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略像样的厕所，都有一定的高度。北宋朱或的《萍洲可谈》卷三，曾载元丰时一位叫胡宗甫的京官，其妻张氏悍<SPS=0231>异常，致使小婢云英“自缢于厕”。倘若厕所过低，自然是难以自缢的。也有少数厕所，盖的很低，甚至砌成小楼。这也是有些特殊原因的。元代的大画家倪云林，有洁癖，平素丫鬟、小使给他送茶、端菜、送饭，必需将茶盘、食盒举过头顶，以防止唾沫星，甚至呼出的浊气，污染了他的食物。如厕时，他十分讨厌臭气，怎么办？据《云林遗事》记载，“其厕溷以高楼为之。”登楼如厕，排泄物深落楼底坑中，自然是闻不到恶味的。但是，若非腰缠万贯，谁又能享此“小楼昨夜舞东风”的清福？而至近代，某些城市、集镇上所建厕所，有时建为楼，则主要是利用人们的好奇心理，招徕方便者；因为粪便可卖给乡农施肥，是一项可观的收入。四十年前，笔者在建湖县上冈镇读初中，常与同窗不惜穿街过巷，走好长一段路，到一座挂有“一上楼”匾额的厕所内解手，其时童心未泯，大家嘻嘻哈哈，一边登楼，一边连声说“有趣，有趣”。前一些年，我在香港也见到过一座类似的厕所，看来几经风雨，几度春秋，也是“老资格”了，或许始建之初，厕主的本意亦在此也。
为了消除厕中臭味带来的困扰，古人也想过种种办法。其中有两位名人，值得一提。一位是晋人王敦，在舞阳公主家的厕中出恭时，看到厕边漆箱中盛有干枣，他觉得奇怪，自言自语地说：厕所内还摆吃的东西。于是“<SPS=0167>之至乃尽。”(《世说新语·纰漏》)，其实，这些干枣是用来塞鼻子、防臭气的，乃某些晋代权贵之风尚。可惜王敦不知原委，遂成笑柄。另一位是恶名昭著的慈禧太后。据已故明清史专家孟森教授《记陶兰泉谈清孝钦时事二则》一文记载：光绪癸卯(一九○三)三月，慈禧以恭谒西陵为名，试行新建的铁路。陶兰泉奉北洋大臣袁世凯和会办商务大臣盛宣怀的指示，在车中购置十分豪华的设备，并专为慈禧特制了临时厕所，“床侧一门，启之即如意桶。如意桶者，便溺器也，底贮黄沙，上注水银，粪落水银中，没入无迹，外施宫锦绒缎为套，成一绣墩。”(《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粪落水银泻无声，设计之巧，不能不使你佩服。但除了作威作福，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的“老佛爷”外，谁又能使用这样匪夷所思的特种厕所呢？是的，据《明史》卷三○八记载，严嵩的党羽鄢懋卿“性奢侈，至以文锦被厕床，白金饰溺器”。但他毕竟还不懂得水银的妙用，故尚不能享受“老佛爷”的如厕之福。
古人崇尚节俭，即使有钱的人家，厕内多半无灯、烛照明。宋人陈师道的《后山谈丛》卷四，说寇准“性资豪侈，自布衣夜常设烛，厕间烛泪成堆”，可见连寇准这样的名流，在厕内多点了几枝蜡烛，也要被人诟病，落下话柄。
今人如厕用手纸，而古代平民，很少用纸，乡农或用稻草，或用芦苇片，或用青草、瓜叶、豆叶之类，甚至用泥块、瓦片。据明人胡应麟撰《甲乙剩言》记载，安平人上厕所时，“男女皆用瓦砾代纸，殊为呕秽。”其实，讥为“呕秽”，太过分了，因为“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 各地有各地的生活习惯。甚至有的人贵为帝王，如厕也不喜用纸。《北史》就曾记载齐文宣王嗜酒淫<SPS=0639>，肆行狂暴，大便时竟让宰相杨<SPS=0392>给他拿着厕筹。厕筹是何物？元人陶宗仪说：“今寺观削木为筹，置溷圊中，名曰厕筹。”(《南村辍耕录》卷十二)其作用，即便后擦粪用。其实，不仅是削木而成，也有用竹片的。据谓厕筹是从印度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的。犹忆三十多年前，不才在复旦历史系求学时，同窗中有位印尼侨生陈君，告诉我爪哇等地厕内皆有小竹片，人皆喜用，而不买手纸。看来，热带一些地区至今仍风行此物。不过，平心而论，从卫生角度看来，手纸的优越性，是厕筹之类难以比拟的。而纵观历史，用手纸最奢侈者，是明朝的一些帝王。其实，他们用的并非纸，而是专用由四川进贡的野蚕丝织成的特种帛，用后即弃。这该耗费多少人力、物力！直到孝宗朱<SPS=1286>樘时，有个宫人觉得这样糟塌帛，实在太可惜了，便将厕所内已用之帛捡起来，洗涤干净，缝成窗帘、床帷之类。有一天，孝宗看见后，询问究竟，宫女如实相告，孝宗也认为用帛擦粪确实“殊可惜，即数以纸代之，停所进贡”(谢肇<SPS=0663>：《五杂俎》卷九)，这样一来，终算结束了明宫如厕用帛的历史。
