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之后，“比较”之风大盛，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现在，不少读书人希望总结经验，以利继续前进。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长乐黛云教授为本刊组织这一组笔谈，用意即在于此。文章所谈，虽然只是比较文学，但因作者多系中外有学养的专家，对人文科学各科的治学和学习，都有借鉴意义。对乐黛云教授的大力支持，谨此致谢！
从一九九一年开始，本刊设“各说各话”专栏，请各方面的读书人就某一问题，发表看法。上期已有《我的读书梦》一组，现在是第二次。
季羡林
X与y的模式
X与y这种模式，在目前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中，颇为流行。原因显而易见：这种模式非常容易下手。
我个人虽然没能遍读所有使用这种模式的文章，但总是读了一些，因此也就取得了一点发言权。就我读过的文章来看，肤浅者居多。往往读了等于没读，毫无所获。作者勉强得出来的结论，也多是八股调，说了等于没说。从前听说，外国有一位博学的学者，写了一本长达数百页的专著，论证白糖在冰淇淋中的作用。这位学者使出全身解数，又是图表，又是方程式，当然不缺少统计数字，洋洋洒洒，如悬河泻水，不由得你不相信。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白糖在冰淇淋中的作用就是使它甜。你不能说这个结论不对。但是对了又待如何呢？许多x与y的文章给我的印象同这一册冰淇淋论差不多。
我在别的地方曾经说过，许多人把比较了解为任意比较。这样就产生了“无限可必性”。“可比”而到了“无限”的程度，那就很难说是严格的科学了。这一层意思，只要大家稍一考虑，就定会同意的。
我想拿比较语言学来打一个比方。十九世纪，欧洲冠以“比较”二字的学科渐渐多了起来。从学术发展的角度上来看，这是不可避免的。在众多的比较什么学之中，最著名的有两个，一个是比较语言学，一个是比较文学。前者的全名应该是即欧语系比较语言学。这门学问一经创立，立即风靡欧美，为语言学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以致有人把它同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提并论。直到今天，它仍然兴旺发达，从来没人喊什么“比较语言学危机”。
但是为什么比较文学就有了“危机”呢？同是比较，为什么竟厚彼薄此呢？
好久以来，我就考虑这个问题。我逐渐认识到，比较语言学之所以一诞生就被人认为是科学，就因为它的比较是有牢固可靠的基础的。所比较的语言同属一个语系，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本来就存在在那里，一经揭开，豁然开朗。在小的方面，可能有不同意见；大的方面是根本没有争论余地的。
而比较文学则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试问中国的屈原、杜甫、李白等同欧洲的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有什么共同的基础呢？有是有的：他们同样是人，同样有人的思想感情。但是，根据这样的基础能比出什么东西来呢？勉强去比，只能是海阔天空，不着边际，说一些类似白糖在冰淇淋中的作用的话。这样能不产生“危机”吗？
我并不是要说，缺乏共同基础的中西文学就根本不比。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强调，要作这样的比较研究，必须更加刻苦钻研，更加深入到中西文学的深层，分析入微，联类贯通，才能发前人未发之覆，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曾多次劝说搞比较文学的年轻的同行们，要把比较文学看得难一点，更难一点，越看得难，收获就越大。原因就是我上面说的这一层意思。
贾植芳
开放与交流
回顾历史，比较文学其实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就已具体地介绍到中国来了。当时，傅东华翻译了法国比较文学家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戴望舒“引进”了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代表作、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与此同时，还有一批颇具名望的学者致力于比较文学的研究。然而，比较文学在当时却并未产生多少影响。何故？国家落后也。战乱频仍，俄殍遍野，正常生计都无法保证，遑论比较文学。
