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出版的谈论北京掌故的书中，我最有兴趣的有三本。 一本是京剧界的前辈翁偶虹老先生的《北京话旧》。这是近年的新 作，其中既有一个老人对时光流逝的感慨之情，又有他回首往昔 的童稚般的欣悦之情，是一本有真性情的好书。另一本是梁国健 将三十年代后期发表于《宇宙风》杂志的谈论北京风土的文章重新 结集出版的《故都北京社会相》。三十年代后期正是民族危机激化 的时刻，而故都又是这危机的“中心的中心”。这些文章由于没有 时间上的距离而显得生动活脱，但又都显出某种风华难在的焦 虑。它们当时就曾结集为《北平一顾》出版。梁国健先生新起的书 名似乎多了些板滞和庄严，却少了原来的“一顾”所特有的韵致和 情调。不过好在文章俱在，书名起得怎样并不妨碍我们读那些有趣的好文章。还有一本是多人写作，结集出版的《北京往事谈》。这本书分类谨严、全面，力图从各个侧面介绍昔日的北京生活。虽然仍然是随笔式的文章，却又有正统志书式的编排。它为我们提供了全面、充分地了解过去北京生活的资料，查阅检索都颇为方便。三本书的写作时间，编排方式多有不同，叙述策略也有差异，但却为我们提供了相似的场景，相似的生活情状和相似的感伤的情调。它们可以互为参照，为我提供一个想象的、梦幻般的北京。
钱钟书先生曾经引用过德国诗人诺瓦里斯的名言：“历史是一个大掌故”。但这毕竟是诗人的见解。对于正统的历史写作来说，掌故毕竟处于被压抑和被忽视的“边缘”的位置上，它们不登大雅之堂，远比不上朝代的更替或政治的演化值得书写。在那些执着、热心又难免拉开架势的史家们眼中，掌故是琐碎的、零乱的、含混不明而又毫无意义的东西。他们或是根本不理睬这些东西，或是把它们放进一套固定的规范中才能放下心来。但掌故却依然悠哉游哉地嬉戏着，它们充满了趣味和韵致，充满着飘忽不定的，超出一切意义的优雅和轻松。它们既无法归类，又无法控制，却活跃在正统历史的边缘之处。难怪五四的先驱者们对民俗学都有着强烈的兴趣，这里面也包含着瓦解封建历史权威性的策略的运作。我所要谈的这三本北京掌故的书中真正有趣的，正是这种“边缘性”的，为正统的历史所忽略和压抑的东西。
三本书都保持着一种即兴式的漫谈的风格。作者们并不试图一本正经地介绍北京的沿革或讲述发生过的大事件。既使偶尔涉及这些，也只剩下一些模糊的侧影了。这些作者往往是从小处着眼，抓住某些吸引他的，使他沉醉的片断。掌故作家不注意系统性、规范性，而是把过去当作一个可以自由穿行的空间。我们可以发现生活的重大的“内容”被漏掉了，剩下的是它与地域的特有人文和自然风貌相关联的特异的“形式”。套用一句结构主义的术语，“掌故”所呈现的是没有“所指”的“能指”。我们对“意义”和“深度”的追寻被优雅的“形式”所消解。我们遗忘了自己与过去的巨大差异被悠然带入了一个想象的空间。
<IMG=AB91208301>
正是因为这里所书写
的“过去”是回忆，是闪烁飘忽的“记忆”的一次打捞，它也就并不指望告诉读者什么确切可靠的史实，而是让作者和读者一同驰骋想象，在写作和阅读中获得无穷的 乐趣。这也就把在历史的进程中消逝的许多东西涂抹上一层诗意 的色彩，使读者的期待与想象在刻意留出的空间中得以完成。如 《北京往事谈》中写到的“大酒缸”，最足以启人遐思。这里以酒缸为桌，“顾客坐在酒缸周围的方凳上，一边尝酒品菜，一边与其 它酒友闲聊，交谈着社会新闻、掌故轶事、内幕消息、商业行情。 这里没有高下尊卑、贵贱贤愚之别，人们不论相识与否，大都一 见如故。一到严冬季节，北风呼啸，雪花纷飞，夜晚去酌上二两， 再要两条酥小鲫鱼，一碟韭菜拌豆腐佐酒，店内炉火熊熊，掌柜 满面春风，听着酒友们山南海北闲扯，……这确是消寒的好地 方”。小小的“大酒缸”，简直变成了一个梦境中的乌托邦了，那 种温润的情调仿佛使人置身于一个神话般的空间之中，在乎民百 姓的微末的欣悦中却有无尽的诗意。