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研究的基础是文化研究本身，是对特定的文化和亚文化的特质甚至世界上所有文化的特质的研究。假如视“文化”为生活方式的话，则几乎我们举手抬足都可能是跨文化的行为。不独美国人到中国来旅游是跨文化的体验，岭南人到华北平原工作也是跨亚文化的体验；不独基督教徒与佛教徒有文化观念的鸿沟，崇信男子统治地位的人与推重男女平等观念的人也有文化沟通的困难；不独纽约人与印第安人有文化差异，就是北京都市里住四合院的人与住新居民区二十层高楼里的人之间也有文化心理的区别。美国教授理查得·波特和拉里·萨莫瓦根据文化差异由大到小的变化列出了一张表：表的一头代表差异极大，如西方文化与亚洲文化，次一级的是意大利文化和沙特阿拉伯文化……表的另一端是差异最小的两种文化，如环境保护主义者与强调社会发展的人，等等。因此，从某种非常绝对的意义上讲，研究跨文化，实际上是研究文化；而我们的许多日常行为，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跨文化的行为。甚至足不出户，也难回避与不同文化的接触。且不说域外的商品越来越多地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作为载体，它们带来了出自不同文化的信息)，就是每天的电视节目，包含了异常丰富的跨文化的信息刺激。跨文化经历，已不是如在交通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的时代是少数人的事了；跨文化经历的密度和频度的迅速增加，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趋势。
跨文化接触的增加，意味着文化冲突的增加。而在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背后，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矛盾——文化的多元性与文化的现代化的矛盾。它涉及到两方面的合理性的相互冲突，即文化多元存在的合理性和现代化文化的合理性之间冲突。这是困扰跨文化沟通研究人员、跨文化沟通的参与者甚至广而言之——困扰当代人类的一个根本问题。
有一个美国经济学家在回顾他的治学生涯时说，他曾对建立某种整齐划一的世界经济很有信心，但当他读了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以后，便放弃了这一想法，因为《文化模式》一书使他了解到，如此之多的文化类型使类似的世界性统一体的想法显得很不现实。(见《美国经济学家》一九九O年春季号)
这个经济学家的思想经历，是一种有象征意义的说明。第一，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人们对于世界上文化多样性和多元存在并没有足够的认识；第二，只是在世界上各个部分相互依赖程度的增加，在人对于世界进行新的整合的要求变得强烈的时候，这种文化多元存在才变得醒目起来；第三，文化多元存在的顽强的生命力和自身的合理性，使许多富有理想色彩的世界主义想法不得不望而却步。
对文化多元存在和文化的多样性的揭示，是人类学家的重要贡献。从泰勒、博阿兹到玛格丽特·米德、克利弗德·吉尔茨，田野调查这种直接掌握原始文化部落的文化行为材料的方式，一直是人类学家所坚持的重要工作手段。对人种学的研究，揭示了一个与文化的多样性同样普遍存在的现象和心理倾向——文化中心主义(ethno centrism)。
文化中心主义的含义是，特定文化的成员倾向于相信自己的文化优于别的文化。在文化中心主义的作用下，人们习惯性地甚至下意识地用自己文化的价值观去判断别的文化及其成员的行为方式。这是极为常见的现象。美国妇女会认为伊斯兰妇女过于禁锢，而穆斯林会认为汉人毫无敬神之心。在行动中，往往会出现把自己文化的价值观强加到另一文化成员身上，或自以为某一行为天经地义而实际上在异文化环境下可能大逆不道，或者以自己文化的解释方式去解释不同文化的符号和行为，从而歪曲原意的情形。所有跨文化沟通的研究者都认为，文化中心主义是不合理的，它妨碍沟通，轻则引发文化的误会，重则激起文化冲突，因而无论在认识不同文化的时候，还是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都应该坚决克服文化中心主义。
这种观念的正面表述，便是文化多元存在合理性的命题。对这一命题的论证，只强调各种文化的历史的和环境的发生原因不同是远远不够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不同的文化，从功用和优越性上讲，是互补的。
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对于上下文(context)和含义(mean-ing)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文化中的区别的描述(第44—54页)，颇有助于我们理解上述命题。
依照他的划分，信息可以按其对上下文的依赖程度分为“强调上下文的信息”(highcontext message，简称“高信息”)和“不强调上下文的信息”(low-context message，简称“低信息”)，这两种信息构成一个连续集的两端，其间有着相当的过渡阶段。举例来讲，一对双胞胎自幼朝夕相处，一起长大，他们之间的信息传递相对于法庭上的两位素昧平生而仅由于某桩案件而一起出庭的律师间的信息传递，就要经济得多。前者是高信息沟通，后者是低信息沟通。
