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学教授理应有方法吧，但这本书告诉人们的，却有点匪夷所思了。作者说，韦伯(MaxWeber一八六四～一九二○)的教授论，即大学教授乃是为“学问进步”服务的职业。“学问”与“人生”等价齐观，已然过时，大学正在从培养精英的大学转变为大众大学(这种转变，在学生方面大体上完成了)，大学教授作为一种职业，首先是谋生的手段，而不是达成学问之目的的途径，就是说，与普通的职业没什么两样。因为是普通的职业，并不需要特殊的能力与努力，所以由普通的人来当较为合适。如果学业成绩还马马虎虎，那么只要方法不弄错，就谁都能当。于是，他劝大家都来奔大学教授这条道。你我可算是平平之辈，自然也当得的，焉能不快快捧读这本《当大学教授的方法》(青弓社，一九九一年一月刊)。
作者鹫田小弥太，认为现在是“延期偿付时代”。所谓“延期偿付(moratorium)”，本来是经济用语，转用于心理学，指人延缓其成长、迟迟不承担社会义务的时期。为确立自己的认同(identity)而总是处于延期偿付(延缓期间)状态的人，被称作延期偿付人。一般指不决定自己一生的生活方式，老也不就职，没完没了地做学生或打零工的年轻人，含有贬意。但现代日本正处在高度产业社会，为掌握适应这种社会的高度的知识和技术，需要相当长的学习、教育、研究时间。而由于高度产业技术的应用，劳动时间大大短缩；所谓休息日，过去是为积蓄劳动力量的准备日，现在则正在变成以“玩”本身为目的的时间。勤劳已不再是人生的义务或目的。因此，毕其一生变来变去地追求人生的多种价值的人，能不拘泥于一种价值而活着的人，以“享受”为中心度人生的人，即延期偿付人才是最适合现代的存在，而这样的存在最相宜的“职业”，那就非大学教授莫属了。
据一九八九年统计，日本有大学教员十四万零九百七十人，比律师人数(一万三千九百○二人)多十倍，若再加上非专任讲师，大概与医生人数(十九万一千三百四十六人)相当，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层。有意思的是，在讲究资格的日本，大学教员的世界却无须资格。当律师必须通过国家的司法考试这一难关，而为了参加考试，往往先得进一流大学的法学系——恐怕是文科里最难考上的系。当医生需要读医学部，这是国、公立大学的理科中最难考上的系。若没有巨额资金，行医就得付出能力与劳力。律师基本上是个体户，医生也要被工作束缚，不忙不来钱，显然是根本不适宜“延期偿付时代”的职业。大学教员的话，没什么考试，甚至连学历也可有可无，并且条条大道通罗马，不必非钻过国家考试这一个洞不可。人事权(决定教员的采用、晋升)在“教授会”。所谓能力审查，主要是学历、教学历、研究历、论文等，但没什么定规，暖昧模糊，伸缩性很大，实际采用时更注意的是“那个人”。不过，年轻轻就当上助手，看似幸运，其实时间会被杂务占尽，耽误研究，所以一般先独自做十来年研究，三十岁以后才进大学当讲师或副教授。这十来年要自己掏研究费(买书等)，而零工又不宜打过头，以防迷失了从事研究的初心，大概是最辛苦的时期。就职比别的职业晚十年不必在意，因为退职也晚十年。年限最短的是东京大学，到六十岁，地方的国立、公立大学到六十五岁，而私立大学多数是七十岁退职。若将年龄段错开来比较，那么工资也并不比其他行当低。工资水平以大城市私立大学为最高，国立次之，大城市公立大学又次之，然后是地方私立大学，最低的是地方公立大学，但加上研究环境(经费、助手、设备等)、规制程度、生活费用等因素来考虑，彼此也就取齐了。