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本说历史只是人类罪恶、愚蠢和不幸的记录。经他讲述的历史虽然并不只是罪恶与不幸，倒底不足以使人欢欣鼓舞。吉本同时代的一个法国人，冤死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孔多塞，至死还抱持着另一种看法：“大自然赐予我们无限的希望，人类挣脱了枷锁，正以坚实的步伐在真理、道德与幸福的大道上前进的画面，给哲学家提供了一幅前景，使他从至今仍污染和折磨着人世间的错误、犯罪和不公正中得到慰藉。”他写的历史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由《人类的故事》可以约略地窥见，因为，在房龙的故事里面，这段话被奉为至理名言。
房龙生长于充满旧式自由主义气氛的家庭，并在信仰达尔文和其他十九世纪先驱者的氛围里面接受教育。早期影响其思想的人物，乃是蒙田、埃拉斯穆斯、法朗士、萨克雷和巴赫。由此造成的“偏见”，正是贯穿其著述的基本观点，这一点是作者乐于承认的。房龙的书自三十年代传入中国，颇得文人学士的好评，美名至今不衰，究其原因，除与他那娓娓道来的妙笔有关之外，怕也部分地得力于他书中的进步历史观。
房龙写《人类的故事》，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劫后余生，悲观情绪弥漫于世。房龙的看法却是，大战并非末日，而是新世界到来的契机。他站在进步历史观的立场上，第一便要批判“现代”的观念。在他看来，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及现代一类人类历史分期法，极易给人以错误的印象，尤其是“现代”这一观念，它包含了一种暗示，即“我们这些二十世纪的人已处于人类成就的顶峰。”然而，设想一万年后，我们的子孙看我们的历史，或许会把拿破仑当作亚述征服者提华拉·毗列色的同时代人；十九世纪巴尔干半岛的冲突，在他们仿佛是由于“大迁徙”引起的骚乱的继续。凡此，只是因为“我们这些现代的男女并不‘现代’。相反，我们依然属于穴居人的最后几代。仅仅在昨天才奠定了新纪元的基础。”
比之一般流行的历史学，那种醉心于高扬人类伟大成就的“现代历史学”，房龙的批判历史学显然要高超许多。它鼓励人类的怀疑精神，主张每一代人都重新去奋斗。只是，倘若这种批判的历史学贯彻得彻底，未尝不会有“批判的批判”。与房龙同代的英国历史学家J.B.Bury写了《进步的观念》一书，为的是了解“进步”这一种观念，如何在人类的头脑中萌发和壮大起来。他在书的“后记”里说，进步的观念要具有意义，不能不克服所谓“终极性幻觉”的心理障碍。这种“终极性幻觉”是把自己时代的偏见视为当然，就象房龙指出的“现代人”之于“现代”观念。换句话说，进步的观念，作为一种学说，只具有相对的价值，而与文明历程中某个未必很高级的阶段相对应。Bury之后约半个世纪，一位美国学者R.A.Tsanoff出版了《文明与进步》一书。此书的前半部探察了西方思想中进步观念的来龙去脉，也不以“进步”为必然。事实上，房龙这位同胞的历史观可以说是“相对主义”的。历史在善与恶两种力量的较量中曲折发展，鹿死谁手，正未可预卜先知呢。可惜，无论Bury还是Tsanoff，自己都不曾亲口去讲述完整的“人类的故事”(Bury编过吉本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写过历史人物传记和罗马帝国史等)。他们的历史观辅衍开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只能借助于其他历史家的作品来推测，比如赫·乔·威尔斯的《世界史纲》。
威尔斯也可算是房龙的同时代人。他象房龙一样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极深刻的印象，甚至，他所以要重述“人类的故事”，也是如房龙一样是因为受了这一场人类浩劫刺激的缘故。只是，房龙相信世界大战带来了新的生机，“为尚未超越早期穴居人阶段的人类工作和卖命”依然是值得的。威尔斯却是想在那幻灭和迷 惘的年代，对于刚刚发生的事情提供一个解答，因为一个人的政治活动，正是“他对于过去的看法在行动上的表现”。威尔斯这样来讲述人类的故事：“它的背景是深不可测的奥秘，群星的谜团，无可量度的空间和时间。出现了生命，它为获得意识而奋斗，集结着力量，积聚着意志，经历了亿万年代，通过无数亿兆的个别生命，直到它抵达今天这个世界的可悲的纷扰和混乱，这个世界是如此地充满着恐惧，然而又如此地充满着希望和机会。我们看到人类从孤独的开端上升到现今世界友谊的黎明，我们看到一切人文制度的生长和变化，它们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变化得更加急速。这场表演在一个极大的问号上结束。”
房龙要求每一代人都重新去奋斗，以免象史前期不适应潮流的懒虫那样被消灭。在他的要求里面，一定包含了对“现代”观念一类偏见的斗争。然而，这种奋斗不也应当包含祛除另一种时代偏见——“进步”观念的努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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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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