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写于一九八八年下半年的经济理论著作，副标题叫做“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思考”。其时，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层次的许多矛盾亦已显露端倪。当时我曾隐约地感到，经济改革所据以进行的许多理论问题并未搞清，理论上的模棱迟早会危及改革的顺利进行，而改革的深入恐怕仍需要一次普遍的理论再思考、再创造。但是理论创造的突破口在哪里？亦或说，在纷纷然然的改革理论“热点”中，真正居于核心地位，制约着整个改革进程的关键问题在哪里？似乎不甚清晰。自然，现在比之当时已清晰了许多，即使如此，读了刘伟、平新乔的新作仍颇有些豁然开朗的感觉，这就是：产权、均衡和市场。
的确，回顾一下我们所亲历的改革十年，经济理论界空前活跃、空前繁荣，也空前“杂乱”。东方的、西方的、古典的、当代的、纯理论的、对策性的，各种思潮一齐涌入，计划理论、市场机制、价格改革、工资政策……等等都曾成为改革的，“热点”，依次成为争论的中心和改革的出路。今天，当改革处于相对沉寂的阶段，当我们面临一次新选择的关头，是对这千般热点、百种方案加以总结归纳，找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核心环节和改革症结的时候了。考虑到这种背景，作者选定产权论、均衡论和市场论作为“改革思想演进中的若干问题”，恐怕不是偶然的，没有对经济理论特别是实际改革进程的切身体会和把握是难于做到的。于光远先生在为本书所作的序言中称“作者选‘三论’作为经济改革中最重要的经济学理论问题，我认为是颇有见地的”，这话并非过誉。
把产权、均衡、市场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三大要素目前已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这种共识又主要源于一种实践经验：产权关系不明确，财产边界不清造成社会主义经济中缺少健全的市场主体，而这又使任何构造市场的尝试归于失败。 现在学者们常爱用体育比赛的例子形象地说明制度变革的重要性。如此说来，创造市场环境就如同确定比赛规则，而明确产权则类似于培训一个个懂得并遵守规则的球员。如果比赛场上的球员都不懂得或不遵守这些规则，那么再完备的规则也无济于事。我们在构造市场上花费了大量精力，比如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是放调结合还是只调不放，是先调后放还是边调边放……如此劳神费力却收效甚微。我们曾试图建立产品市场、劳动市场、资金市场，我们试图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经济，利用利率杠杆来“启动”萧条的经济，结果也是“启”而不“动”。这一切都证明具有明确产权关系的市场主体对未来经济体制的意义。另一方面，产权主体的构造又是同市场形成不可分离的。即使产权关系明确了，财产约束建立了，缺少相应的市场环境同样不会收到好的效果。市场提供了经济主体活动的规则、程序等等，没有这些规则，产权主体的逐利过程只能导致混乱，就如同即使有了合格的球员，如果没有完备的竞赛规则比赛仍无法进行一样。不仅如此，在一个不存在市场关系的环境中，产权明确的主体比之产权不清的“官厂”、“官商”更难于生存。至于经济均衡问题为什么应成为改革理论的重点之一，如作者所说，原因有三：“一是均衡机制在现代经济中一般是与市场调节相联系的，引入市场机制，自然就会涉及这种引入是否会带来均衡的结果这样一个问题；二是均衡既然是对某种经济运行状态的刻划，所以，一种经济是否能实现均衡，这就会涉及到对这种经济所处的经济体制的评价，若一种体制不可能长久地维持其自身的均衡与稳定，则该体制是不会有多大的生命力的。于是，对于均衡的分析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思想中往往是与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评价紧密相联的；三是均衡又与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有关，即是平衡地按比例地发展经济，还是非平衡地有重点地发展经济？这种讨论同样是与经济体制的选择相关的”(第146页)。作者的分析是应该同意的。
我们说产权、均衡和市场问题是经济改革的核心与关键，主要是从改革的实践经验中得来的。具体地说，实际情况往往是，某一项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就无法再深入，从而迫使我们从更深的层次上去研究、分析，去接触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价格改革——建立市场——构造市场主体——明确产权这一过程就鲜明地呈现出我们的思考由浅入深、逐步发展的轨迹。这种由实践的需要而提出问题进而开始研究更深层次问题的顺序当然并非不正常，不过，问题一旦提出，仍然仅仅停留在对策层次上就不够了，解决问题的前提是从理论上全面地把握问题的实质，纯理论——应用性理论——可操作的具体对策这一顺序恰与前一过程相逆。基于这一研究态度，作者对经济思想史上有关产权、均衡和市场的理论进行了详尽的考察，这其中不仅包括人们熟知的诸多理论，而且涉及到不少人们还不十分熟悉的或者注意不够的理论。其中值得提到的诸如马克思的产权思想(一章一、二节)，“伊利里亚”模式中的产权观念(三章)，斯大林时代之后苏联学者(如什克列多夫、文热尔)对产权关系的认识(第55—58页)，以交易成本理论、科思定理和布坎南思想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产权理论的发展演变。