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企业出版，指出版业以外的企业，以不特定多数的读者为对象，从事正规的出版活动。泛泛而言，企业出版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PR杂志，其历史大概能追溯到明治初年。“PR(public relations)志”这个名称是一九五七年开始使用的，那以前呼之为“机关杂志”是直译欧美house magazine一语。这种刊物本来以宣传商品为目的，因读者寥寥，一九六○年代革新了内容，不再“明火执杖”地自我宣传或广告商品，而是把企业所拥有的技术知识、情报、经验等，即企业的文化，传达给一定范围的人们。这样的“企业文化志”，作为企业与社会的接触点，对于树立企业形像具有重要的作用。有不少PR杂志办得相当有影响，如一九五○、六○年代的《洋酒天国》(寿屋即现在的三得利刊行)，其编辑开高健、山口瞳等人，后来都成为相当有名气的作家。
一九七七年，正当石油冲击之后，经济不景气，综合商社甚至被斥为万恶之源，这时，夸耀日本综合商社的情报网仅次于美国五角大楼的《时差就是金钱》问世，一版再版，以至于成了一个社会现象。作者是三菱商事广报室，不过，此书已不属于PR之类，而是面向大众的一般书籍。这就是“企业书”的滥觞，由此，企业出版进入第二阶段。这几年，此类图书每年有一、二百种上市，时有轰动，引人注目。新日本制铁能力开发部著《日本——其态其心》、住友商事人事部编《机灵OL常识集》、日商岩井广报室编《英语要胆量》、三并银行人事研修所编《女职员教养法》等都畅销一时。据说，当出版社带着《英语要胆量》的选题计划找上门时，编不编这本书，在日商岩井广报室意见不一，反对者担心会有损企业形像，赞同者则认为，正是秘密主义招致对商社的批判，应该积极地公开情报，以情报还原社会来取得社会理解。这种把企业收集、积累的情报作为社会的共有财产加以利用的意识，似乎应该是企业出版的理念。住友商事人事部出了本《机灵OL常识集》，企业没掏一分钱，名字却随着图书广告出现在报纸的头版二版上，随着图书广为流传，影响所及，若换算成宣传费，相当于三亿日元，为此人事部获得了社长赏。如果说企业出书一开始是被动的，在有意无意之间，那么，往后越来越主动，则因为看中了拔高形像、传播名声、兴隆生意的作用吧。
其实，出版“企业书”是出版社求之不得的，那原因主要是对企业有所期待，期待它买书，买上两千册、三千册，就不担风险了。何况企业所蓄积的情报，质与量都是出版社望尘莫及的，而企业作为“作者”，其综合能力更不是单个作者所能比肩的，因此出书的成功率相当高。企业有钱财有人材，PR杂志上常常有高水平的连载，为开发选题、发掘作者而绞尽脑汁的出版社将其单行本化，如同“摘桃子”，何乐而不为。然而，出版界始料所不及的是，企业出版忽地推进到第三阶段——不假手于出版社，赤膊上阵，自己弄起出版社来了。现在言及企业出版，大都是指这一阶段，可谓之“企业出版社”阶段。
当然，企业办出版并非始于近年。例如，早在一九四六年，松下电器产业就创立了PHP研究所，通过出版物宣扬松下幸之助的人生哲学，很有些名气。从一九七六年，该研究所的出版范围更扩大到一般图书。一九六三年，鹿岛建设系统设立鹿岛出版会，于一九七八年开办了日本三大书店之一的八重洲图书中心。一九八一年三得利收买了TBS不列颠(拥有一百四十多人的出版社)。但这些出版社的兴办归属，当时毕竟是个别现象，而一九八○年代后半以来，好似一窝蜂，几乎行行业业抓出版，形成了一股“企业出版热”。如日本电气、积水住宅、新日本制铁、塞拉金笔(文具生产)、资生堂、日本航空、日立造船、东陶机器(卫生设备生产)、三田工业(精密机器生产)、日本电信电话、阿尔特曼(结婚服务)、日清食品、出光兴产(石油销售)等公司，或在企业内设立出版部门，或投资给一般的出版社，或成立出版子公司(孙公司)，纷纷涉足出版业。