《北京话旧》中有一篇《消夏 四胜》，里边分别讲述了什刹海的庙会式的茶棚，葡萄园的猜谜， 菱角坑的时装小戏，二闸的看潮。四种别致的消夏方式，都包含 着一种悠缓安祥的生活节奏所造成的特异的人文气质，足以让我 们这些忙碌的现代人神往。《北京话旧》中另有《春节杂戏》一文，记录了跑旱船、耍苟利子、耍耗子、耍猴儿、耍狮子、二勇摔跤 等民间的广场杂艺。这些自娱娱人的杂耍我们今天可能还能在龙 潭湖公园的春节庙会上见到，但它们已经成了保存下来的过去时 代的印痕和遗迹。在电视与摇滚乐的氛围下，昔日广场艺术的天真和自得其乐已经难以延续下去，它的光芒的黯淡，似乎也是难以避免的吧。我们只有回到翁先生的书里去重温民间广场艺术的神韵和光彩了。
时间的流逝使得一些东西湮没无闻了，也使另一些改变了面貌。三本书都介绍了北京的货声，《北京话旧》更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详尽地记载了街头小贩们音乐般的吆喝。翁先生感慨万分地写道：“尤其是寒夜、霜晨、风沙里，当街头行人稀少时，有些哀鸣般的叫卖声更感人心脾。声调音腔是美的，是智慧的创造”。那些货声我们不能在街头听到了，偶然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听到，却又让人失望地觉得离开了人文环境本身，一上台也就不过如此罢了。而街头卖羊肉串、煎饼和时装的个体户的吆喝早已是另一重境界了。我很欣赏孟超的《<SPS=1276><SPS=1658>》一文，这是《故都北京社会相》中最有趣的文章之一。北京人的持重、悠闲、安祥的仪态都充分地表现在“<SPS=1276><SPS=1658>”中。而这“<SPS=1276><SPS=1658>”似乎只与四合院和安宁平和的心境相和谐，穿行在高档大厦之间的“<SPS=1276><SPS=1658>”，我怎么也觉得有些局促之感。人文环境的变化已使得这一切变成了梦境的书写，掌故作者把昔日的碎片捡拾收理，在对语言的搬弄中去追寻回忆的“踪迹”。
在这种对梦境的书写中，有两者似乎最能启人幽思。一是“吃”，一是“戏”，这两者最足以表现几百年来作为都城的北京所积淀的人文内蕴，也最足以表现那种用独特的审美眼光看待世界的方式。它们构成了生活的最纯粹的“形式”。
北京的“吃”早已成为一种特有的民间艺术。这里所说的“吃”，不是指大饭馆的满汉全席或是北京烤鸭，那些东西固然也有其特色，但最足以代表北京，也最能引起人的回忆与联想的似乎总还是北京的“小吃”。街头小贩们卖的炒肝、豆汁儿、灌肠、豌豆黄、冰糖葫芦、茶汤、羊头肉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北京“味”。这些小吃也难说非常精致(周作人先生就抱怨过北京没有好的茶食)，但它们却是北京不可少的装饰和点缀，也是城市本身的“记号”和标志。“小吃”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滋味怎样鲜美，而在于它的特异性，它们在粗糙和简易的制作中凝聚着一种“文化的智慧”。北京小吃的特殊的“味”是城市本身生命的表征。如《故都北京社会相》中果轩的《北平的豆汁儿之类》就叙述了作者本人吃豆汁的经历：“我见了那绿油油的汁液，就有点头痛，但辣椒又是我所喜吃，就闭着鼻子呷了几口，辣椒吃得太多，事后只觉口腔火烧烧而已。哪知第二天又买了，仍有辣椒咸菜，于是我又吃了些，这回就感到在臭味和酸味之余，有些清香，一如吃了王致和的臭豆腐。从此不到半月之久，一到太阳西沉，就要留心那悠长的一声叫喊：‘酸，辣，——豆汁粥<SPS=1108>……’”。这段经历说明了北京小吃神秘的魅力。老舍先生好象说过不能吃豆汁的就不能算是北京人，这位果轩先生好象也是把吃豆汁当成了成为真正北京人的“仪式”。“吃”在这里原本就不是为了果腹求饱，而是某种象征性的满足，某种超然的审美境界，某种偶尔游离于生活秩序之外的欣悦。