对这些理论和学说的探讨当然离改革的实践需要还差得远，更不等于实际构造社会主义的产权关系，但无疑极大地丰富了实际改革过程中用以分析和构造产权关系的工具，并为现实变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均衡问题，作者同样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论述，其中有我们熟悉的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关于均衡与增长的思想、马克思对均衡增长的论述、苏联二十年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布哈林和斯大林关于经济增长与均衡的历史大争论以及瓦尔拉斯均衡、凯恩斯均衡、哈罗德、多马与索洛的争论、两个剑桥之争等，也有还不大为人所知的如克劳威尔－巴罗－格罗斯曼的非均衡模型、贝纳西的非均衡模型、波兹等人对社会主义计划中均衡与非均衡的分析。至于市场理论这一争议最多、容量最大的问题，作者从中选择了两方面的内容重点加以论述，一是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问题，二是市场秩序的建立问题。作者认为，这两个问题也就是“要不要市场和如何运用市场机制的问题。”(第334页)就前一问题，作者论述了从二十年代苏联经济学家(如波戈丹诺夫、列昂节夫)到六十年代改革时期的讨论，从二、三十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争论到沃德、瓦尼克等人对工人自治经济的研究，从诺夫的“可行社会主义”模式到东欧改革派思想家的理论。在后一个问题上则主要论述了西方经济学家在“古典的自然秩序论”、“市场失败论”、“政府失效论”等方面的学说。
公正地说，本书所述及理论的很大一部分在其他著述中也都多少有所涉及，有些比本书更为详尽。但是，把东西方两大理论体系中关于产权、均衡、市场的理论如此集中地在一部著作中加以论述并进行比较的作品却不多见。“一切的价值都在比较中显现出来”，这话用于此不一定很恰当，但本书的价值由于比较研究确乎大大增加了，因为，很多思想，只有在同其他思想的比较中才能准确地把握，才能显出其价值。举例说，产权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在那里发展得较为完善。那么，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是否也有产权思想呢？作者一方面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另一方面又在同西方产权思想的比较中指出，很多东欧的改革思想家，包括卡达尔、布鲁斯、锡克，“或者完全忽略了产权问题，而仅仅注意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或者虽注意到了产权问题，但并未解决企业产权载体，也未明确阐明所有权、产权、经营权的结构”，因而“都未超出南斯拉夫人的眼界。”(第76页)而南斯拉夫的作法，从产权理论的角度看，也只是“从国家独揽所有权、产权和经营决策权的一端走向了取消任何产权的另一极端”。(第61页)再如市场问题。说到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中关于它的讨论并不少。但是市场理论究竟应包含哪些内容？社会主义的这些讨论离完整的市场理论还差多少？作者不仅回答了市场理论包括市场必要性理论和市场秩序理论两大部分，而且通过比较说明，过去若干年中，我们关于市场的讨论基本上属于前者，而更为重要的市场秩序理论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关于均衡论也具有类似性质。在这一领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对于经济的“计划平衡”积累了不少经验，包括技术性的方法和工具，而西方经济学则专注于“市场均衡”的分析。通过两种均衡理论的比较，社会主义经济均衡理论的发展方向也就不言自明了。
有关中国经济学家对产权、均衡和市场理论的研究及其在经济思想史中地位的论述在书中占了相当篇幅，这一点不能不提到。对于亲身经历和参加了中国经济理论十年变革与发展的作者来说，要对自己置身于其间的纷繁的观点、流派、思潮、争论做出清晰的把握和疏理，特别是对其在世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理论中的地位、同国外理论发展的关系作出恰如其分的阐释，比之对别人的争论“作壁上观”，不是更容易而是更困难。可贵的是，作者在论述了国外包括东西方经济学家在某一方面的理论之后，都对中国经济学界在该问题上的思想做了系统、清晰的归纳和分析。如第五章“产权思想在中国”，首先简要分析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产权思想的萌芽和发展，而后重点考察了中国城市改革中提出的产权思想，对近年来国内有代表性的改革所有制和重建产权关系的各种理论、各个流派乃至承包——租赁——股份制的实践都进行了论述。关于均衡问题更是如此。作者用两整章的篇幅讨论了我国经济领导人和经济学家的思想，从毛泽东的“纲目论”和非平衡发展论，陈云的“国力论”和平衡思想，到薛暮桥、杨坚白、刘国光、董辅<SPS=1283>等人的计划平衡思想直至吴敬琏、厉以宁等关于市场均衡的争论。透过这些思想和争论，作者为我们勾画了一条置于整个人类经济思想背景之中的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清晰脉络。我感到，对于准确把握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及实际经济变革进程来说，这是极重要的。
上述工作当然也蕴含着作者很多创造性的劳动，然而书中最有创意的还是在上述工作基础之上阐发的作者对于产权、均衡与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意义的认识，以及在中国改革过程中构造产权、维持均衡、建立市场的途径与方法。作者指出，产权是商品经济的特有概念；所谓“两权分离”改革思路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忽视了产权；在坚持公有制的条件下，改造产权关系的出路是使所有权“货币化”，“使之变成一种可操作的、可在市场中适用的经济权利。”(第141页)作者并且提出从目前的在两权分离思路下诞生的经营权承包模式向既承担收益也承担风险和责任的产权承包转变，并以“分级承包”和“准董事会”机制为向股份制做准备的思路。(第141—145页)