五十年代以后，社会渐趋安定，但比较文学在中国大陆这时却几近销声匿迹。何故？受苏联影响把比较文学斥之为“反动的世界主义思潮”，固然是其原因之一；但当时我们的社会封闭，学术思想保守，却不能不说是更主要的原因。正如鲁迅所说，看到一些“较特别的思想，较新思想”，就会生出“各种忌顾，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像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于是，对于像比较文学这样的新学科(又是与西方沾边的)，自然赶紧拒之于国门之外了。
比较文学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开放与交流：以开放的眼光去研究文学的交流。比较文学之所以产生于十九世纪的欧洲，是因为当时欧洲的主要民族文学已经打破了封闭，走向开放与交流；比较文学之所以在二十世纪得到发展，也是因为世界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学也都开始走向开放与交流。就如中国现代文学，一方面固然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继承，但另一方面，它还是“五四”时期开放和接受外国文学影响的结果。纪德说：“一个民族要是拒绝外来文化，就会僵化，衰亡”。要是没有“五四”时期的开放和对外来文化的大量引进与吸收、借鉴，是否还会有今天所看到的中国现代文学，是颇可置疑的。而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当时开放性文化环境下引进来的。
因此，比较文学终于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大陆重新崛起，这是改革开放政策使然，也是我们国家社会发展的必然。同时，它还是我们民族有力量、有自信力的一种表现。因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尽管是已有的文学现象，但它必然会带来各国文学之间的交流。而且，这种交流是双向的，即不仅有引进，还有引出。某些人对于中国文学能够走向世界，颇觉欣欣然，但一想到“外面的”文学因此也要进来，却又觉惶惶然。这种人正像鲁迅嘲讽过的“衰弱的知识阶级”，“吃牛肉怕不消化，喝茶时又要怀疑”。然而，正如鲁迅所指出的，“虽是西洋文明罢，我们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我们自己的了。好像吃牛肉一样，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
今天，整个世界已出现东西方文化汇合，各门学科相互渗透、影响的趋势，马、恩预言的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到来，作为世界文学的孪生兄弟——比较文学将在九十年代乃至下一世纪扮演什么角色？其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乐黛云
转型时期的新要求
在相互交往的全球眼光和全球意识正在成为当代文化意识的核心这种形势推动下各民族都在寻求自身文化的根源和特征，以求在世界文化对话中讲出自己独特的话语而造福于新的文化转型时期。
在这样一个时期，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也必然相应发生深刻的变化，事实上，这种变化已经在很多领域内表现出来。
例如文学理论，目前的主要趋势就是总结各民族文学长期积累的经验，从不同角度解决人类在文学方面共同面临的问题。近几年国际文学会议讨论的主题如“文学和文学作品的空间及其界限”，“幻象的力量”“文学的叙事和抒情”，“多种文学、多种历史和多种文学史”，“文学与文化的关系”等都要求论者从不同文化的经验来探讨这些问题。同时，任何新的理论又都不满足于只能解释一个地区的文学现象。近年来符号学、叙述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都力图从东方文学中得到呼应就是一个例证。
文学批评也不再能局限于狭小的范围。随着文学批评从作者的外缘研究发展到作品本身文学性的内在研究，再发展到读者与作品接触时发生的种种反映和接受现象的研究。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和拒斥 强调或漠视无一不显示出读者的文化背景，思维模式和美学趣味。例如美国大学生可以把《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误读”为一个热爱生活，不甘屈从于别人为她安排的命运而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冲破封建樊篱的正面人物；而易卜生的娜拉在中国的后继者们，如田女士(胡适：《终身大事》)、子君(鲁迅：《伤逝》)、娴娴(茅盾：《创造》)也都不能不受到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变形。事实上，人和作品的每一次释义性接触都必然导致某种原有观念形态的抗拒或改变。两种文化的接触乃至“融合”，并不意味着由“误解”所产生的“歧异”的消除或同一内涵的确立，而恰恰是在歧异中的共存，是张力的保持和对文本的丰富。文学批评的这种进展无疑是对全球意识与各民族文化多元并存的一种反映。
