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很难说是认识冯先生的。生平只见过他老人家一面，那是在一九五六年底，我随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而他当时正在那里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专门来看总理。我也随着见了一下这位闻名已久的哲学家。事隔三十五年，纵然竭力回忆，也没有多少印象了。只记得他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的眼镜，留着一部大胡子。这时我已读过他的著作，知道他是讲究“气象”的，因此心里想，也许这就是“圣贤气象”吧。其他的，包括当时讲了些什么话，已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其次，我不是一个学哲学的人，可以说是直到近几年才有志于在这方面努力，为的也只是自己的安身立命，因此自问于冯先生所学知之甚少。看法当然是有的，但是也实在怕是以外行看内行，以浅议深，以小论大，难免于冯先生所常举的“瞎子摸象”之讥。
但是，我确实是受到了冯先生极大的教益。可以套孟子的一句话：“予未得为先生徒也，予私淑诸人也。”说起来，也有好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四十年代初。我在成都看到冯先生在抗战前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和当时正在陆续出版的贞元六书，可以说一下子就被引进了中国哲学的殿堂而震惊于其宏深广大。不过，我当时是一个以革命者自居的少年气盛的左派青年，正醉心于米丁的《新哲学大纲》一类的书，一面看冯先生的著作，一面也看报刊上对他的批驳，因此除了佩服冯先生知识之丰富与文笔之流畅而外，还谈不上对他的哲学有什么体会。
第二个阶段是一九五七年以后，我遭到了一场飞来横祸，有大痛苦，生大困惑，只有挤劳动之余不多的时间拚命读书以求解脱。当时，人家告诉我我的一切思想都是错误的，而我却既不能自非其非，也不能自是其是，无论怎样努力学习也不能澄清心里的混乱。有一天读到冯先生的书，里头有一句话说：“人们大多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却不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忽然有悟，然后再读书，再联系实际，思前想后，渐渐感到心里恢复了平衡和自主。我把这看成我在哲学上的第二次启蒙(第一次启蒙是一九三五年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第三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批林批孔。当时，在我看来，是非很分明，背景的来龙去脉也不难看清楚，不料发现冯先生也加入了批林批孔的行列，于诧异惋惜之余，也趁当时号召大家读书“坚持数年，必有好处”的机会，又认真读了一些冯先生的书与中国哲学的典籍。虽然冯先生对之作了一些自我批判与批判，我却仍然非我所非，是我所是。恰恰是这个时候，我进一步体会到中国哲学的伟大力量。
第四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八十年代。这时，许多人的兴趣已由破四旧而渐渐转向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了，议论之热烈，意见之分歧，为几十年来所未有。我原有的兴趣当然也因之更加强加浓了一些。这时，我又一次感到冯先生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贡献之巨大。
许多朋友(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发觉，要对中国的传统经典有所钻研，首先还是要向冯先生请教。他的知识最广博，鉴别最精当，介绍最系统，解释最明白。这些，都增强了我早就有的一个看法：把四书五经作为基本教材的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在清末解体以后，中国人要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一般来说，必须通过冯先生为后来者架设的桥梁。我常说，冯先生可超而不可越，意思是，后人完全可能，而且也应当胜过冯先生，但是却不能绕过冯先生。绕过冯先生，不但必然要多费力气，而且容易走弯路而难于深入堂奥。
