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鲍威尔于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生于伦敦，母亲是林肯郡人，父亲是生于威尔士的军官。他被父母送进以培养优秀人才著称的伊顿中学，毕业后自然要进牛津大学。当时牛津大学的学生分为两类：一类人只谈论体育竞赛，开怀畅饮，再到城里找个情妇；另一类人则讲究衣着，热衷于绘画雕塑。鲍威尔认为这其实就是非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区别，他当然是属于后者，所以三年的大学生活养成了他彬彬有礼、富于幽默的绅士风度。他为大不列颠的价值和传统而骄傲，发自内心地忠于保守党，看起来象个十九世纪的人物。英国的保守派只要听人说起大英帝国的没落便会怒不可遏，他也并不例外：“开什么玩笑！这是蠢话。英国人只对板球或者足球感兴趣，才不会去怀念什么大英帝国呢。印度归了印度人了？不错，这就和英法海峡的海底隧道一样，都是免不了的事情……”保守党政府首相撒切尔夫人下台之后，有人说她不学无术，他听了大不以为然：“她会谈论陀思妥也夫斯基呢，她在演说时还引用过阿波利奈尔的诗句！”他甚至发现撒切尔夫人“富有魅力，如果不说她是非常诱人的话。”
奇怪的是，这样一位保守的人物写起小说来却令人耳目一新。大学毕业后他在热拉尔·达克沃兹出版社工作，在发表的第一部小说《午后的人们》(一九三一)里，就在一些法国作家的启发下把专有名词当形容词用，使得某些批评家对他这种胆大妄为的先锋派精神侧目而视。此后他接连发表了《维纳斯伯格》(一九三二)、《观察死亡》(一九三三)等四部小说，但小有名气之后却在好莱坞的诱惑下离开了出版界，与华纳兄弟影业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我这样做是为了挣更多的钱，”他承认这一点，“可是按他们的标准写电影剧本还不够，还必须象他们那样过奢侈的生活，因为住房不理想或汽车不豪华都是事业失败的标志。”他对电影界的环境和气氛感到失望，重新打算创作小说。这时大战爆发，他于一九三九年被征入伍，在情报部门担任负责和盟军代表联系的联络官，一干就是五年。战后他出版了战前就准备写作的关于建筑师、收藏家和作家约翰·奥布里(一六二六——一六九七)的传记《约翰·奥布里和他的朋友们》(一九四八)，但他始终在期待着一部新的小说的主题。
鲍威尔有一天在哈福德博物馆的走廊里漫步，突然象被催眠一样在一幅画面前呆住了：那是法国古典主义画家普桑(一五九四——一六六五)的《人生之舞》(或者也可称为《似水流年之舞》)。画上有一男三女，分别表示贫困、劳动、财富和淫荡，他们在由蓝色、红色和金色构成的大自然背景里跳着圆舞，象征着人生永恒的循环。这幅画的深邃构思启发了鲍威尔的灵感，使他在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七五年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创作出了反映两次大战之间英国社会生活的巨幅画卷，即长达十二卷的小说《伴着时光之曲而舞》(法译本为《人生之舞》)，在英、德、法、芬兰、葡萄牙、波兰、西班牙等国赢得了千百万的读者。
和普鲁斯特的《追忆逝去的时光》一样，这部长篇巨著的主人公尼古拉·詹金斯也就是作者鲍威尔自己。小说描绘了作者从伊顿中学到参加英军的种种经历，刻划了他所遇到的工业家、绅士、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等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都在詹金斯即鲍威尔的指挥下跳着各自的“人生之舞”。为了使叙述者具有客观而冷漠的眼光，鲍威尔把詹金斯塑造成了一个没有任何道德观念的冒险家，靠着厚颜无耻和投机钻营当上了上校和众议员(当然是工党而不是保守党的众议员！)。鲍威尔重视的是人物而不是情节，情节的安排只是为了表现人物的性格、矛盾和复杂的心理。由于担心自己写不完这部相当于四个三部曲的巨著就会去世，他为每一卷小说规定了一个例如婚姻、通奸之类的特定主题，使之独立成章，但同时又不影响全书的统一和流畅。为了前后呼应，他煞费苦心地解决了一个最为棘手的难题：使最后一卷的结尾和第一卷开头的场面相同，为此他在搁笔之前又多写了许多页。好在他喜欢写得长，他的回忆录就有四卷，最后又加上了第五卷，即概述前四卷内容的袖珍本。
自从一九八六年发表《渔夫国王》以后，鲍威尔已不再写小说，但仍在写妙趣横生的评论。《伴着时光之曲而舞》的法译本已由法国出版商克里斯蒂昂·布古瓦从一九八九年起陆续出版，这部小说在英国自然已是人所共知，连前来哈福德博物馆参观普桑的画的人都因此多了四分之一。现在不用向英国人解释说鲍威尔就是英国的普鲁斯特，而是应该说普鲁斯特就是法国的鲍威尔了。
远眺巴黎
吴岳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