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进展对文学史研究提出了严重的挑战。按照当代文学理论的观念，文学作品的存在首先是其文体形式的存在。因为同样的内容也可以用历史文体，新闻报导等非文学形式来描述。文学之所以是文学就因为文学形式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实践，这种语言实践构成的“文本现实”和他种语言实践相比，离真正的历史现实要远得多。因为它容纳了作家更多的幻想和虚构；而且，作为一种表意符号，文学本身除“原意”(作者之意)外，还可以容纳不同时代、不同读者所赋予它的无穷的“衍生意”。因此，文学史所研究的对象就不只是作品所反映的思想现实，而还要更多地在不同文学的参照中，研究“文学性”和文学形式的发展。要做到这一点，离开整个世界文学发展的脉络(包括文体形式、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文学分期等)，也是不可能的。至于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不同时代。不同文化体系的读者对同一作品的接受、诠释、误读和变形更是文学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至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新观念，新方法、新成果将大量体现于新的文学史则更是无须烦言。
总之，一种文化向世界文化发展，又从世界文化的高度来重新诠释、评价和更新一种文化无疑是二十一世纪文化转型时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在这一转型时期，文学研究也会发生相应的巨大变革。以“超越语言、文化、民族界限来研究文学”为己任的比较文学正是沟通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各方面的桥梁，同时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触媒。它的巨大触媒作用就表现为促进并加速各地区文学研究以多种途径织入世界文学发展的脉络。同时，比较文学也将在这一进程中找到自身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的结合点而得到更大发展。
当然，比较文学的任务还不仅限于跨文化的文学研究，它还包含着文学与艺术，文学与其他人类思维方式如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关系等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八十年代以来，这类研究得到了很大进展。例如一九八八年在慕尼黑举行的第十二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就有“当代文学中物理概念的引入”，“当代文学中取自几何学、建筑学、法律、物理、哲学、心理学术语和隐喻的研究”，“语义场中的语言学概念及其在文学理论中认同的可能性”，“作为诗歌符号的雕塑”，“东方艺术的空间与现代主义文学”，“诗歌与论文之间—海德格与荷尔德林”等等。这些论题都曾引起热烈反响，开辟了崭新的研究层面，并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对全人类来说，都将是一个至关紧要的转折时期。转折，意味着一些事物的新生和另一些事物的衰亡。只有那些将自己的未来联系于世界进步大潮的人们，才能满怀信心，抬头面向二十一世纪。中国比较文学一如世界比较文学将在未来十年中完善自身的建设和发展，为二十一世纪文学研究的全面更新作出应有的贡献。
约翰·迪尼
坚实的学问
