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建树上看，作者根据自己的考证辨析，提出一些见解不同的新说，如对朱传誉先生关于塘兵由来之说的置疑，对明代朝报与邸报区别的划分，对邸报具有较高政治透明度的肯定等，都脱出了前人的案臼，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自成一家之言。在前人未及涉足的一些领域，如对明代告示的分类和影响的评价，对明代邸报在新闻业务上特点的阐述，对明代社会舆论与皇帝、与言官制度的关系及对私揭、匿名揭的分析等方面，作者都能够抉幽发微，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新看法。作者在中国新闻传播历史演变的大背景下，从宏观角度，溯古思今，比较和探讨了中国古代报纸为什么迟迟不能现代化及18世纪以来为什么原本相对发达的中国新闻传播业却逐渐落后于西方等为新闻学界强烈关注的重大问题，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上述这些成就，都使全书增加了理论份量和学术价值，不仅对于新闻史学研究，而且对于整个中国文化史研究都有很好的借鉴作用，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受到了新闻学界和史学界一些著名专家学者的好评。
当然，作为大陆第一本新闻断代史，严格说来，也仍有一些不足之处，除了对明代新闻传播业上承宋元、下开清季的巨大作用，作者未能加以深刻阐明之外，在某些学术观点上和考据上，似还有未必准确，值得商榷的地方。如对明代邸报抄传量与发行量的推断，对明代新闻业务的论述和评价方面都是如此。不过，这并不妨碍它作为新闻传播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也不妨碍它成为一本新闻史学力作。掩卷深思，我想，在这类内容丰富，给人以启示的著作面前，那些仅靠辗转编抄人云亦云而成的“史书”，是不是应该红了脸，快快逃开，入地三尺才好呢？
(《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尹韵公著，重庆出版社一九九○年八月版，5.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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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长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