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谈到，中国人在上世纪开始接触西方之初，曾不得不以中国的传统观念去解释西方思想，有似乎魏晋时代以佛学比附老庄之所谓“格义”。冯先生还认为，在西学东渐之时，谭嗣同是以中学比附西学，因为他懂中学多而懂西学少；严复是以西学比附中学，因为他先学西学而后学中学。两个人都是格义，而后者胜于前者，因为冯先生一向主张，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中西之分实际上是古今之异。西方先东方近代化，因此是今；东方落后了一步，因此是古。谭嗣同以古释今当然不如严复以今释古。在我看来，冯先生是中国第一个对中国哲学做到了融贯中西、通释古今的人。当然，所谓格义本来是人类认识的通例，冯先生的工作也不可能完全避免，但是“万事开头难”，这个“第一个”是十分重要的。
据说，迄今为止，在西方的大学中，凡开中国哲学课程的，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第一本必读书。我相信这是真的。因此，如果说中国人因为有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外国人因为有冯友兰而知有中国哲学，这大概不会是夸张。
近年来，渐渐有些青年人意识到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所知太少和自己的中文写作能力之不足了。当有人问我有什么办法补救的时候，我的回答首先总是：读冯著《中国哲学史》。理由很简单，从冯先生的书里，他可以花最少的时间得到最多的信息。而且冯先生是一个运用语言的大师，在以白话文写哲理文章方面，其才能可以说是冠绝一时。冯先生的书特别好读，已是学者的公论。因此，读冯先生的书不但可以了解中国哲学的精华，而且可以学会做文章的本领。
平心而论，与冯先生并世诸贤，对中国哲学钻研之深，考证之细，析理之精，已罕与冯先生比肩者，而能开广大法门为后学接引者，更无人能代替冯先生。尤其是因为这是一个中西交会，古今转变，中国人对西学所知甚少而对中学又几乎忘掉了的时代。
感谢冯先生给了我哲学上的第二次启蒙。但是我在遵照冯先生的指引，闭门造车的结果却得出了许多与冯先生不同的结论。
首先，冯先生以证明“理世界”的存在作为其哲学体系的基础。而我却无论怎样也无法想像这么一个理世界怎么能存在，反而同意冯先生不大同意的陆象山的话：在太极上加无极是“叠床架屋”。冯先生的理世界是通过分析共相得来的。在冯先生看来，只有共相是真的；而在我看来，只有具体的单个的事物才是真实不虚，共相无非是人运用思维能力抽象出来的。道学家所谓“一片天理流行”，在我看来，只是一片人理——人所赋予自然之理，而不是冯先生所说人之所以为人之理。冯先生爱说的方必有方之理，圆必有圆之理，飞机必有飞机之理，我也都只认为是人的思想对宇宙中万事万物的某种近似的模写、影像、猜测、甚至臆断。至于人之所以能思，我只能归之于孟子所谓“天之所以与我者”。人与天本来是一体，不过天有其全，人得其偏。人心通于天心，天假人以立心，人因心而知天。不过人之所知乃是从部分窥全体，所以永远是片段的、浅层的。我甚至不能同意冯先生所谓“一般与特殊的问题乃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的说法。我以为中国哲学的主流正脉是宇宙论和与之贯通的心性论，而不是冯先生以西方逻辑方法推出来的那种本体论。
冯先生说天地境界，对我启发最大。据说，先生认为自己生平立说，其他什么都可丢，唯有天地境界说不能丢。先生叫世人要认识自己是宇宙的一分子，确乎是究竟至极之论，将永远有裨于世道人心，而且能推动科学思维的发展。但是，每读冯先生所论，又总是感到不满足，总觉得冯先生在这方面采佛道之说多了一些，而阐孔孟之旨则尚有未尽。同于大化，同于大通，同于大全……这确实是极高明的境界，足以破流俗而励清操。但是在“直到先天未划前”之后，仍然要“不离日用常行内，”在这方面，无论从逻辑上推论，还是在实践中观察，仍然可以有迥乎不同的两个倾向：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而冯先生实在是太消极了些，他只是重复宋儒的话，在禅宗所谓“担水砍柴，无非妙道”以外又加了一句“事父事君，亦是妙道”。照冯先生所说，天地境界中人的所作所为与道德境界中人并无多大差别，差别只在其“觉解”高了一个档次。不但如此，冯先生还依宋儒之说，以天地境界来贬低道德境界中人之所为。他一面引孟子论浩然之气的话，“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承认这是天地境界中人语；一面又引朱熹的话说，“孟子所谓富贵贫贱威武不能移屈之类，皆低，不足以语此。”而我的看法是，天地境界中人正因为其觉解更高，其所作所为也应更高于道德境界中人。“千古艰难唯一死”，古今中外多少有德有才之人就因为过不了生死关而失德败行。而天地境界中人是不但勘破梦觉关而且勘破了生死关的，当然可以从根本上大大加强人知善的能力与行善的意志。可惜冯先生在这方面竟没有多少发挥，我一直纳闷，冯先生为什么不把“参天地，赞化育”作为天地境界的定义与目标。