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将于一九九一年八月在东京召开年会，这是使中国在国际论坛上不仅在数量上而且也在质量上展示实力的黄金机会。但在另一方面，正如袁鹤翔博士所警告的那样，这次是比较文学工作者首次在东方召开会议，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等到会议结束以后，我们的西方同事们会愿意再次来到东方同我们继续对话吗？这一切将取决于我们自己和其他东亚学者是否能够成功地同西方同事们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学术讨论。作为一个西方人，我可以向大家谈一谈西方比较文学工作者到达东京时所带来的期望，了解他们的期望也许对即将同他们会面的中国同事们有些帮助。简单地说，他们最起码期待着宣读的每个论文背后有着坚实的学问。我可以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来解释一下“坚实的学问”(SolidScholarship)的含义。
对于我们这些长期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并希望在国际学术界留下我们的印迹的人来说，有三个基本步骤千万不能忘记。虽然这三个步骤看起来似乎很平凡单调，但是缺少它们我们便难以获取长时期的进步。在我要说的下面一席话里，我不想让人们感到我是反现代或反进步的，因为我明白本世纪内有许多有意义的理论得到了发展。然而我还认为时不时地重申传统学术的宝贵方面也是必要的，我们必须保持传统学术的宝贵经验。为了给我的话定音，我想引用一位美国教育家所警告的关于最近流行的“怀疑主义或者相对主义”的一段话：
人们没有认识到……存在着我们应该坚持的坚实知识，这种知识可以限制人们的任意想法和行动。相反，我们看到当前流行一种怀疑主义或相对主义，宣称观点与观点之间没有区别，任何观点与任何别的观点一样合法，人们在过去五年之内所说的话或者在最新流行的说法之前所讲过的话被认为是无可救药地陈旧，“传统学术”变成了一个耻辱的名词。但是我坚持认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是积累性质的，虽然这种积累不是一成不变的，许多遥远过去的思想和观点对现在和将来仍然具有意义或效用。(保罗·卡利斯特勒《学习的一生》)
正是本着坚持这种“传统学术”的重要性的精神，我重申以下几点：
1.合作 在一个像中西比较文学这样广泛的领域里，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国内外相互合作和相互学习。如果要使“古、今、中、外”这四个方面有机的结合，我们必须弥补我们在这四项中内合的局限性。否则，我们将难以看到中国角度的比较文学会有长远的未来。十分具体地说，中文系和外文系的学者应该更进一步地合作，双方学者必须试图填补过去与现在的裂缝，把传统的真正力量带入现代世界，在古代文学遗产中灌注进当今世界的新的生命力。
2.翻译 尽管翻译和比较文学可以成为“文学比较”的有效方法(当然假定研究者懂得原始资料和研究对象的语言)，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依靠翻译来从事详细的学术研究。我们所有的人必须能够阅读起码两种或多种的外语。更为理想的是，我们应该不仅会使用两种语言，而且还要懂得两种文学和文化。
3.文献目录 比较文学专业的初学者往往“重新发明制造车轮”(rein－vent the wheel)；也就是说，初学者花费许多不必要的力气来重做已经被别人做过了的事情，让我换一下我所使用的比喻：初学者轻率地捡起手边的任何新工具便在专业上乱劈砍一通，他们忍受不了任何阻碍他们前进的东西。这些人似乎没有意识到在他们之前已经有人们踏出来的道路，似乎也没有见到前辈探索者为开辟新的未来而树立的方向标。我这是以委婉的方式说当我们开始从事新的专业时，首先要有系统和全面地调查前人所做的工作，利用起码两种语言的资料来源。然后我们才能试图开拓我们的领域，进一步发挥和超过我们前人所创立总结的经验和专业，努力探索未知世界，规划崭新和有成效的未来。
最后，我以一个具体的建议来结束本文。我的建议也许可以帮助人们完成以上的三项任务，增进“古今中外”四者之间的联系。我最近完成了一篇论文，它的标题《批评阐释的基础：中国文学术语百科全书大字典的编辑与翻译》总结概括了我的建议。在实施这项长远规划时，研究人员应该具备我以上所说的资格；他们应是对合作感兴趣的一批比较文学工作者、翻译的专家、受过严格的文献目录研究训练的学者。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比较文学中心主任，原作为英文，张京媛译)
佛克玛
不同文化系统的差异
众所周知：近年来，比较文学领域朝着不同方向发展。这一学科的变化如此触及本质，以至它们被描绘成一种“范式变化”——这是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使用并且定义的一个术语。范式变化意指学术研究的全套方法及其态度正被另外一套方法及态度取代。当然，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可能历时甚长，有时长达二十甚至三十年之久。因而，经常的情形是：两种(或者甚至超过两种)范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存。