从出书内容来看，都极力避免企业宣传味儿，处于技术书与一般书之间，如积水住宅的积水图书馆出版局刊行《住居学体系》(百零一卷)、东陶机器的TOTO出版的主题是“都市·人·水”。这类图书往往是一般出版社不愿出或不能出的。若不以营利为目的，可以说企业从事出版活动并不是什么坏事。像味之素文化中心那样把企业的情报资产和研究成果(光有关食的文献资料就多达一万六千册)以“食文化论坛”丛书的形式付梓，赠送学校、图书馆和研究者，更获得好评。但事实上，出版界对企业出版忧心忡忡，这当中不无出版界的行业意识在作怪，但更大的原因则在于本来就竞争激烈的出版界感到了巨大的威胁。要知道，整个出版业界有四千五百来家出版社，二万多家书店，四十几家经销店，年销售额不过才两兆日元，刚够抵得上东陶机器或日本电气、新日本制铁之类企业一家的水平，根本不能与日本电信电话(五兆日元以上)、伊藤忠商事(二十兆日元以上)之流同日而语。出版界顾虑资金雄厚、人材济济、情报网发达的企业染指出版会打乱其一统天下，冲毁传统的理念与格局，也情有可原。
其他企业打入出版，有种种原因，甚至是出于对现存出版界的不满，认为他们置读者于度外，当先考虑的是能否销行，不足以信赖，需要用外界的刺激来促其革新。这话未免有一点“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的味道——企业可以不指望出版赚钱，把出版费用打入宣传费里，出版社却是要靠出书吃饭哩。实际上，企业出版为提高知名度，也必须在畅销上下工夫的。但本应是知的出版业也的确呈一副病态，越来越痴。出版社挂念的是自己的书能否成为商品，卖得动，而工商者流指责它没一心扑在文化上，这现象很有点意思。不过，要说大背景，归根到底，还在于所谓“文化时代”的到来。
日本战后为克服“物”的贫乏，提高生活水平，一直以大量生产和提供高质量的商品为基本命题。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开始要求经济以外的东西——心与文化，即“产物足而至文化”(福原义春语)。在两次石油危机(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八年)期间，人们的价值体系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一九八○年大平正芳在施政方针中提出“从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到了重视文化的时代”的观点。消费者要“为世界更美好而购买”，简单的广告或宣传已不能引动他们的心，对企业的好感度越来越左右购买动机。好感度取决于企业的“社会贡献度”。在“文化时代”，企业必须有文化性，把经营理念诉诸社会，借文化活动来塑造企业形像，这就是所谓CI(corporate identity)。作为CI战略的一环，出版当然远比建美术馆、音乐厅省钱省事，也比举办音乐会、体育活动影响久远，而且更具有文化色彩。可是，尽管“企业文化”一词已流行开来，但企业本来是人的经济化，是经济动物，竟舍得为社会为文化破财，居心何在，人们仍不免抱有许多疑虑。企业搞文化活动，说到底，不就是为了挂名做广告，更多地制造消费吗？人心叵测，要探究企业之心，似乎不妨读读这本书：《企业能成为文化的赞助人(patron)么》。