另一个足以代表北京文化的是“戏”。“戏”既指京戏，也指评书、皮影、曲艺等艺术。京戏当然是经典性的北京艺术。翁偶虹先生是京剧界前辈人士，“戏”在《北京话旧》中无疑占据着中心的位置。其中的《合作戏》一篇，写京戏界名角通力合作，加之以巧妙新颖的构想和设计，以“合作戏”的方式在一个困难的时期里为京戏创造了新的“轰动效应”。那是京剧名角辈出的时代，它也有一批热心的戏迷。这些真正“懂戏”的观众似乎完全是从“形式”的角度欣赏京剧的，如《故都北京社会相》中所写，“但在两厢暗陬，却尽有闭上眼晴，在那儿用两个手指敲板眼的人，所到会意处，忽然一声‘好’，真会使人瞿然惊讶，面他却慢慢<IMG=BB91208501>地啜起茶来了”。台上的悲欢离合、兴衰立废的“故事”是这些观众早已熟悉的，他们谁也不会为《空城计》或《贵妃醉酒》的内容而触动，但每个角的唱工、身段中体现的特殊的“形式”意味却是变幻无穷，常看常新的，这似乎才是真正审美的人生境界。王蒙曾在《读书》上写文章反对看戏时“钻牛角尖”地分析内容，他的见解起码适合于京剧的传统观众。《故都北京社会相》中收有中国早期话剧活动家宋春舫的一篇《我不觑平剧》，写了一个小小的趣事。一群热心的票友组织了一场业余演出，上演《空城计》。票友扮的诸葛亮不如专业演员扮的司马懿得到的喝采多。喧宾夺主，一方面说明了掌握京剧特殊“程式”的艰难，另一方面说明了观众对“形式”的高度的熟悉和了解。京剧在这里把观众带入了一个空灵、优美、雅致的超时空的境界之中。当然，对于不喜欢这种形式的人来说，这一切就不那么有趣了。周作人的《北平的好坏》(不知为什么没收入《故都北京社会相》中)里就谈起北京的坏处的首要之点就是京戏的兴盛。这就只好见仁见智，大概不好让讨厌京剧的硬坐在剧场里受苦了。
当然，剧场之“内”必然要牵扯、联系着剧场之“外”。内外之间原本就不是截然分开的。“角”的演出必然会带来对演出的“角”的评价和关注，会带来明显崇拜的效应。《故都北京社会相》中有一篇《广和楼的捧角家》，介绍了一种特异的文化现象“捧角”。“捧角”一方面显示出观众的热情与真诚，但另一方面却也造成了难堪和混乱。观众把对“戏”的狂热转向对“角”的狂热，大概是一切表演艺术中都难免出现的，这似乎已经超出了“形式”的领悟与欣赏。但这似乎也印证了罗兰·巴尔特在言及日本的文乐木偶剧时所说的“那是无穷欢乐的源泉”。只是这样的观众与气氛可能难于再现了。
三本书的作者都绝不止于介绍风俗民情，而总是乐意提供片断的、零碎的场景。这些场景并不连缀成完整的故事，只是在即兴的谈论中随手抓取的奇闻软事，无始无终，点到即止，是在论说中突然插入的直接演示，是戏剧化的景象，但又尽力避免成为虚构小说式的叙述。正是这种特殊的写作方式使本文既生动有趣，又不过份造作，而是在论说／叙事间真正弥合无间。在这方面，《故都北京社会相》中的文章最有特点。因为是三十年代的旧文重刊。在写文章的时代，这些往事还并不“往”，而是现场的演出，只是在异族侵略的阴影之下，北京的优雅已经难保了。我们在《从厂甸买书说到北京的旧书业》中读到作者亲见知堂老人用大洋三角买去了一本《拟禽言》，再想想此人难以说清的一生，真让人感慨不已。在《北京话旧》中也有这种写法。如《烟壶》一篇，介绍鼻烟的成份，烟壶的种类，均娓娓道来，但笔锋一转，却谈起名演员李洪春、王长林、金少山等人收藏烟壶的轶事。一种小工艺品，却引出了大艺术家的生活，十分有趣。又如《逛庙会》一文，记作者与京剧名演员高庆奎一道逛庙会的往事，既写高庆奎的性格风采，又介绍了北京庙会的各种特色工艺。事是往事，人是故人，作者的叙述语调是悠缓的，也少有感情的流露。但却让我想起了刘心武的《钟鼓楼》里的一个精采的场面。胡爷爷和海老太太在夕阳西下的黄昏时分回忆旧日的“荷花市场”。一面是苍茫的黄昏，一面是老人对青春的回忆。《逛庙会》使我重温了那种境界。但《钟鼓楼》过分自我抑制的系统化的叙事却在这里化作了片断的思绪和绵长散乱的回忆了。
