一句，注释引圣翁致陈次园的信，说这件事指袁世凯之杀害陈翼龙，如果不注明，读者会理解为泛指，与作者原意就有大距离了。总之，选注的注，好，不是一般的好，因为还有创新路的特点。
写到此，可以交卷了，忽然什么机一动，来了怀疑主义：说通篇好好好，看官会不会以为这是出于世故，受人之托，不得不忠人之事？最好也说点另一面的。用力搜索，只有注释中，极少数，其确切性似乎还可商。只举两处，都是与《庄子》有牵扯的。一处是101页注“诗心亦圣心，君乃旦暮遇”的“旦暮”，说“自早到晚，即任何时候”。这样注，意重在“多得”。我的体会有小别，是“难得而竟得”。这里是用《庄子·大宗师》的典，原文是：“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意思是太难了，幸而变为易，就无妨看作旦暮。我的私见，注明出处，用原意，强调难，诗意会深入一层。另一处是135页注“盛时孰愿故步封？”的“故步封”，说：“故步自封，墨守陈规，不求改进。亦作‘固步自封’。”几乎任何人都知道，这是用《庄子·秋水》篇的典(原作学行，故行，后皆用学步，故步)，照本书注释的体例，那就以注明为是。而一注明，则“固步”的“固”就成为错别字。我深知，圣翁在语文方面特别认真，是不会将错就错的，因而这条注的厚今薄古法就可商了。商，“应该”与领衔编注的陈次园商，“最好”与作者圣翁商，可惜二位都已经作古，逝者如斯，又有什么办法呢！
(《叶圣陶诗词选注》，陈次园等编注，开明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四月版，5.40元)
张中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