作者福原义春是资生堂老板。资生堂发韧于一八七二年，名字取自《易经》，经营理念也遵循中国的儒教，但创业之初，却是为引进并推广西方文化。起始是西药铺，到了热中于欧洲美术的第二代手里，由卖药转向生产化妆品，时至今日，大概日本女性没有未用过“资生堂”的吧。面向消费者的月刊PR杂志，以丸善(书店)的《学之灯》(现名《学镫》)刊行为最早，而《资生堂月报》在化妆品业属第一。后来改名为《花椿》，于一九五○年复刊，一九七○年印数达六百五十万册。资生堂历来标举企业文化，对电视、广播、电影、演出、展览等各种文化活动都颇为热心。一九八三年开设“现代诗花椿赏”，一年一度，奖励优秀的诗集；但奖赏是“特制香水<SPS=0226>”(副赏是百万日元)，便不免露出企业相。几年前开始与求龙堂“业务合作”，跻身于出版。
福原义春不同意“企业文化活动”、“企业文化战略”之类说法，因为真正的文化并不是以经济为主体的企业一蹴而就的，而“文化战略”更满是生意经色彩，应该称之为“企业的文化支援活动”。这种文化支援活动在日本也有些历史了，突出的特点是百货、商店举办各种文化活动。日本的百货商店竟拿出店面和费用弄画展什么的，曾使法国人大为惊奇。但有人批评企业是要借支援文化来冲洗浑身铜臭，也有人认为企业支援文化会扼杀文化的创造性，对此福原义春列举史实予以反驳，指出“赞助人的保护对学问和艺术的发展起过巨大作用”。他说：“要看美，要看新，要看真东西，好歹满足这种欲求的，是企业的文化支援活动。这不是为了弥补国家政策的缺失，也未必是基于认识到企业在社会中的作用的理念，而大概是一种企业家们要满足社会需求的本能对应吧。”对于企业来说，经营中的文化支援活动越来越不可或缺。
福原义春主张，经营资源是人、物、钱，以及企业文化。所谓“企业文化”，是“企业内的理性及感性资产的蓄积”，将其向外部传播，就是对社会的贡献，同时也成为内部人员的动力。基于这一观念，资生堂一九九○年设置了“企业文化部”，统筹本企业的文化事业。他强调必须改变日本企业及企业家的文化性贫乏，因为“世界上依然认为日本企业尤其缺少人性”。倘若日本仍是往昔的闭锁式小国，我行我素，或许别国人们并不怎么在意。但变成经济大国的日本到处输出商品，到处投资，其理念与行动在国际社会上为众目所瞩，而日本从未向世界显示过超经济的价值观，给人们留下的是暴发户的印象。“现在世界要求日本企业和日本经营者的是有表情的脸”。“日本工商企业人除了工作就没话说”，这种文化性贫乏，福原义春归因于国家的文化政策，即对于学校教育投资非常充足，却冷淡文化、艺术，未在生活中予以重视。
日本虽然是经济大国，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文化预算非常低。一九八九年政府文化预算，法国大约是二千亿日元，意大利是一千九百亿日元，英国是一千亿日元，日本才四百亿日元。一九九○年日本的文化预算为四百三十二亿日元，不抵一家中型企业的销售额，而且其中百分之七十五用于文物保护，现代艺术文化振兴费不足百亿日元。民间企业代替国家支撑着战后文化，但税制上却几乎没什么优惠政策。在这种经济繁荣与文化贫困的不平衡中，企业的文化支援活动五花八门。一九八八年秋，福原义春上任之初，百事待举，却毅然参加了议题为“文化与企业”的第三届日法文化会议，并认为是“自己的人生转机之一”。一九九○年，仿照法国，一些企业组织起“企业梅塞那协议会”，由福原义春担任理事长。梅塞那，取自法语Ménat,采用这么个生僻的外来语，是为了表示“义无反顾的纯粹的文化支援”。协议会成立后，从学术研究到文艺演出，请求支援者纷纷“杀到”，大有应接不暇之势，看来文化的确很需要企业这位赞助人。
读了福原义春的书，出版界或许能略略放下心来吧。若企业家大都像他那样，热爱文化、理解文化、支援文化，可能文化就有好日子过了。但经济这玩艺儿，真也难说矣，无怪日本人总惶惶然。
东瀛孤灯
李长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