不同的文化沟通对上下文的强调是不一样的。在上述的连续集中，美国文化虽然不在最低端，但相对处于较低的位置。而它比日耳曼一瑞士文化、德国文化、斯堪的纳维亚文化更强调上下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文化则处于连续集的最高端。在美国人看来，汉字的象形、会意、指事、形声等等构字方式，都是高信息系统的体现，甚至汉字的不同的书写——书法，也成了一门艺术。我们常说“字如其人”，便是对于汉字能蕴含比字义本身更多的内容的能力的表述。(也许英文的书写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字如其人”的效果，但肯定没有汉字这么突出，这又恰好证明了汉字所属文化的高信息系统特征。)又比如围棋这一中国传统的娱乐竞技形式，也比诸如国际象棋一类的棋类游戏蕴含了更多的信息，它不仅因可以表现出奕棋者的水平和性情而称“下围棋”为“手谈”的习惯说法，甚至还可以传达出阴阳、动静等等哲学意念。
霍尔的研究表明，高信息系统比较稳定，不易发生变动，而低信息系统则不够稳定，容易发生变动。
我认为这一研究结果很有意义。比方说，人们不禁会想到：是否有可能找到一条途径，把两个系统的优点结合起来，即既能不断地调整和变革，又能保持相当的稳定性？我们由此可以产生许多类似的要求：把西方文化的现代化节奏同东方文化的宁静和谐结合起来，把追求终极的前进意识同天人合一的循环意识结合起来，把改变山河的征服欲同顺从自然的天命观结合起来……
这种互补性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地呈现在历史进程的同一个断面上。比如说，只是在现代化的历程已经同许多文化结合在一起，在推动人类的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等现代弊端后，另一些文化中的尊重自然、顺从天意的价值观就显出了对现代化进程的补充作用。这种对于文化多元存在的合理性的认识，将随着人类的跨文化交往越来越频繁而更加深入。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面对令人叹为观止的众多的文化群落，人们不禁会问：各种文化之间是否有一种可以分出优劣高下的文化进展系统？换句话说，是否有统一的标准来判定文化的等差？
人类学家倾向于认为每种文化都是某种适应和成功，倾向于鼓吹文化的相对主义。但人类的生物学的共性却不断地使人探求文化上的共性。事实上，从人道的原则和标准出发，可以发现许多共同特征的线索。
比如，人的身体健康的意识就不只是某种文化专有的。恰恰相反，象饥荒、暴力这样的现象，在不同的文化中都有共同的含义。不同的文化都视贫穷、物质感受的不舒适、对身体的伤害为坏的东西。在这些现象面前，不同文化的界限就十分模糊了。
有相对主义者会争辩说，就是象“伤害”、“不舒适”这样的概念也是因文化而异的。例如，有的印第安人就经常从事一种自我折磨的活动。一些印第安人剁下手指关节，并让箭扎进自己的皮肉，箭杆用绳拴住，绳子另一头拴在水牛头骨上，如此自我折磨的人便牵引着水牛头骨绕行村庄。还有一些印第安人非常看重勇敢，战俘若能忍受严酷的拷打而不显出难受，便会受到折磨他们的敌人的高度评价。
但是，实际上，这些印第安人并不是以折磨自己为乐的。他们也崇尚更长久的生命而不是迅速的死亡。自我折磨只是为了制造某种幻觉，因为他们相信这可以为他们带来好处和力量。因此，自我折磨并不是一种愉快的放纵，而是一种有目的的忍耐。这就好比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为了达到某种医疗目的而常常不得不忍受治疗的痛苦一样。
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会给人们带来的统一的世界文化的想法，对相当多的文化人类学家来说，是一场毁灭文化多样性并造成空白和单调的恶梦。但是，空前的物质进步已经大大激发了人类的想象，延长了人类的手足，开拓了人类的视野。人类在失去旧有文化的多样性时，正在享用现代化文化的多样性。也许，一句迹近神话的调侃并不是不值一顾的空话：假如有一天北京和华盛顿的人都讲同样的语言，住同样的建筑，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食物，听同样的音乐的时候，火星上也许已出现了一个与我们迥然不同的城市。
伴随着上述的两方面的合理性，我们面临进退维谷的境地。
以全部的智慧和心灵的敏感，我们在进行跨文化接触时应该尽力把文化中心主义从我们的意识中摒除，尽管它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将必然时时显露出痕迹。因为，文化的生命力使我们相信，具体的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将是所有文化丰富和发展的条件。可是，另一方面，现代化又是人类的福音。
假如有一个可以从具体的文化上(如现在的现代化与之结合的欧美文化)剥离下来的抽象的现代化文化，则以这一文化为准绳的实践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化中心主义的行为。而文化中心主义是业经证明应予摒除的、违反世界愈益相互依赖的潮流所要求的行为准则的。而同时，正是世界相互依赖的潮流使我们不能够为守住具体文化的全部地盘而游离于现代化进程之外。
据说，最为闭塞的安达曼岛的居民偶尔发现冲刷到他们岛上的空汽油桶，他们把汽油桶拦腰切断，做成可用来烧饭的锅。这种情形是很难反过来设想的。发达社会的人是断不会用岛上的用具来做成自己可用的东西的。但有趣的是，岛上的用具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文化的审美物品。
这看起来出现了我们所期待的可使我们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文化流动的有益的对称。但只要稍加思考就会发现，希望这种对称普遍存在，是不切实际的。
到这里，文化的选择已成为一个道德问题。这种情形，很好地表达在一个法国儿童梅莱娜·若罗的一首诗里：
假如地球是方的，
孩子们就有角落藏身。
但地球却是圆的，
我们不得不面对世界。
据说这首诗被刻上了一只水晶球，而这只水晶球被飞船投入太空。
一九九一年六月北京西八间房
(本文所举引文及实例，均出自Inter Cultural Communication:A Reader，Wordsworth，1988。)
张跃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