所幸，冯先生承认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是天地境界。既然如此，我想我们不妨说，如果道德境界中人的行善只是出于社会责任感的话，则天地境界中人行善就应当出于“为天地立心”的自觉。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他的思想行动都要能推动人类历史合乎规律的发展，以顺应宇宙进化的大势。这个境界太高、事业太大，是一定不能如冯先生所说的那样“为无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的，也一定不是“只能顺受，不能斗底”。冯先生在其著作中所没有提到，而我以为最接近于天地境界中人之所为的，是《周易》所说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里一个“穷”字，一个“尽”字，一个“以至于”，都不是“大段着力不得”，而是要花大力气，下大工夫的，要如孔子所说“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直到死而后已的。正因为如此，才着得一个“命”字。这个命字，无论解作生命、命运、还是使命，都是天之所赋予者。我以为，只有如此认识才能说透天地境界的意蕴。
这样的天地境界才可以不被参禅谈玄、说油了嘴的和尚道士们拉虎皮作大旗。而且也只有如此，天地境界才能不但贯通作为中国哲学精华的道德哲学，而且包罗为中国之所短而为西方之所长的科学精神。总不能把牛顿和爱因斯坦这样穷究宇宙奥秘的大科学家排除在天地境界之外吧！立天地境界就应当真正在道德与理智两方面“立人极”。对天地境界中人来说，做道德的事与做理智的事都应当是冯先生所说的“替天行道”，在根本上是完全相通的，并不是两码事，不过如冯先生在论“才命”时所说，一个人为主客观条件所限，总是难以(或者竟不可能)得其全而已。
另外，如果天地要通过人来立心的话，也只有通过一个一个具体的个别的人。这与个人要“依照人之所以为人之理来生活”的思路也是不相容的，个人必须从“共相”中解放出来。冯先生的人生哲学把共性置于个性之上，不能不说是继承了宋儒之陋说。
我读书少，见道浅，如此立论，冯先生地下有知，不知能否首肯。不能忘记的是，即使我能补冯先生千虑之一失，也是受了冯先生启发的结果。
除了在一些哲学见解上不一样而外，我对冯先生处理人生问题的态度也有不同。大家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冯先生也跟着“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走了一阵。以冯先生平生陈义之高、任道之重，海内外不能无微辞。虽然如此，回想那天昏地暗，狂风暴雨挟排山倒海之势以来的岁月里，举神州八亿之众，能不盲从苟同而孤明独照者，屈指有几人？不少行辈年龄小于冯先生，精神体力强于冯先生，政治经验深于冯先生的共产党员，因为忍受不了而诉诸一死，其遗书遗言，甚至骨肉知交也不能辨析其真意，我们又何能求全责备于一个气血已衰的八十老翁。何况先生在此以前的二十年来一贯勉力于自我改造，一贯诚心地接受批判，也一贯努力想“阐旧邦以辅新命”。对横逆之来，除了“物来而顺应”外，实在也很难有别的选择。更何况冯先生后来处境之特殊，已特殊到“中国一人”的地步，可谓“蒲轮安车在其左，刀锔鼎镬在其右”。冯先生的选择不是不可理解的。
上面已经提到，我本来以为冯先生立天地境界采佛道之说多了一点。当此之际，冯先生想到的，是“与物冥而循大变”呢，还是“曲则全，枉则直”呢，还是“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呢？我想。
也许，先生一生以继往开来自励。在当时的情况下，先生一定也看到中国传统哲学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到了近乎灭绝的地步。斯文将丧，传灯何人？先生也许是想起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申论的“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那番道理，于是下定决心，宁为伏生而不为辕固生了。一九八二年，他八十七年的时候不是还赋诗明志：“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吗？当然，这也只是我的猜想。
