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G=BB91301401>
中外许多作家的长篇处女作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自传体成长小说的痕迹。萧乾的《梦之谷》也不例外。这部小说初版于一九三八年，作者在一九八一年修订后重版本的代序中曾经这样回顾当年这部小说的创作：“这部小说如还有一点可取之处，就在于我是先在感情生活的初次尝试中经历了一场惨败——也即是说，小说的情节基本上是我个人的经历；过了六年，我才动笔去写它。在这里，爱情以及流浪生活，我写得可能都很拙劣，但自信还是出于一点真实的感受。”
“拙劣”等语，自然是作者的谦词，而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这段话证实了小说的自传体性质。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尽管六载光阴流逝了，作者初恋留下的创伤感依旧未能释怀，也许正因如此，《梦之谷》对那段生涯的艺术创造才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情感体验。
《梦之谷》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描写了三十年代初期一个年仅十八岁的北京青年，由于遭受政治迫害，只身流浪到岭东。“我”人地两生，语言不通，终于在一家中学谋到一个教国语的职位。因身受语言隔阂之苦，就在校中奋力从事推广国语运动。在一次筹款演出的过程中，“我”结识了当地一个受后母虐待的姑娘“盈”，盈也说一口纯熟的国语。两个人同病相怜，产生了真挚的爱情，在岛上的幽谷中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日子。但美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那里的一个有国民党党部作后台的土豪劣绅刘校董，倚仗财势，硬将这位姑娘霸占，使一场美好的姻缘以悲剧告终。当“我”五年之后重返岭东的时候，一切已经如同汤汤的逝水一去不复返了，“踽踽独行的我”， 已经成为“一个在现实中暂时僵死过去了的回忆者”。
《梦之谷》的情节大抵如此，与为我们所谙熟的控诉黑暗的社会对爱情摧残的经典故事原型似乎没什么本质区别。事实上，歌德的流芳千古的《维特》简述起情节来更其简单，但它却倾倒了诸多国度的不只一代人，以至萧乾在《梦之谷》重版代序中回忆三十年代初他入大学时期，“个别青年读完《少年维特之烦恼》还真地寻了短见”。可见故事情节本身未必是决定性的因素。
那么，《梦之谷》震撼读者心灵的地方究竟何在？恐怕在于它的抒情笔触所渲染的强烈的悲剧氛围，在于作者所精心营造的“梦之谷”情境所唤醒的对美好的事物的集体性记忆，在于男女主人公在丧失的心路历程中巨大的创痛体验。可以说，《梦之谷》是一首失落者所倾述的美丽的挽歌。
《梦之谷》具备经典成长小说的一切母题：只身飘零的逆旅，坎坷而多折的遭际，人生的磨难与爱情的悲剧感受的合二而一，以及最终在丧失中所获得的对人生真谛的启悟。我们从中读到的，是一个初涉世事的少年人怎样经过痛苦的蝉蜕过程才能慢慢走向对人生的真正领悟。如果说，“最重要的是成为一个人”(加缪《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那么这场爱的悲剧真正奠定了主人公“我”的成人式。“我”的成长道路在一定意义上印证了阿瑟·米勒的悲剧观：“在悲剧占统治的地方，当最终产生悲怆的地方，那个人物就已经打了一场本来就不可能打赢的战斗，”“在悲剧之中，也只有在悲剧之中，存在着对人类的可臻完美性的信任。”(《阿瑟·米勒论剧散文》)
诚如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给悲剧下的定义：“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梦之谷》令人荡气回肠之处，正在于它最终是对于美好事物的毁灭。小说产生悲剧感的前提是男女主人公爱情故事中幻美的内质。
“我”与盈的初次邂逅就让作者写得很美。“我”偶遇一个哭泣的小女孩，上前安慰，山道上过路人以为“我”欺负了小女孩，由于不通语言不肯饶过“我”。这时从一个戴着女子师范徽章的女生口中传出了“我”久违的乡音，“那么柔和，那么悦耳”，仿佛“由天空降下这样一个‘知音’”，自然一切因此迎刃而解。那女生就是“盈”。
从这个早晨起，我生命的地平线上便冉冉升起了一个梦，灿烂得象火焰。
