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者指出《滚滚红尘》的剧情取自张爱玲早年与胡兰成的恋爱史，三毛予以否认。
三毛当然可以否认，因为剧中女主人公沈韶华——上海论陷时期在文坛初露头角的女作家——与章能才——汪伪政府的文化官员——的死生契阔，不同于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分道扬镳。而且任何作家永远在写他自己。福楼拜说过：“波瓦利夫人就是我。”三毛更有理由说，“在剧中人，能才、韶华、月凤、谷音、容生嫂嫂以及余老板的性格中，我惊见自己的影子。”
论者也是言之有据的。三毛熟读张爱玲，而《滚滚红尘》的剧情与张爱玲那段历史太相像了，甚至有些细节也取自张的经历。至少可以说，张胡的恋爱为三毛提供了创作的灵感和素材。张爱玲从父亲和后母家中逃出来，雇了一辆黄包车到离了婚的母亲家里寻找庇护。沈韶华“从父亲被废弃的家中出来，住进租来的房间”，开始独立生活，雇的也是黄包车。胡兰成在冯和仪(苏青)主编的《天地》杂志上读到张爱玲的文章，自称“傻里傻气的高兴”，遂向苏青要到张的地址，前往拜访。章能才激赏韶华登在谷音办的杂志上的文章，便向谷音要了地址，前去拜访韶华。一见钟情，一见定情，说不完的男欢女爱。胡兰成与妻子离婚，与张结婚。能才本已离婚，遂与韶华结合——韶华在红烛光下，将一张大红黑字的“八字命书红对”高高托起，交给能才。日本战败，汪伪政府树倒猢狲散，胡兰成匿迹温州。张爱玲去探望他，发现他与一名叫秀美的女子同居，且不说他在上海还有一个叫小周的女友。张要求胡在她与小周之间作选择，胡不肯。返沪后，张来一信，表示与胡决裂。章能才躲到乡下后，与房东寡妇容生嫂嫂有染。韶华去探望他，发现实情，愤而离去，但心里仍割不断对能才的万种柔情。胡张恋爱史与章沈情史的重叠至此为止。这以后，是三毛赋予她的人物以独立的命运了。
韶华的邻居余老板在沦陷时期跑单帮，日本投降后靠给国民党军队做补给生意发了财。韶华生活困难，得到余老板的接济，成为他的女友。一九四九年三月，上海解放前夕，余老板用黄金换来两张船票，约定与韶华一起离开大陆，从此做一对患难夫妻。韶华重遇能才，总是旧情难忘。在码头上，她把自己的船票交给能才，让他登船逃生。余老板上船后，见韶华没有上来，反而朝码头出口方向挤去，立即在跳板要收起来的时候，向岸上不要命的跳了下去，与韶华汇合。“韶华，看见能才在船上要跳船，太迟了。”能才终于走了。四十年后，能才重返上海，寻找韶华的踪迹。接待人员告诉他，沈小姐已不在了。还送给他一本书，是韶华解放后出的小说《白玉兰》，写一乡下穷人家的女孩子卖给上海的有钱人家当丫头，刚来几天就被那家的老爷给“坏了”，后来历尽苦辛，嫁给一名工人为妻。这情节，构成剧中的“戏套戏”，由韶华的声音作画外音道出。熟悉张爱玲的读者或观众马上能发现，这分明是《小艾》——张爱玲于解放后在大陆发表的唯一的小说。
考证是有趣的，也许也不乏意义。不过更有意义的是分析三毛怎样改造素材，如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一样，按照她自己的性格创造她的人物。我相信作家自己的说法，剧中许多人物的性格中有她的影子。换了她处在韶华的地位，恐怕会有同样的反应。
剧本正文前有相当长的人物介绍。
沈韶华：“她对于生命中发生的一切现象，都比一般人承受得更多。”“她的苦痛是一种性格上的特质。但是，这完全不表示，韶华对于人生没有担当和勇气。”
章能才：“有自信，有承担。”“替日本人做事，在他的心理境界上，不是一桩罪恶的事。”“出现任何情况时，能才担不担当，都源自于对于生活的彻底的认识和了悟，不是情绪上的失控。”
月凤(韶华最要好的女友)：“明快节奏的背后，有她自作主张的坚强。”“月风讲义气，敢承担。”
谷音：“谷音意识到她的自信来自她的工作身分以及家庭所属。”“她很清楚本身的责任。”
容生嫂：“现实世界中，是个精明不外露，又有韧性的女子。不然做不得旧社会中寡妇名词下的担当。”
余老板：“投机取巧，又有深沉、努力、精明。”“在性命与爱慕——狂热的爱慕，接近宗教性的爱上了沈小姐的同时，余老板聪明的要了‘性命’又同时要了‘沈—小—姐’。在不给余老板思索机会的‘直觉要求’中——余老板放弃了逃命与金钱，选择了‘我要在沈小姐身边’。”