范式的变化在文学交流中比在孤立文学文本中更能引起兴趣。当一种更为古老的传统倾注全力于文本的诠释与批评时，一代新的学者却对与此迥异的一些问题感到兴趣，诸如：为何我们仅仅研究属于文学规范的文本？谁决定规范的构成？谁是特定文学文本的读者？他们欣赏这些文本的什么？阅读对我们的个人生活有无影响？文学作品怎样与非文学文本以及我们的一般文化知识相联？文学对我们的文化生活及社会生活是否重要？如果重要，那么是就何种含义而言？为使经济繁荣我们需要文化活动吗？
既然人们对探求某些国家比其它国家更为繁荣的原因感到兴趣，我们同样对怎样达到共识或者至少怎样对人类行为进行合情合理的争论这些问题感到兴趣。某些问题似乎主要只在文学而非科学研究著作或者报刊之中加以讨论。我正在思索某些情感问题或者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异化的感觉，怀疑、迷惑的感觉，正被作家们作为主题处理，他们以较为清晰的语言讨论这些问题。如果人们思考这一问题，就会惊奇地发现，我们个人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只在文学之中才引起关注。例如，小说教给我们何时悲泣，何时发笑，教给我们怎样相爱，怎样临死。小说讨论现存行为准则以及对这些准则的抗议。小说为我们提供概念和模式，以使我们能够讨论人类交流的连续和变化。
众所周知，世界大于村落或者城镇，大于职业或者社会阶级或者宗教。通过世界文学，我们得以了解世界遥远角落的人们的个人生活。通过中国小说(常指译作)，世界他处的人们得以熟悉中国人民的生活。
有时，描写某个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思想及情感的小说难被别的国家的读者接受。有时，文化局限阻止外国读者欣赏产生于异域的小说。比较文学学者对这一现象兴趣尤浓。他们试图找出某一文本描述的常规不能被另一语境接受的原因。由此比较学者可以描绘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差异。
试举一例：一九八八年萨尔曼·拉什迪出版了小说《撒旦诗篇》。早些时候，拉什迪已经出版《午夜稚童》、《耻辱》以及其它一些作品。拉什迪是位公认的作家，广被接受。他于一九四七年生于孟买，不过至此为止他的一生的大部分时光是在西方度过的。《撒旦诗篇》这部作品与欧美写作方式有着联系，书中多处参照卡夫卡(Kafka)、乔伊斯(Joyce)、博尔赫斯(B<SPS=2343>rges)、费昂特(Fuentes)以及印度、穆斯林的故事。这部小说是互文性关系的作品。它继承现代主义传统，同时又被视为一部后现代主义小说。但是，它的命运是众所周知的。在西方，众多的小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地冒犯基督教。看起来有些批评家似乎具有一种不同的小说概念，不主张区分叙事作品和现实报道。
空间的原因在此不能详说，不过，我认为关于什么是小说、其社会功能如何这类不同概念是比较学者理当审视的重要课题。在我前面提及的新范式之下，我们的旨趣并不在于提供《撒旦诗篇》的另外一种诠释，而是试图理解有的学者为何谏劝惩处本书作者。我们只有理解他们，才能进而讨论这一事件。促进对文学问题的相互理解，是比较文学学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作者为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教授，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原作用英文写成，程巍译)
阿米亚·德夫
从材料到方法
人文科学常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它们依靠材料，但由于要适应方法，又损害了材料。它们用材料去迁就方法，而不是用方法去论证材料。结果，那些不合于方法的材料或者被修改，或者被忽视，变得合情合理了。这种趋势，在比较文学领域也不例外，事实上，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占有了大量的材料，因而具有特别强烈的方法论意识。比较文学学者一直自信的观点是：方法是他们所关注的中心，材料则是细枝末节。然而，在每天的研究实践中，他们一开始就接触到的却是那些材料。首先，材料来自于他们自己的文学，并且相当丰富，在理解这些材料时，他们与那些研究国别文学的同事们大致相同。那么，他们怎能否认自己面对的主要任务首先是文学而不是抽象的文学科学呢？只有在首先面对文学之后，才能唤起作为比较文学学者的这种理论方法的自我意识。显然，他们最初接触到的仍是材料，而不是方法。承认材料是最重要的，就是我所说的从材料到方法的比较文学。