可以想象萧乾是深怀怎样一种温馨的眷恋和一种令人心碎的怅惘去精心构建“梦之谷”这一爱的初始情境的。“梦之谷”在这部小说中已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大自然的幽谷，它已经升华成为一个象征物。它使人想到的是亚当和夏娃被上帝放逐之前所栖居的伊甸园，那是人类在拟想中迄今所获得的唯一一块净土。只有在“梦之谷”中，“我”与盈才可能暂时忘却“谷”外的世界，忘却自己在社会现实中的地位和身份，忘却由那个刘校董的存在所带来的的威胁，而以纯然美好的个体生命无忧无虑地相爱相嬉：
那是一段短短的日子，然而我们配备了一切恋爱故事所应有的道具：天空星辰那阵子嵌得似乎特别密，还时有殒落的流星在夜空滑出美丽的线条。四五月里，山中花开得正旺，月亮象是分外皎洁，那棵木棉也高兴得时常摇出金属的笑音。当我们在月下坐在塘旁，把两双脚一齐垂到水里时，沁凉之外，月色象是把我们通身镀了一层银，日子也因之镀了银。我们蜷曲着脚趾，互相替洗着。由于搔痒，又咯咯地笑着。在这段“镀了银”的日子中，“我”与盈所经历的，是那种生命原初的类似狂欢节般的快乐体验。人类也许只有在狂欢节中才能真正达到泯灭社会地位和身份甚至泯灭性别的忘我境地，它使人在短暂的时光里恢复了本真的自我，实现了充分的个体自由和解放。可以说，“我”与盈在“梦之谷”中不含功利目的的初恋人生所达到的正是这种境界。
但狂欢节之所以是狂欢节，就在于它的暂时性。人类在狂欢之后终于又意识到他必须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就象一个逃出家门的孩子尽情玩耍之后终于又被父亲捉回家中，重新束缚在强大的父之法里。对于“我”与盈来说，“梦之谷”也恰象狂欢节的广场，两个人无法永远在“梦之谷”里逃逸，他们时时还会感到头顶上所笼罩的阴影。刘校董的存在仿佛是一个永远难以苏醒的梦魇，它象征着在人的个体生存之外永远高悬着一个残酷的代表人的社会属性的存在。
当某种情境一再出现在中外作家的笔下之后，它便具有了某种原型特征。有位诗人曾描绘过山谷之梦：“睡吧，山谷／我们躲在这里／仿佛躲进一个千年的梦中／时间不再从草叶上滑过／太阳的钟摆停在云层后面／不再摇落晚霞和黎明”。这里呈示的是在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山谷中逃逸外在世界的渴望。法国小说家贝纳丹·德·圣一比埃尔的小说《保尔与维吉妮》中的那座法兰西小岛，便酷似于萧乾笔下的“梦之谷”，保尔与维吉妮的恋爱正凭借着与世隔绝的小岛的庇护和遮蔽，当维吉妮动身去法国继承遗产之时，便进入了秩序的世俗世界，两小无猜的爱情因此而轰毁。
作为一种原型情境，“梦之谷”必然呈现出一种意识形态色彩，它象征着对现实的暂时的逃避，象征着忘却“谷”外世界的拟想中的解脱。正因为这种逃逸和隔绝具有一种想象性意味，因而它无法避免地带有无意识的自我欺瞒性。
其实，小说中的“我”已经意识到了两个人爱情中所潜藏着的自我欺瞒性：
幸福有时是酿制出的，也有时是掩盖成的；象所有的恋人，我们眼前只是一片朦胧，而且昂了头只望着天空。
可以说，“我”与盈的爱情的幸福感受正是靠着这种掩盖而暂时获得的，它有明显的幻像意味。支撑并维系这种幻像的，是男女主人公所迸发的巨大的激情。
英国小说大师毛姆在《刀锋》中对爱情的本质有一段经典性的论述：“如果爱情不是激情，那就不是爱情，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激情不是由于得到满足而增长，面是愈不顺利愈强烈。”“激情是能毁灭人的。激情如果不再有毁人的能力，它也就灭亡了。”
《梦之谷》中的“我”正是被这种具有毁灭性力量的激情支配着自己的情肠。“我”的爱情中阴影愈浓，悲剧感愈强，这种激情也愈强。而一旦恋爱中人被激情占据，他就会自觉或非自觉地丧失掉自己的清醒的理性判断。这继续印证着毛姆的论述：“激情是不顾一切的。帕斯卡说过， 激情有它自己的道理，不过这些道理为理智所不容。”这种为激情所左右的情感状态，英国作家和评论家约翰·罗斯金称为“感情的误置”：“一切强烈的感情都具有同样的效果。它们在我们心中使一切外界事物的印象产生了一种虚妄，这种虚妄，我一般把它称之为‘感情的误置’。”“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必须受真实的精神的指导，甚至在欣赏误置的时候，也是如此。”(见《十九世纪英国文论选》)“我”和盈的那种由掩盖形成的爱的幸福，也正建立在这种由于“误置”所造成的人性本能的自我欺瞒性的基础上。但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没有这种“感情的误置”，没有这种激情所遵循的自身的逻辑，没有这种自我欺瞒性，两个人也不会有爱的极致体验。在真实与“误置”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困惑。也许爱情以至一切人类情感的神秘性正根源于这种深刻的矛盾之中