对于都市来说，人口密度大，厕所的有无、好坏，关系着市民的健康，同时，也维系着观瞻；从这个意义上说，厕所实在是都市文明的重要窗口。从历史上看，明清时的都城北京，厕所极少，几乎是满街狼籍，臭气逼人。明人谢肇<SPS=0663>的《五杂俎》卷三谓：“今大江以北，人家不复作厕矣……京师则停沟中，俟春雨后发之，暴日中，其秽气不可近，人暴触之辄病。”在该书的卷二，谢氏更直接指出：“京师住宅既逼窄无余地，市上又多粪秽……故虐痢瘟疫相仍不绝。”明末作家王思任，曾写《坑厕赋》，副标题是“虽厕亦屋，虽厕亦清，惟越所有。”在感叹之余，描写京城无厕之苦道：“愁京邸街巷作溷，每昧爽而揽衣。不难随地宴享，极苦无处起居。光访优穆，或内逼而不可待。裨谌谋野，又路远莫致之……”(《文饭小品》卷一)真是维妙维肖。明代的幽默大师陈铎，常居京师，编过一本滑稽月令，在二月下，极尽嘲讽京城太脏之能事：“是月也，壁虱出沟中，臭气上腾，妓靴化为鞋。”(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三)读来真让人忍俊不禁。清代的北京，在这方面，虽略有改进，但仍然问题严重。嘉庆时阙名的《燕京杂记》，曾写道：“京师溷藩，入者必酬以一钱，故道中人率便溺，妇女辈复倾溺器于当衢……以故重污叠秽，触处皆闻。”“便溺于通衢者，即妇女过之，了无作容，煞是怪事。”如此肮脏，与堂堂京城的身份，是太不相称了！名城开封的脏、乱，也相当出名，而江南的绍兴、镇江、吴淞等城、镇的厕所，则比较干净。
坑厕既然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关系密切，也就必然会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汉代吕后残酷迫害戚夫人，将她去眼，<SPS=0743>耳，饮以<SPS=1161>药，砍掉手足，“使居厕中，命曰人彘”的故事，是尽人皆知的。而赵襄子如厕执豫让、汉高祖刘邦在鸿门宴上如厕召樊哙等史实，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掌故。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李六如老先生，在所著《六十年变迁》中，曾记述北伐军将领在军行途中，每天早晨在上马桶时，顺便讨论军政大计，被誉为“马桶会议”，成了北伐史上的佳话。北宋的大文豪欧阳修曾对人说过：“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归回录》卷二)显然，欧阳公晨起如厕际，即文章构思时也。坑厕还是某些文士即兴创作的场所。清初文学家王士<SPS=1293>撰《池北偶谈》卷十五载：“世传夏忠靖公奉使江南，与给事张某共事，一日张登厕，公戏之曰：‘解衣脱冕而行，给事给事。’(急、给音同)张应声曰：‘弃甲曳兵而走，尚书尚书。’(常输音同)”应当说，这副对联是对的很巧妙的。这则故事与宋人《墨庄漫录》张焘、赵九龄等的戏对，很相似，存而不论可也。二十多年前，笔者在上海有幸与前年冬天谢世的唐诗专家马茂元教授，成了牛棚同寅，一起劳改，挖防空洞。某日休息时，他告诉我：昔有二文人登厕时，论唐诗，以口占五言诗形容唐初、盛唐、晚唐诗之风格，诗需以如厕起兴、比赋。结果一人曰：“大风吹屁股，冷气逼肛门”，以此描摹初唐诗的博大、雄浑；另一人则曰：盛唐诗风深沉，恰似“板直尿流急，坑深屎到迟。”