但是，承认材料的至关重要，并不意味着对方法的否定，因为没有方法就不会有科学。相反，承认材料的最为重要正是要改进方法，要不断地从材料中产生方法。在这一过程中，比较文学学者起着创造性的作用。他不是那种在历史的真空状态中加工材料的实验科学家，相反，在变革方法的过程中，他自身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实际上，方法随时随地都在变化，比较文学学者的任务此时此地也不同于彼时彼地。但这种不同并不干扰他的工作，因为他知道，作为一个比较文学者并不是因为他掌握了所谓比较文学的方法，而是因为他把握着一种以上的文学或者说把握着千姿百态的文学材料。
不管方法主导论怎样在全球流行，但由于它与材料主导论相对立，这就必然导致比较文学的僵化。这样，无论材料怎样不同，各地的比较文学都只能是一种模式。在比较文学的历史上，这种将一切研究都加以标准化和一般，化的做法并非少见。但我所谓的由方法而材料的比较文学不只是一个僵化或过分标准化的问题，而是一个比之更为严重得多的问题。占居首位的方法具有难以抵抗的威力，在那些比较文学还处于摇篮里的国家里，人们已经非常强烈地感受到某种既定方法的权威性。于是模仿泛滥成灾。然而历史绝不是停滞不前的，因此，论证必然建立在某种既定方法与能以解决本国材料问题的新方法之间。
就从材料到方法的比较文学来说，我并不主张极端相对主义。极端相对主义否定历史，而历史却掌握着比较文学的方向。历史不是盲目的需要，而是一个造就我们并由我们所创造的过程。我的意思是要反对绝对主义，因为比较文学是所有人文科学中最具有人文气息的学科，它反对绝对主义者，反对以方法来制约材料。任何以方法来制约材料的研究必将失败。
(作者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执行理事、印度加尔各答大学教授，原作为英文，陈慰萱译)
马利安·高利克
东方之光
“东方之光”是一句很有名的话语，据说出自《马太福音》。其实所谓“东方之光”，远比耶稣基督诞生时期更早。在文学艺术领域和其他的“人类思维表现领域”(雷马克语)，我们应看到它存在于“历史初期”(克拉默语)苏美尔的源头，直到上帝之子的诞生日，这比近二千年的时间还长。
大约在同一时期，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就出现了文学作品(公元前三千年)，在世界上最早。以后，我们又看到苏美尔文学，阿卡德文学，还有赫梯文学、胡利文学和乌戈尔文学，其间亲缘关系非常密切。因而我们可以说，伯利恒星光出现之前好几千年，就已形成了一个文学传统，经过漫长的历程，相互影响而趋于成形。从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文学史中，我们可以断定，它们到底对古代希伯来文学和其他古代近东文学有多大的影响。埃及是一个例外，它影响了希腊文学，并且通过希腊人而远及罗马文学。远古时代(古代欧洲希腊城邦与罗马帝国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美索不达米亚与加南、赫梯—胡利文学交流区域。假使没有古代东方文学丰富多彩而生动活泼的文学主题、母题和表现技巧，就不可能有古代欧洲文学，包括希腊文学、希腊化文学和罗马文学。说到底，这只是一件很久远的事情，足有两千多年了。这里我就不提它们的发展过程。
我不是预言家，因此不能预见二十世纪最后的十年比较文学的前景和现实倾向性。我知道，一九九一年八月，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十三届年会要在东京举行。大会主题是幻象的力量，亚洲国家间的比较文学安排在最后第七组，标题为：吸收与传播。我很沮丧，发现这一组提交讨论的论文最少。在有关这组讨论的第二次通知中，上报的论文有许多实际上是讨论东西文学关系的。此外，总共四十一篇预计要讨论亚洲间比较文学的论文，只有其中五分之一的论文会涉及远东区域文学交流。虽然其他分组的论文，也至少顺带会论述东方文学主题，我料想，既然这是头一次在亚洲召开的比较文学大会，特别是研究东方的学者和东方学者，很可能会利用这次机会，要竭力发掘同世界文学发生关系的亚洲与北非文学的宝藏及各自独特的表现。
我要向中国比较学者进一言，在本世纪最后几年，需要更多地关注他们本国伟大的文学遗产中与邻国文学有关的事实。只要对远东文学交流的深入研究一日不开始，那么直到今天对它研究的结果就只不过是片面肤浅的。
文学交流共同区(或称“文学交流联邦”)，是一种有系统结构的统一体，随着历史前进而变化，而且它在地域上关联着远东或东亚，虽然在某一历史阶段，越南、蒙古、满族文学也包括在内。这个共同区已发展了几个世纪，甚至有一千年，尤其是中国文学，从它的起源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头二十年。另外，中国、日本和朝鲜文学是这个交流区域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区域有它独有的特征，这涉及文学交流过程及其作用，语言特点，文类的发明，诗学理论和不同时期翻译的特定任务等等范畴。