能够穿透这种由于创痛的激情所造成的感情的误区与盲点从而洞察人的“误置”的本性的，该是怎样一颗博大的心灵。法国评论家莫洛亚曾这样评述普鲁斯特的爱情哲学：“堕入情网的普鲁斯特同时看到了钟情男子的思想和被爱女子的思想，在这个人身上看到了那个人的影像，甚至超越时间，怀着平静的冷酷，将他现在饱受痛苦的心灵与他明日已治愈创伤的心灵相对照。除了这种美妙的俯瞰一切的景色之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使他感到更深厚的兴趣。”(《从普鲁斯特到萨特》)这种普鲁斯特式的对爱情历程的具有超越性的自反式观照在《梦之谷》中是无法产生的。也许“我”的十八岁的年龄同他所要对抗的世界比起来毕竟嫌年轻了一点。《梦之谷》是用倒叙方式叙述的，在小说的《序曲》中，“我”重返岭东已经是那场悲剧的五年之后了。这给小说笼罩上了一种追忆逝水年华的主观色彩，奠定了小说独语式的倾述调子。但五年的时间距离还不足以使“我”产生超越性的审视，占据“我”的心理的，仍是五年之前的那种创痛情绪。这使小说的叙事流程变成了对五年前的生活的一种沉溺。可以看出，对于这个叙事流程本身，“我”是无法判断和把握的。这一点，最突出地体现在“我”对于悲剧结局的感受上。
“我”返回北京去准备升学无疑是这场悲剧的一个契机，也正是在这段日子里，盈被刘校董霸占了。当“我”匆忙赶回岭东历经波折找到了盈，一切已无可挽回。“我”执意把盈带走，盈也动过逃离火坑的念头，但结局是遗憾的，最终她还是与“我”诀别了。
一个凄美的故事就在这种丧失的结局中悄然结束了。
《梦之谷》所呈示的弥足珍视的启悟在于：“我”所经历的具有原型意味的成长模式中昭示了人类中的个体只有经过丧失才能走向成熟的必经之旅。“梦之谷”作为一个永远的乌托邦幻像，它象征着人类只有沉溺于想象界中才能暂时逃避现实处境，而既然是梦总是要醒转的。因而“我”必然要从“梦之谷”的具有掩盖真实处境的欺瞒性幻像中解脱。这或许正是由雅克·拉康从心理学角度揭示的人类个体从幻想界进入象征界进入秩序的过程。而这种过程的真正残酷性还不在于“我”必须接受客观现实，而在于“我”终于领悟到了“梦之谷”的虚幻性。这种幻像的失落体验才真正具有普泛的意义。
尽管如此，读罢《梦之谷》，我们仍会久久地沉湎于对“梦之谷”的深深的眷顾之中。也许“梦之谷”迟早要渐渐地随着这个悲剧故事的终结而在我们的记忆里化为遥远的暗示和背景，但主人公创痛的成长历程却将积沉到我们的人生经验之中。“我”与盈的故事虽已经讲完了，但故事中的人生体验却具有永恒性。因为人类注定要在用幻想的方式中营造“梦之谷”，同时又在一次次地粉碎这种梦境的过程中一代代地生存下去。“梦之谷”将成为人类永恒的诱惑，尽管它并非实质性的存在物，然而人们仍旧无法彻底在生命深处把它放逐，而人类的生活也许正因如此才显得步履唯艰。加缪曾说，正是那些美好的东西而不是丑恶的东西使生活变得真正的艰难。而美好的东西却又正是在丧失中才更加显露出它的幻美与无法企及。
《梦之谷》初版的序写于—九三八年。那时正是抗战初期，作者回忆说他当初是怀着歉疚感写了这篇短序的：“战争已多少把大家的舌叶弄得迟钝了些，它还应把那情感的触觉剪干净。这再也不是选择‘如何说得更动听些’或‘漂亮些’的时候。”作者当时的歉疚的心情是很容易理解的。在那个时代，任何个人的悲欢恩怨都似乎变得微不足道，更不用说在文本上刻意地去咀嚼它了。也许更有幸的倒是作为今天的读者。我们在读《梦之谷》的时候，大概不会因为想到它最初付梓的时代而歉疚，尽管作者说“这书充其量却还是一滩珠形装饰，但并不晶莹闪光而已”，而我们却依然可以跨越五十余载的时间距离，从中捕捉今天仍旧令我们扼腕击节的东西。
重版本的代序《终身大事》一文写于一九八0年，我们从中看到的是历尽沧桑的作者征古涉今地谈吐关于中外的爱情和婚姻的异闻轶事。如作者所说，“这些闲话都同《梦之谷》这本书沾不上多少边，纯然是借题发挥”，它抒写的是老年的萧乾对爱情和婚姻深富经验和阅历的洞察和观感，充满睿智与谐趣。这与《梦之谷》中的悲剧基调相去太过遥远了，字里行间是了悟了人生真相之后的通脱与澄明。到这时候，作者的心里对初恋生涯恐怕该不会再有创痛的感受了吧？人生有足够长的时光去愈合年轻时的伤口，况且生命的不同阶段总有如期而至的新的内容来填满。那时偶而回忆旧时的创痛，也许倒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了。但在达到如孔老夫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之前，一个人要经过多少风风雨雨的历程呢？
(《梦之谷》，萧乾著，广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六月第一版，0.88元)
(文前萧乾像，丁聪作)
余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