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毛泽东》初版是一九五七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书名为《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在这以前的一九五三年，原稿就已在《中国青年》连载。修订本改名为《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在湖南出版，也是十年前的事了。现在辽宁人民出版社愿意重印此书，趁此机会我又修订了一回，并根据该社建议改用了现在的书名。
三个版本，前后四十年。在完成了三版书稿之时，我想说一点此书的经历。
此书初稿成于一九五二年。一九四九年南下到湖南时，湖南《大公报》创办人张平子同我谈起，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在该报发表过许多文章，同报社主笔等关系密切；当他知道我对此事极其关注时，即将他珍藏的《大公报》全份相赠。我日夜挤时，小心翼翼地翻揭那些脆薄的旧报纸，找出二三十篇可以肯定为毛写的文章，于一九五一年初，将这些世人罕知的文献编成《毛主席旧作辑录》，印了五十本。可是，受到严厉的批评：这类事“有害无益”，并让五十本全部上交。我那时三十来岁，血气方刚，索性发愤著书。一九五二年，我已确定转业，当时以为从此投笔从工，告别了文字生涯。调北京前，正是盛暑，请假一个月，打赤膊写成初稿。在《怀念田家英》的文中，我曾写到这种“告别”情况：“离开湖南前夕，我匆匆写了本书，《中国青年》要连载。于是将这个‘麻烦’交给了家英，由他全权处理，他的工作岗位也便于处理此事。”直到一九五七年才成书出版，这同当年“斯大林问题”反对个人迷信的形势有关。一九五九年以后，此书受到作者的连累，不再印行。
一九六四年到六六年，我被下放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当文化教员。利用闲余时间，我曾根据新搜集到的资料，将此书重新改写增订。“文革”期间，我在秦城关了八年。一九七五年出狱后，仍下放到磨子潭；劳动之余，完成修订本。《龙胆紫集》中有《理旧稿》二首，即记此事：
少时未免气纵横，何畏山高与水深。
往昔珍闻谁敢录？当今轶事我书成。
言因人废前朝事，文必风行后世钦。
补缺拾遗九万字，字斟句酌十年心。
九州文献尽搜罗，访胜寻幽荆棘多。
朝夕伏案如着魔，八年之后又勘磨。
虽云倦矣太性苛，积习犹存莫奈何。
功亏一篑敢延俄，但愿不教再磋砣。
诗前有一小引：“得灼姐信，嘱速完成《早期革命活动》修改稿，勿功亏一篑。感而赋此。”那时除至亲骨肉，谁还同我这个“下落不明”的人通信来往呢！“言因人废”，指此书市上早已绝迹，闻知有地方在改头换面出一种版本，想要取而代之，我觉得这是办不到的。前后“十年心”(中间秦城隔了八年)，“搜罗”、“勘磨”是非常困难的；孤处大别山中，与世隔绝，除手边保存的资料外，其他有关资料异常难得。“积习犹存”者，生平除做过十年报纸、宣传工作，日夜握管算是“专业”外，与文字结缘乃工作所迫(如宣传水电、论证三峡)，及业余嗜好而已。此次修订，我着力排除荆棘，如“独服曾文正”，《湘江评论》赞赏克鲁泡特金等等，这些在初版时曾为尊者讳的，都一一作了分析说明。其实，这些回避是多余的。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历史人物，完全不必要后人为他隐讳什么。再说，君子之过，也是人皆见之的日月之食，无从遮掩的，重要的是根据历史事实，作出科学的分析。伟大的历史人物，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他一生曲折的经历，怎样达到其顶峰，或又怎样进入误区甚至降到低谷，这并不会减损丝毫世人对他的尊敬。人总是复杂的，像毛泽东这样扭转乾坤、摧毁旧时代创建新时代的人物，更是异常复杂的。把复杂的事物作简单化的处理，回避所谓复杂“棘手”的问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也不是对学术工作的严肃态度。当时待罪之身孤处一隅，仍以少年胆识作此艰难工作。一九七八年，突接老友黎澎信，他知道我在山中理旧稿，要去新写的《思想方向》一章，刊在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历史研究》(题目为《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方向》)。我是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回到北京复职的。这样，二十年之后，我这个人及其文字又同时跟世人见面了。黎澍已经作古，看不到这回的新版本了。
一九八○年在湖南出了修订本，一晃又是十年。这十年中，国内外毛泽东研究已有很大发展。关于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和早期活动方面，已出有专著多种，其他文章、专论更难以胜数。这还不仅在数量方面，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重要的发展。这应当归功于一九八一年党的新的历史问题决议，它为科学地研究毛泽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今春辽宁社约稿，我原以为炒炒现饭，花个把月就可了结。当我重读旧作，颇遇到些史实有出入，分析不恰当，文字欠修饰之处；翻阅一些时贤的著作和众多的有关资料，更给我不少新知和启发。这样，又回到“虽云倦矣太性苛”：我要对历史和读者负责，应当比十年前的修订有一个更新的面貌才对；何况自己也并非马齿徒增，这十年中自觉见识稍有寸进。只是年龄不饶人，已经老眼昏花，力不从心。虽然北京不比大别山，资料搜集了一大堆，却难一一细读，精力不允许我像二十多年前那样“细勘磨”了。年年必犯夏喘，于是就拖了下来，现在只有利用在医院这一个多月时间，勉强最后定稿。稍觉宽慰者，前后四十年，三理其稿，相信自己的劳动总还是有益于世的。
本版修订，凡接触到的新资料，都作了必要的增补；订正了旧版中有出入的史实和不恰当的分析；文字也有所修饰；有些章节段落，还作了适当调整；并增加了一些诠释；修修补补，大小手术，不下数百处，共新增加约四、五万字。关于修改可举一例：第三章《思想方向与新民学会》最后一节，原题“党的前身”(萧三同我谈过，他和毛本人都有此看法)，现改为“建党基础”。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动，文字叙述当然也作了相应的修改。此外，还增加了一篇附录《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毛泽东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读后)，这是为了让读者更多理解毛泽东所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同他的早年有极大关系。原附录《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也作了重要增补和修改。
此次修改，得到湖南两位老同事黄显孟和朱正的帮助，他们分别将全书仔细校阅一遍，订正引文和注释，还有几处很有意义的增补，特表衷心的感谢。
昔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这个作者的自我感觉，三次版本，当然是后来居上，一次比一次好。但是发行情况呢？初版在全国几个大区印行，前后发行上百万册；在五十年代，确实影响了一代青年。一九八○年湖南版，印了两次，不过五、六万册。这次新版，不知能印行多少。真没有想到读书界的变化竟如此！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四十年来的世变沧桑，令人感慨。不论怎样，“文必风行”虽成奢望，但“后世钦”是将由历史证明的。毛泽东已走进历史，毛泽东思想还留在人间。中国和世界是不会忘记这个历史巨人的。
一九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于北京医院
李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