在现在“寻根”的时代，寻找文学交流关系的工作并不单单意味着回到传统，孔子《论语》里有一句话：“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远东的比较文学学者，最能胜任这个艰苦的工作，他们运用很有分寸的方式来把握这个工作，而这对开展现代真正的文学交流研究工作也是必要的。
“东方之光”不是一句微不足道的陈腔滥调，它在过去千年来的世界史中，曾经是人们共同信奉的基本信条。实际上，东方文学和它框架内的远东文学交流共同区或者两国间的文学关系是比较文学研究十分重要的领域。
(作者为捷克斯洛伐克学者，原作为捷文，刘清华译)
张隆溪
杨周翰教授的榜样
周翰先生离开我们已一年了。想起先生多年来的教诲和鼓励，我知道只有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做出一点成绩，才不负先生厚望，才是对周翰师最好的纪念。
研究比较文学，本是一件极难的事，把中外文学作品并列在一起，仅仅作表面的牵强比附，是对比较文学的误解，也是很容易犯的毛病。对这种肤浅牵强的比较，杨先生很不以为然，但是他认为在我们刚刚开始促进比较文学发展之时，不宜要求太高，待研究的人多了，水平提高之后，大家对比较文学就会有更深入的理解，牵强附会的毛病也会随之减少。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杨先生正是以这种热心鼓励后进的精神，对我国比较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
周翰先生曾与吴达元，赵萝蕤先生合作主编《欧洲文学史》，对莎士比亚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有极深的修养。八五年又在北大出版《十七世纪英国文学》，此书虽不是断代文学史那种系统论述的写法，却评介了许多重要的作家和作品，凡国内一般读者不大熟悉的作品，更有大段译介，使读者不仅知道作者的论述，而且对所论作品有更亲切的体会。这种写法较之一般文学史更灵活生动，无论一般读者或专攻十七世纪英国文学的研究者都可以从中得到不少知识和启迪。在评论十七世纪英国文学作品的同时，杨先生也在适当地方作中西文学的比较，例如论弥尔顿的悼亡诗一篇就兼论中国古代的悼亡诗。杨先生最初发表在《国外文学》里的“弥尔顿《失乐园》中的加帆车”一文，由《失乐园》中提到中国有风力推行之飞车的三行诗，引出一段极有趣的叙述，考察了十六、十七世纪西方舆图和游记中有关中国的记载和这类记载在同时代文学作品中的反映。所论作家不仅有弥尔顿，而且有更早的本·琼生和同时代的罗勃特·勃吞，又提到当时作家所能涉猎的各种书籍著述，后代批评家对弥尔顿作品的评论，并不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这篇论文写得洋洋洒洒，既有丰富的内容，又饶有兴味，最终点出学识修养对于作家思想之深广和风格之宏伟具有决定性作用，这对活跃在我国当前文坛上的创作家们说来，也是值得参考的意见。杨先生并不刻意于中西文学作品的比较，但从弥尔顿诗中一个细节发挥开来，叙及十六、十七世纪西方文化对中国文物制度的接触和理解，却是比较研究中重要的课题，先生此文也成为一篇极精采的比较文学论著。事实上，仅仅并列中西文学作品，或把西方文评里的观念套用于中国文学，都是不可取的。这也是为什么杨先生不满意某些汉学家用“巴罗克”来概括中国晚唐诗风，进而批评文学和文化研究中“欧洲中心主义”的原因。杨先生对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欧洲文学中“巴罗克”风格本有深入研究，所以更容易见出与中国诗歌特点的差异。
一九八八年，杨周翰先生在美国北卡洛莱纳州的人文研究中心做研究员。他最初的计划就是考察“巴罗克”这个概念可否应用于中国文学，考察的结果，杨先生发现“巴罗克”概念本身在西方文学范围内已相当复杂，更不能简单应用于中国文学，并由此引出一个理论问题，即在东西方比较研究中如何避免把西方批评观念强加于东方文学传统的错误倾向。对这种倾向的批判很快成为他研究的中心问题。