尽管社会上对大学教员的评价已不如从前，但地位依然远远高于其他知识性职业，所带来的种种便利与好处，更不是普通公司职员所能企及的。大学是典型的“年功序列型”和“终身雇用制”。不管有无业绩，每年长一次薪水；除了极特殊的，不会降格减俸。只要本人不走人，不坐牢而无法上课，那么即便是“精神病患者”也不会被解雇。教员之间奉行不干涉主义，大家来去自由。升级的尺度主要是在校年头和业绩(论文的数量)，非常“客观”；但又是“主观的”，充满“人情味儿”，即便研究论文不足数，混到了一把年纪，行将退休，常常也会被“同情”成教授。这或许为知情者所蔑视，但走出校门，毕竟是堂堂教授也。
大学教员的工作大致有三项：教育活动，研究活动，校内行政。教员虽然也属于职员(工资生活者)，但工作时间无规定，不必按时上下班。“上课”(一年三十次——实际是二十五次，平均每次三至六节，一节九十分钟)和“出席教授会”(隔周一回)本来是教授的“义务”，但弹性非常大，即使不上课不开会也不会被扣工资，有些好汉甚至一年停三分之一的课，教授会只露两回面。写讲义是苦差事，一次讲四、五十页稿纸，一年就得准备千页以上，要是精益求精，那辛苦更无止境了。可是，偷工减料也可以，或者写一回讲义，受用终生。更有“高等才能”者，根本不弄什么讲义，凭三寸之舌混一辈子。作者举出哲学界权威、大阪大学教授泽<SPS=0698>为例，这位先生就是年复一年地照本宣科，唯恐把发黄的讲义“哲学概论”念错一字一句，仿佛那哲学“真理”是不可动摇的，必须以不可动摇的方法来教授不可动摇的内容，颇有一派要为真理而殉身的气势。
按规定大学教员须从事教学与研究，研究活动是大学教员的本分。大学之所以不坐班，就是为了让教员自由地进行研究活动。可是，研究并不与工资挂钩，有成果不升级，没成果不降等，研究不研究无所谓。像京都大学副教授西谷裕作那样直到退休未发表过一篇论文的好汉诚属麟角，但一当上教授就从研究著述中超脱出来的，却多如牛毛。为提职对付三、五篇论文，也并非难事。自己写不来则不妨请弟子友人捉刀，借他力以遂本愿。有的人更干脆，把随笔一篇、小诗两首填入“研究业绩”栏以充数。至于抄袭剽窃，屡见不鲜。日本大学法学部教授并木俊守著书一百七十余册，被认为是精通美国企业法的知名学者，然而，其著作《美国商法》的第七章《海外代理店合同》居然是抄袭他人三年前刊载在专门杂志《海外商事法务》上的论文。他是索尼等多家公司的顾问律师，因帮助敌对的公司来侵吞自己任顾问律师的某公司，得酬劳一亿多日元，违反了律师法，前些日子东窗事发矣，只好坐牢去了。
在大学里，如有兴趣，还可以问鼎各种职位，从校长、图书馆长、教务部长、学生部长、各学部长，直至各种委员会的委员。有选举，有指名，热热闹闹演出着校内政治。因为“政治”影响到人事问题等，所以也不能掉以轻心。投身校内政治必然疏离研究活动，但研究活动若已见眉目，似也不妨以此为消遣。不过，恐怕多数是因疏离研究活动才热中于校内政治。不久前，经济人类学家栗本慎一郎辞去明治大学教授之职，关于理由，他说：大学作为研究机构已问题成堆，而且日趋恶化。教授会上净是些管理方面的议题，几乎从不见讨论一下研究态势。只要积极参加这种“管理”，论文篇数上走走审查形式，教授就能到手。更有些人毫无研究业绩，就指望从管理上飞黄腾达。教授们谈不上对学问的理想、对社会改革的热情，难怪学生们不过把大学当作找个好职业的敲门砖了。栗本慎一郎是“明星学者”，经常上电视，对那些每晚在酒馆里大谈校内情况的教授们颇不以为然。他眼下正研究太阳黑点的活动与世界史的关系，或许大学问题也和太阳黑点有关吧。