有关均衡问题的论述更表明作者对经济思想史的探讨不是出于纯粹的理论兴趣，而是时时以正在中国大地上进行的巨大试验为根基的。如前所述，作者对中外东西各种经济均衡思想做了详尽的评述，在此之后，作者紧接着提出了自己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均衡与非均衡问题的观点。我以为，作者对当前中国经济均衡问题特殊性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向建立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又面临双重转轨的发展中国家的均衡理论迈出了第一步。这些特殊性就是：1)实现均衡过程与体制改革进程的交织；2)经济增长与经济均衡的矛盾；3)总量均衡问题与结构均衡问题并存；4)二元经济下平等与效率的选择；5)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政策效应矛盾；6)国内均衡与对外均衡的矛盾。在此基础上，作者阐述了自己对于解决上述矛盾和问题的意见，即“在改革和均衡目标的选择上以改革为首要目标”；“在增长与均衡目标冲突时应以增长为首要目标”；“在宏观均衡目标的选择上既要追求总量均衡更应注重结构均衡”；“在市场一体化过程中宏观经济目标取向应以追求效率为首要”；“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重点选择应是供给方面”；以及“在国内均衡与对外均衡相冲突时应以国内均衡为主”。(见十章三节)如果说，对于各门各派经济理论的了解和评述可以在书斋中完成的话，那么，就经济现实所发表的这些中肯见解则绝不是躲进书斋、闭门造车可以产生的。据我所知，两位作者在过去几年间经常出入于企业、乡村、管理机关、研究机构，活跃在改革的“设计院”、“实验场”和“俱乐部”。本书之所以有别于一般经济思想史著作，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曾同两位作者长期共事，并曾受业于同一些师长，应该说对作者的理论观点、学术兴趣、研究偏好乃至行文习惯都不陌生。作者在创作此书之前也同我谈到过他们的一些构想。不过，尽管如此，通读全书之后对于作者在某些问题上的处理仍不十分清楚。试举一、二。我们知道，产权论和市场论是构造一种经济体制的两大支柱，也是我国体制改革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至于均衡论，则是对产权明确的市场主体在完善的市场环境下进行活动使经济生活达到的某种状态的描述，两者似乎应有一种此前彼后、由此及彼的逻辑关系，在我看来作者似乎也是这样理解二者关系的(请注意前文引述的本书146页的文字)。沿用体育比赛的例子，明确产权在于培养一个个熟知并遵守比赛规则的球员，建立市场旨在确定完备的比赛规则，而经济均衡则是对比赛进行状态或井然有序或杂乱无章的描述。因此，作为一部有着严格内在逻辑的著作，市场论应先于均衡论，即使三论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也未能取消这种逻辑。作者将均衡论置于市场论之前的排列似乎有违这一逻辑。再者，市场问题无论从纯粹理论角度还是从实践需要而言都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作者自己也认为它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争论最多，也争议最久”的问题。然而，相对于产权论和均衡论而言，书中市场论的内容无论从篇幅上说还是从内容的广度上讲都显得相对单薄。关于苏联东欧学者的市场经济观点(特别是近年来的观点)、有关西方的市场分类理论、近几年讨论日渐增多的社会主义市场垄断及其克服问题等等，都应成为书中应有之意。
另一点疑问。刘伟和平新乔两位，一位专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另一位则长于西方经济学说，加之两人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同居一室，卧谈坐论，乐此不疲，了解和交流自然很深，各自对对方思想的把握亦很准。由两人合作完成这样一本书应该说是很合适的。作为合著者，作者也有意识地注意了东西两部分理论的衔接和统一，况且，无论东方理论还是西方理论，从内容的逻辑看，并非截然两半。如作者所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瓦尔拉斯均衡与非瓦尔拉斯均衡的对立，也贯穿于社会主义改革蓝图设计者的争论之中，这是我们之所以考察西方学者的均衡与非均衡思想的主要目的。”(第147页)然而，尽管如此，由两位作者分别撰写的属于两大经济理论体系的东西方理论之间仍存在着彼此相容的问题。诸如以科思定理为核心的现代西方产权理论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经济改革的联系，西方市场秩序理论同东方市场与计划结合理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我想这是属于不同层次的问题)都需进一步澄清。我读过作者写的关于西方产权理论与我国所有制改革的一些文字，对此有所了解，但是其他读者，仅从本书内容来看，难免产生东西理论各执一端、各行其事的感觉。
无论如何，这是一部有价值的书。我向读书界推荐此书。至于上述疑问，本应见到作者，当面聆教。可惜两位作者一位客居北美，另一位则来去匆匆，只好姑且存疑了。
一九九○年十月
(《经济体制改革三论：产权论、均衡论、市场论》，刘伟、平新乔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年二月第一版，5.90元)
王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