<IMG=BB91208701>
这种即兴式的“回忆”当然也透露了若干富有文化意味的信息。《故都北京社会相》中有一篇《中山公园的茶座》，就在有趣的叙述中提供了社会学，文化学的资料。三个并置于中山公园中的茶座，因其不同的风格表现了北京生活本身的跨度。“简单地说，春明馆是比较旧式的，长美轩是新旧参半的，柏斯馨则是纯粹摩登化的。所以有人说，这三个茶馆，是代表三个时代”。老舍的《茶馆》是一个茶馆经历三个时代，这却是三个茶馆代表三个时代，我们从中找到了让人回味的差异、区分和变化。我们似乎难于想象，当铺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字体——当字。“当字，是中国字体上一个‘怪胎’。它不是某个时期，某个人一下子想出来的，而是历代相传，约定俗成。实际上是一种专业字。字体大致如行草，有的是半边宇，经过长时期逐步演变形成的”。在“当字”的介绍中就有许多值得正统史家关注的东西。此外，对北京衣食住行各方面的介绍都给一个业已消逝的社会留下了侧影。《北京往事谈》中就留下了许多消逝了的行业的记载，一鳞半爪，却足以启人思考。如北京特有的扛肩搬运夫“窝脖儿”就已完全没有踪迹了，而红白喜事时搭棚的“棚行”就曾经是北京的一个大的行业，也随着需要的减少而消失了。这些都是饶有兴味的社会史、文化史资料。
但这三本书的“回忆”并不试图为正统史书拾遗补缺。它们的“回忆”是一种梦境的书写，它们无疑是零碎而缺少深度的，它们是一种表层的和“形式”的探究。这里的回忆不试图组成有序的历史，而是把历史化为五彩缤纷的“形式”。它们对于我们这些处于二十世纪最后岁月的读者来说，并不提供一个真实的“过去”，而是一个过去的“梦”；它们并不试图正确地传释历史，而是提供一个优美、雅致的“过去”的图案和幻影。这里有动人的场景，有即兴的议论，语丝片片，牵扯着，指涉着一个广大的语境。它蕴含了一种特有的安祥平和的人生态度，能够从生活的细微部位发现它本身的趣味、风格和特色。掌故作家们带着一双细腻、敏感的眼睛，他们超越了时间，行走在昔日的大街小巷之中，他们在想象中重建过去的空间。他们并不试图扭转光阴的旅程，只是对于旧梦的消逝寄寓了一点感伤而已。这感伤也同样是通达的。属于他们的最好的岁月已经过去，那又何妨走到戏台之下，静静地抚弄、清理一生的思绪呢。这样，“过去”就既属于群体和历史，也属于个人的“记忆”和言语。写作也就变成了一种生存方式，一种拯救，一种对遗忘的超越，一种过去生命的铭文和记号，一种无尽的镜象之流。
对我来说，这三本书都有一种将我“旋入”的感觉。回忆是亲切的，好象就在我的附近，它们唤醒了我内心深处的期待与想象。昔日的北京和今日的北京在联系与差异中展现着各自的面貌。我们应该喜欢已经发生的变化，但我们也应保留一点“回忆”。这些都属于我们自己。读这些书，我的身边好象浮动着老北京模糊而又迷离的影像，浮动着长辈的生活的侧影。时空的距离不见了，我在紧张与焦虑中获得了安宁。有人说，后现代性就包括对“回忆”的无穷的消费。我觉得这说法十分有趣，但我总要走出门去，因为我毕竟生活在今天的北京。
一九九○年七月四日京郊魏公村
(《北京话旧》，翁偶虹著，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七月第一版，1.20元；《北京往事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一月第一版，3.90元；《故都北京社会相》，梁国健编，重庆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八月第一版，2.00元)
张颐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