最后，我宁愿把先生个人的遭遇，他的痛苦和悲哀，看成是全体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人民的痛苦和悲哀。大家都是过来人，谁又能说不是呢？
我认为，天之所以厄冯先生者或不为不酷，而天之所以福冯先生者亦不为不厚，锡以大年，使他能在否极泰来之后，还能以九十高龄写完都一百五十万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这真是学术史上的奇迹。
尤其可以引为幸运的是，冯先生竟然有机会在历劫重生以后写出了一生的自传《三松堂自序》，并且表示自己在批林批孔中没有做到“修辞立其诚”。还有机会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的自序中表示：“经过这两次折腾，我得到了一些教训……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我决定在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
三折肱然后为良医。好一句“不依傍别人”！这才不愧是“男儿到此是豪雄”！
我还没有全部读完《中国哲学史新编》，但是浏览所及，已经可以看到冯先生有许多对自己的突破。如修订自己过去“理在事上”之说为“理在事中”；又如引横渠之说将流行的把辩证法解释为“仇必仇到底”纠正为“仇必和而解”，不过是两个突出的例子而已。尤其可以令人称羡的是，先生在“耳目失其聪明”以后，依然“神明不衰”，保持着他历来那种晓畅明白，一下子就能把读者引进他的思维世界的文笔。也许有人会以为相对来说这并不那么重要，然而我却要说，“夫子循然善诱人”正是冯先生之所以能在中国文化存亡续绝之际成为“一代文化托命之人”的一大特点。
《新编》中还有一些因为评介哲学而不能不涉及历史的议论，虽然在流俗看来近乎离经叛道，其实也只不过是纠偏反正而已，而冯先生自己居然也称之为“非常异议可怪之论”。从这里，也许可以让后人理解那个时代对历史的扭曲和对人们的心灵的伤害大到什么程度。多年来人们以讹传讹的“封建”二字，冯先生过去是不用的，而现在则满目皆是，甚至按姚文元之邪说，把中国正轨的“封建”概念改为“分封”。从这里，人们也可以认识到，早年博学明辨，晚年强立自反如冯先生，也难于完全洗掉那个时代给人们的思想所造成的污染。
所有这些，都不足为冯先生病。倒是可以使人明白，要达到冯先生所提出的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大概就是指这一点吧！这里也许可以使人悟到，道学家历来为之争论不休的尊德性与道问学其实是一回事。最后，恕我冒叫一声，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心概念的“仁”，与被认为是从属的一些概念如“诚”、“智”、“信”都是相通的，需要后人在发展冯先生标举的“天地境界”说的时候加以圆通的疏解与诠释。
我手头有一份冯先生的年表(未定稿)。出于我意外而又对编者极其钦佩的是，其中包罗了冯先生一生可以被称为是“正面”和“反面”的各种活动。现在，《三松堂全集》正在出版，我衷心地希望编者能把冯先生一生的文章全都搜集进去，不论是他“自家体贴出来的”还是跟着别人批判自己、批判别人的文章。孔子说“观过知仁”，这些文章对后人的启发将是极大的。冯先生在中国出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以后生活了将近一个世纪。如果说，这个转变如我们现在所假设的那样，要花二百年才能完成的话，那么冯先生所经历的大概刚好是中间最艰难也最复杂的一段。就思想经历(不一定是生活经历)而言，也许不会有比冯先生阅历更丰富的人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勤于著作的冯先生留下的不仅是他自己对真理的探索，还是历史的记录。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今天在世的和将要出生的中国人都可以从冯先生的遗书中知所取则，知所取镜。