大学教员不坐班，上课等以外的时间完全归自己支配，只要不影响所担当的工作，干什么都行，正因为有这个自由的时间，甚至多达一百八十天，才要当大学教授哩。用自由时间，可以去看戏，赛马，奔政治活动，也可以写商业广告捞大钱，当然写书更是天经地义的了。“唯野教授”和“马文教授”不就是最好的典型么？前一位是筒井康隆的小说《文学部唯野教授》(岩波书店，一九九○年刊)的主人公，他人到中年，一面在大学教英美批评，一面以笔名写小说。身为教授，当然无须再恪守教育和学问以清贫禁欲为宗旨之类古训，但实际中，写小说的教授们却大都像唯野那样隐瞒其身分，偷偷摸摸的，并不是作为一个人而身兼教授与作家，而是把作家与教授完全分离，以二重性格度日。后一位，是美国经济学家J.K.加尔布雷思创作的第一本小说《哈巴德经济学教授》(日译本，钻石社一九九一年刊)的主人公，此公是凭论文《电冰箱的价格》成为哈巴德大学的终身教授的。他运用自己的“非合理性期待指数”理论玩股票，以泡沫经济之道还治泡沫经济之身，连战连胜，大发其财。不过，马文教授敛财是要用来净化政界。这部小说以著名大学的内幕为背景，讽刺泡沫经济“金融痴呆症”和大学人生态，颇为辛辣。《文学部唯野教授》更像是一场闹剧，以封建性结构的大学为主要舞台，笔涉学界、文坛、传媒，对热衷于校内政治的无聊教授们大加揶揄，令读者捧腹。
通向这妙不可言的职业——大学教员特别是教授的门径，鹫田小弥太为读者细细道来，是无庸怀疑其真实性的，因为他本人就是札幌大学教授，教哲学的，已出过不少书，如《脑死论》、《昭和思想史六十年》、《书解·现代马克思主义》等。他说，所举例证不少，即便是姑隐其真名的，也属于本人的经验与观察，除了几处特意做了变动，所有的故事都是事实。还有一本书，原名古屋大学教授铃木真一所著，叫《大学的秘密》(潮文社，一九九一年刊)，也举出许多考核采用之荒唐的事例，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名为大学的封闭社会的老底，可为印证。铃木说：在日本，当小学、中学、高中教员需要资格，而且国家还实施录用考试，但是对大学教官却什么资格也不要求，令人不可思议。最腐败的是旧帝国大学系统，几乎是自体繁殖，补充教官完全以自己的稳固与得失为出发点。
关于作者鹫田小弥太，在“凭关系(connection)进大学”一节，他现身说法，把自己举了出来：一九四二年生于札幌，一九六二年入大阪大学文学部哲学科，专业是伦理学，一九七三年读完了博士课程。自六十年代末，因所谓“大学纷争”，大学陷于非常事态，学生与教师针尖对麦芒，根本不开课。鹫田也置身于对立的一端。没有找大学就职的气氛，只好靠非专任讲师等工作来维持生活和研究，收入不固定。时逢第一次石油危机，通货膨涨严重，无固定职业的生活形态难以支撑，何况还有两个孩子，一度甚至不得不作回乡下去的打算。然而，天无绝人之路，一九七四年，原来同校但不同学部并且高一年级的I氏问他去不去三重短期大学法经学科。是“招聘”教“法哲学”的，而鹫田的专业是“伦理学”，研究过一点康德、黑格尔的法哲学(即广义的伦理学)，恰好已脱稿的《黑格尔<法哲学>研究序论》将于七五年春出版，研究业绩也不成问题，于是去应聘。有I氏作强大后盾，七五年拿起了三重短期大学讲师的教鞭。倘若没有这位“友人”搭桥，鹫田当不上大学教授也说不定，那也就不会有这本《当大学教授的方法》了。不消说，此书就是利用那自由时间写出来的，而且畅销，一定很有些赚头。
《当大学教授的方法》一书主要是在大学校园的书店畅销，可见，当教授毕竟是莘莘学子的美梦。读了此书，奔向大学教授的路上大概要更加熙熙攘攘如过江之鲫吧。人一多就会竞争，借此或许能提高大学教员的质量，似乎这才是作者本意之所在。
东瀛孤灯
李长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