这几个三毛与之认同的人物，在性格上有个共同点：有担当，敢于抉择，敢于承担责任(章能才似乎差一点，容后述)。这也是三毛本人的性格特点：坚强、努力、有担当。
萨特曾大力提倡所谓“处境剧”，即把剧中人物推向一个极端处境，只给他们留下两条出路，让他们在选择出路的同时作自我选择，承担自己所作选择的责任，如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里，安提戈涅需要在国家的道德和家族的道德中间作出选择。有的选择给人一段思考时间，有的选择是必须当机立断的。《滚滚红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部处境剧。章能才选择当汉奸，理由是他要吃饭，而且承认自己“也很痛苦”，解嘲地苦笑说：“最厉害的汉奸都是不杀人的。最没有用的汉奸也是不杀人的。”可见他并不如三毛在《人物介绍》中所提示的那样“坦坦荡荡”。他的问题，不是要吃饭——不当汉奸不见得就会饿死——而是需要配有司机的汽车，出入大上海豪华的夜生活场所，在烛光下，悠扬的小提琴声中进餐，为女友购买“五彩绸带流苏的货真价实的披肩”。对于他生命中出现过的女性，他事实上只爱过沈韶华，不过这不妨碍他在流亡中与房东寡妇姘居。这一点上他倒是坦荡的。用月风的说法，假如女人的心总是跟着身体走，可是男人绝对不是。抗战胜利后，能才选择逃命，先是逃避国民党的搜捕，后来逃避共产党解放大陆后可能对他的惩罚。对他来说，逃命便是一切，别的都不重要。当韶华把余老板为她买的船票交给能才时，她为能才能逃命放弃了自己离开大陆的最后机会(恐怕她根本不想跟余老板做患难夫妻，也可能她相信，新政权不会如追查能才或余老板那样追查她的过去)。她有从容的时间作出这个选择。余老板看到韶华没有上船，必须在瞬间作出选择，他直觉地选择了沈小姐。此时能才也发觉真相，但已晚了一拍，来不及跳船了。不过我怀疑，即使来得及跳船，他还是会选择逃命的。算他走运，可以把责任推给客观，免得过多的内疚。
余老板徒然作出一生最重大的选择，最后闹了个人财两空。他“要在沈小姐身边”，无奈沈小姐不要在他身边。剧本提示：韶华后来跳海自杀，被第一个进城的解放军救了起来。接待能才的“中共解放军”(应是公安局的干部)说：“她眼睛一睁开，看见解放军帽徽上的五星旗，就说：‘幸亏我没有死，要不就看不到这新中国了。’”
韶华在新中国出了一本书。至于她怎么“不在”的，剧本没有交代：寿终正寝？“文革”期间迫害至死，或者再次选择了自杀？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成名的另一位女作家，《莫愁巷》和《风仪园》的作者施济美，解放后在一所中学教书，便是在“文革”中自杀的。韶华的第一次自杀，似乎暗示她会再次自杀。
明清易代之际，云南人唐泰字大来遁迹鸡足山，削发为僧，法号“通荷担当”，人称担当上人。这位诗人、画家、遗民、高僧，担当的该是国仇家恨。韶华担当了爱——即使所爱的人是众所不齿的汉奸——担当了生离死别，担当了今后可能发生的一切。能才倒是活下来了。剧终时，他在白茫茫大地上踽踽独行，找不到方向。“踏尽红尘，何处是吾乡？”他也是有几分担当的人，担当的该是什么心情？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写过一部有名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对人生的感受毋宁是其重。芸芸众生，佛教所谓的“钝根”，稀里糊涂负担其重，这是普遍的生存方式。他们中也有自寻短见的，那是一时想不开。悟性高，感性敏锐者，清醒、坚韧地担当其重，这是一种卓越的生存方式。有一天，他们中的狷介者感到生命之重已不堪负担，或者不再值得负担，便不待尽其天年，主动卸下担子了。解脱也是一种担当。尊严地死去自然比坚强地活下去少一点韧性，但也多一点勇气：在那个瞬间。三毛担当了天涯浪迹，担当了异国之爱，担当了丧夫之痛(她自信能与荷西的亡灵在冥冥中沟通)，担当了事业的辉煌成功和小小挫折——一个充实的人生该有的她全都有过了一一于是，最后，她担当了死。
读书小札
施康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