记得冯先生在某个地方引用杨椒山的就义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平生未了事，留与后人补。”以为这是天地境界的一个范例。现在冯先生既逝，就他自己来说，不过是返归太虚，浑然与物同体，既无所谓生死得丧，亦无所谓哀乐荣辱。照横渠“生吾顺事，没吾宁也”的说法，冯先生劳碌一生，著书满架，现在已得到了永远的休息。但是，对于作为后人的我辈来说，确实还有继续他的事业的责任。从冯先生的哲学看，对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无过于“为天地立心”。当然，从总体上说，凡人的思想言行无不是“为天地立心”，但是无论如何，哲学总是最重要的。科学、文学、艺术……都要通过哲学才能表示出对宇宙的觉解。因此，后死者的责任就是要使中国先圣先贤所不断创造继承的哲学传下去，并且使之不断得到净化与充实，发展和光大。
我相信经过冯先生和后来的哲人解释和发挥的中国哲学一定可以成为“最哲学的哲学”。我这话是“接着”冯先生对“经虚涉旷”和“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解释而说的。后人的解释也可能会同冯先生所说有很大的不同，不过大概都会从冯先生的探索过的路子得到正面的或者反面的启发。
我相信中国哲学一定可以成为“最科学的哲学”。这种说法可能会引起争议，因为自五四以来，已经有过很多有价值的探讨，论证中国哲学是非常不利于科学发展的哲学，冯先生本人就写过这样的文章。但是我认为这些论证只能说明中国传统哲学在过去曾起到化解科学思维的作用，而并不是说中国哲学在将来也会阻碍科学发展。恰恰相反，中国哲学把宇宙看成一个生生不息的有机体，最能与最新的科学把宇宙看成是处于进化过程中的观点互相发明。
我相信中国哲学一定会成为最普遍的哲学。当然，历来的哲学都自以为是能范围天地、弥纶宇宙的理论，但是事实上各民族、各时代的哲学都互有长短。这不但是由于各民族的哲学都带着本民族文明初起时留下的胎记，也是由于以有限的人窥测无限的天所不可避免的“偏至”。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大概也还会如此。但是在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冲激而荡涤掉附着在自己身上的污垢以后，中国哲学将是最能帮助人们去认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哲学。
所以说“最”，是因为这无非是一种比较。拿宇宙的尺度来看，人类还只是在幼年时期。中国先贤所盼望的“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将来大概是会出现的吧，但是拿人的尺度来看，这却还是相当的遥远。因此，是否会由于一个统一的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一个统一的普遍的哲学，还是以不忙作预断为好。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到了那一天，也会是冯先生所论证的一个“和而不同”的局面，各种学说争鸣齐放，也许比现在更加热闹，决不会是“一道同风”“万喙息响”的局面。不过中国哲学，就其最根本处说，实际上代表着中国人的原始观念与思想习惯，也就是中国文化的遗传基因，中国要现代化，要赶上世界先进地区前进的步伐，不在中国哲学中开发出其绳绳相继而又可以日新又新的精华来，是极难推动或者引导十二亿之众前进的。西方曾有哲人说过，“没有历史的民族是幸福的”；毛主席则说过，“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道理也许是一样的。无奈，中国不是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而是一个有着极大的历史负担的民族，因此也就不可能“从零开始”。唯一的办法是把负担化为财富，“化腐朽为神奇”。冯先生是深深懂得这个道理的，他一生孜孜兀兀力求继旧统而创新统，正是为了这一点。而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不妨套一个现代的名词，说冯先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虽然冯先生所树立的最高目标，并不是属于他所谓尽伦尽职的道德境界的“爱国主义”，而是知天事天同天的“天地境界”。但是他知道这两者是互通的。
为了全人类的提升，首先为了居住在一千万平方公里上的十二亿中国人的进步，同时也为了个人精神上的自我超越，我们有义务继承冯先生的遗志，开发中国哲学的宝库。
呜呼！哲人其萎，泰山安仰？览遗籍以慷慨，献兹文而悲伤。既薪尽而火传，将斯文之未丧！
李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