杨先生论欧洲中心主义的论文，最初起稿于美国北卡州的人文研究中心，是用英文写的。全文完成于回到北京之后，并与另外数篇英文文章合为一集，交北大出版。杨先生未能亲眼见到他的英文论著的出版，实在是一大憾事，但是他在赴西安之前已将全部书稿交给出版社，在他自己已经是完成了极重要的工作。为增进国际间的学术交流，用英文直接发表研究成果有很重要的意义。杨先生在近几年担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获得国外许多同行的尊敬。一九八五年四月他应邀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作演讲，通过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的中文译本对一些重要词句的处理，讨论中西文化观念的差异问题。那次演讲在伯克利十分成功，后来发表在一九八七年夏季Com—Parative Literature(《比较文学》杂志)上，文前并附有斯坦福大学GeraldGillespie教授的简短介绍，更引起许多学者对中国比较文学发展情形的兴趣和关注。杨先生强调在中西比较研究中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中国学者要有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见解，与国外学者作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在这方面，他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赵毅衡
救治“单科囚室”综合症
文学研究界有很多古怪的争论。在外国文学界，长期有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每次会议阵垒分明，互不相让。开过两次会后，就会发现现实主义的拥护者大多是俄苏文学专家，现代主义的拥护者大都是欧美文学专家。说这只是老王卖西瓜老李卖东瓜的“专业户之争”，未免刻薄了一些：我们的专家没有如此私利至上。但“学派”划分如此单一，就多少显示出这其中有的是行业之争，师传之争，而不是学术之争。
治中国文学者与治外国文学者互相轻视已是历久有年。五四时代以兼通中西兼治中西文学为搞文学之本色，这种盛况无复观矣。当然，学科发展面宽量大而分工益细，不得不学有专攻，这也是时代的需要。但目前的情况是：治外国文学者觉得中国文学学者眼界窄，一味钻故纸堆而了无新意；治中国文学者觉得外国文学学者只是懂外文而奇物可居而已，乱抄洋书，卖弄洋词，至多是二道贩子。
这些情况，证明了我们的文学界染上了流行的学术现代病——“单科囚室”综合症。固然学海无涯而人生有涯，集中精力才能成为专门家。但人文学科不同于社会科学，更不同于科学技术，它的对象具有普遍的价值，至少是与文化的各方面有关的价值：人文学科的定义本身就不允许其研究进入单科囚室。其次，搞社会科学或科学技术的人很明白自己的门类之狭小，而搞人文学科的人很容易把自己的研究普遍化。我们每个人都受限于我们的训练，我们的知识背景，我们了解面之狭小可以说不是我们个人能负责的——学无专攻我们就无立足之地。但如果我们对此没有自觉，党同伐异，那么就像在隔舱式货船上各据一舱互相射击，打不到对方反而可能使船倾覆于大海。
救治之道，则是比较文学。沽名思义，比较文学就是打破隔舱之举，把大家拉到甲板上来，济济一堂，“派对”交流。
笔者在一九八六年筹备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旅美分会，在今年帮助筹备旅英分会，我都遇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在海外学文学的中国学生或访问学者，散于各地集合固不易，各搞不同的专题——从研究D.H劳伦斯到研究诗经音韵——更难有共同兴趣，真正在比较文学系学习的人并不多。然而，分会一开始筹备，闻风而来的人就完全无门户之见，甚至学哲学、社会科学、人类学的朋友，只要其课题与文学有关，都想参加。比较文学成为把文学学友集合起来的名正言顺的旗帜。固然，这和异乡生活之寂寞有关，但地广人稀，打破单科囚室的愿望也就更加强烈。
那么文学理论不也是在起这样一种综合作用？应当如此。但我们的文学理论界也一向有用粉笔划地为牢的传统，似乎文学理论也能享受单科囚室。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争，不就是例证之一？一个理论如果真是正确的，应当适用于不同类别的文学。因此，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应当是一张纸币的两面，互为表里。比较文学的最新趋势就是渐渐与文学理论合流。
据说，自囚于单科四室的人们，只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联合起来，瞧不起“古今中外什么文学都能说上几句的人”，“浅尝辄止者”。浅学而自满者哪一行都有，比较文学界当然也难免。治文学者自应有其深潜的学养，有其“乾嘉式”扎实功底。但同时也应有广博的理解，有超越眼前材料的眼光，这样才不至于落入行业风气专科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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