而形容晚唐诗风的两句，茂元先生忘了，真是可惜。更遗憾的是，当时我没有问马先生这则掌故的出处，现在山阳闻笛，是欲问不能了，为之黯然。倘蒙海内博雅君子告我，则幸甚。走笔至此，不禁想起宋代文豪苏东坡有关厕所的故事。东坡与和尚佛印友情深笃，时相往来。一日去访佛印，语言酬答，不觉坐久，忽然感到要去厕所，且甚急，拔脚就走。有一位行者见状，便随后送些茅纸给东坡。东坡喜其会事，次日以一本度牒舍与披剃。全寺僧人先是大惊，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他给东坡送茅纸有功也。不久东坡又访佛印，因而再去厕所。众行者喧哄相争，各将茅纸进前。东坡在厕内听到外面人声嘈杂，遂问其故，左右以实对，东坡哈哈大笑说：“行者们自去腹上增修字(原注：以福字代腹字)，不可专靠那屙屎处。”(苏轼：《问答录》。《宝颜堂秘笈》普集第二)东坡这番话，对那些一窝蜂争着拍马、捧臀者，不啻是当头捧喝！
古代稍像样的厕所，往往有匾，也有对联。明代某些厕所的对联，其贴切、<SPS=1832>永，往往使人拍案称奇。如：“古人欲惜金如此；庄子曾云道在斯。”“莫道轮回输五谷；可储笔札赋三都。”“纳垢含汗知大度；仙风道骨验方肠。”“官司不令多中饱；燕饮应知无后艰。”(褚人获：《坚瓠集》癸集卷三引《一夕话》)如果说，这些厕联属于阳春白雪的话，那么，清朝的这则厕联，则属于典型的下里巴人：据载，某生屡试不第，家中赤贫如洗，为生计，便在路旁建厕所一座，籍收粪以售资。他在厕上悬一匾，上书：“尽其所有”，又在厕所两旁贴上对联，曰：“但愿你来我往；最恨屎少屁多。”(徐珂：《清稗类钞》第十四册)何其赤裸裸也！笔者童年时，每见乡农在春节时往厕所贴春联，但不过是虚应故事，常常文不对题。曾见一农家厕所的对联是：“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真乃风马牛不相及也。相比之下，上述清人的厕联，虽俗不可耐，但论其贴切，不能不使你服膺。
坑厕与民间神话，也有关联。厕亦有神，但说法有多种：一种说法即羡慕李白而无李白之才，却常写些诸如“笑矣乎”之类歪诗，冒充是李白诗作，颇有点神经兮兮，最后失足死于粪坑的李赤。另一位即在村间广为流传的“紫姑神”。关于此神的记载颇多，大同小异。江淮春节期间。由少女持香烛至厕边迎紫姑，并用簸箕占卜年景、命运。占时由二村姑手扶簸箕，立于地上，然后逐一问神稻麦等收成，及婚姻等事，问一项，则松开手，如簸箕不倒，则表明这种作物将获丰收，或婚姻美满。近半个世纪前，笔者正值儿时，在建湖县蒋王庄，曾亲眼见到蒋三姐、王六姐迎紫姑的情景。两位姐姐都是村里数一数二的美人儿，又都很喜欢我。而今，三姐已逝，六姐老矣，真是“回首家山似梦中”了！说来惭愧，不才儿时颇淘气，以至六岁那年，竟淘到失足跌入粪坑，几乎灭顶；幸亏小伙伴蒋宝佐及时报警，家嫂闻讯赶来救起，才未小命呜呼。但老太太们见状，无不大惊失色，认为一定是遭到厕中某凶神暗算，从而断定我肯定活不过三年；又有好心人建议家母速用刷马把——此俗名也，即刷马桶的竹帚，盖与文革中风行天下的“铁扫帚”同宗——在我头顶猛击三下，庶几尚有活过三年之一线希望。“可怜天下父母心”，母亲深爱我，便立即照办了。现在想来，在乡民心目中，在厕内并非紫姑一神专政，还另有恶煞在；但我至今仍大惑不解，为什么要在我头上猛击三下？莫非追究大脑指挥失灵，才导致跌入粪坑，故需炮打司令部乎？但此举又与严惩暗算我的凶神有何关系呢？吁，不可知也。
最奇妙的是，据清中叶江南文人王有光的《吴下谚联》卷三载，坑厕前竟有土地神守护着，但并非防备登厕者不小心跌入厕中，像我当年那样在挣扎中对糟粕生吞活剥，狼狈透顶。而是将人们所食诸味，排泄于厕坑者“一一登记入册”，备阴曹地府在有关人士大限期满后，吊册查对。真是不可思议！评价这位厕边土地神的行径，也许借用北京的一句俗话，是再恰当不过了：吃饱了撑的！
八月三十一日改于京西八角村老牛堂
王春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