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斯泰因在自己的祖国也同样知音寥寥。按照美国一本新版斯泰因文选的前言所说，她一向受到“广泛的钦羡”，被誉为“文坛泰斗”、“伟大天才”，却只有“少数人真正阅读”她的作品，因为她的作品确实难度很大，难免“曲高和寡”，不过人们又欲罢不能：这位斯泰因女士凭什么可以成为海明威和安德森等数位文学大师的启蒙者，在自家寓所接受庞德和艾略特的登门拜访，自称与现代派绘画大师毕加索和数理逻辑大师怀特海在并肩“创造二十世纪”，其魅力与影响究竟何在，这是非弄清楚不可的。为此，几十年来，斯泰因在欧美学术界倍受重视，成为持续研究的对象，文人学者的必读。关于她的传记、文集和论著亦不断问世，以满足求知者的需要。
这位女先师究竟是何许人？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一八七四年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犹太商人家庭。一九四六年病逝于法国。儿时的她家境富裕，作为家中小妹，自幼随父母去欧洲读书、旅行，心智得到良好的开发。在她十四岁时，母亲去世。三年后，父亲又过世。好在斯泰因素同小哥哥利奥关系密切，又得到长兄迈克尔的悉心照护。她中学毕业时，利奥离家去上哈佛大学，使她失去亲密的伙伴，颇有些寂寞无奈。一八九三年，斯泰因索性也考入哈佛的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就读心理学系。当时在该系任教的有哈佛心理学系泰斗、美国哲学大师威廉·詹姆斯教授。斯泰因聪颖异常，颇得大师青睐。在詹姆斯指导下，小姑娘学习兴致日高，在实验室里匆匆渡过四年时光。大学毕业，她在詹姆斯教授鼓励下，转入当时美国最好的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专攻人脑解剖学与认识心理学(后有人嘲笑斯泰因的语言实验为模仿痴人话语的科学实验报告，系指她这段学医经历)。不料斯泰因对解剖学深感厌倦，成绩一蹶不振。她又自小任性倔犟，宁可不及格也不向老师服软。最后只好辍学。一九零二年，斯泰因离开美国前往欧洲，从此掀开了生命中新的一章。
在斯泰因旅居法国的生活中，有两个重要人物。一位是她的小哥哥利奥，另一位是她的女秘书艾丽斯·B·托克拉斯。利奥是一位艺术爱好者，因未婚而与妹妹同住一寓。两人钱虽不多，却足以安逸地生活，并有余力出入巴黎的先锋派画廊，购买已成名的画家(如塞尚、马蒂斯)和未成名画家(如毕加索、布拉克等人)的作品。渐渐地，他俩当上巴黎穷困画家的赞助恩人，帮助不少濒临绝望的青年艺术家，并成为其中一些人的终生挚友。像毕加索给斯泰因作的著名画像、格里斯给斯泰因塑的半胸像，均为艺术巨匠与其提携者的友谊结晶。斯泰因兄妹与艺术家们的友谊经数年发展，形成了每周六在花园街二十七号斯氏寓所举行的文艺沙龙。座上常客有毕加索夫妇和马蒂斯夫妇。其他先锋派艺术家每到巴黎，亦设法登门拜访，如同朝圣。斯泰因的文学创作因此与现代派艺术密不可分。她试图把绘画艺术引入文学实验，先后写过《毕加索》等数篇文人艺术家的文字素描。文章在纽约刊出后，引起强烈反响。
用现代女权主义的批评眼光来看，斯泰因的创作无疑得益于她独立的经济地位。本世纪初，妇女难得有“自己的一间屋”以外的活动天地。她们作为丈夫的附属品，一切开销仰仗丈夫的慷慨，而丈夫们通常只好武装妻子的外表而非头脑。为妻的自然很难去探求个人的精神解放，或依自己的爱好自由社交。那些先于斯泰因的女作家，如乔治·艾略特、勃朗特姐妹、艾米丽·狄更生等人，或是担着“坏女人”的名声，或是一生孤寂，身后才得以扬名。斯泰因无疑是幸运的。她在经济上有父母的遗产和大哥的慷慨关照，加之利奥在艺术上的引导，方有条件成为重要的先锋派作家与理论先驱。
然而，斯泰因由此又“染上”现代人的另一种“病症”：她是一名同性恋者。她的伴侣就是女秘书艾丽斯。这位来自加州的女子做事精细，为斯泰因整理文稿，安排日常行止，十分称职。她的到来又恰逢利奥的恋爱与出走，遂起到填补感情空白的作用。从自身条件看，斯泰因自幼相貌可人，却一直过于丰满。据一传记追述，斯泰因在哈佛女子学院读书时，与众女生晚间出游，途中大家商量万一遇上歹徒该如何行事，斯泰因自告奋勇说，她可以爬上树去，然后从树上跳下来砸到歹徒身上，定能将他压个半死。可见她一向自认缺乏女子的娇柔。她的装束、发式亦可证明，她宁愿他人忽略自己的性别。她的生理特点是否成为她倒向同性恋的因素之一，无人论及。不过当时巴黎的自由气氛无疑对她起了纵容作用。另一原因是上文提到过的，即斯泰因的经济能力——她养得起一个伴侣。而这，即使是当代女性怕也没有几人能够做到。
就这样，斯泰因，一个经济独立的女性，艺术家，犹太人，同性恋者，在现代主义各个流派得以滋生发展的自由巴黎，开始了她的先锋派创作实践。
斯泰因的创作学徒阶段止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此后她步步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她不仅是现代派艺术家的赞助者和文艺沙龙的女主人，还是一位才思过人的女作家。此前她已写出不少作品，包括处女作《情况就是这样》(一九○三年作，一九五○年出版)、长篇小说《美国人的成长，又名一个家庭的发展史》(一九二五)，以及带给她文学家声誉的几篇人物素描和小说集《三个女人的一生》(一九○九)。《三个女人的一生》内含三个较长的短篇小说：《善良的安娜》、《温柔的莉娜》和《梅兰萨》。这些短篇确有资格充当斯泰因文学生涯的奠基石。它们显露了斯泰因文风的诸多特点，如用词朴素，句型简单，节奏感强，对话逼真和重复较多等。要知道，它们是作家翻译福楼拜的《三故事》作为文学训练之后，面对新购得的现代派画家塞尚的近作而写出的。著名黑人作家理查德·赖特追忆此书给他的影响时曾说：“有生以来我只用一半听力(half hearing)，可是斯泰因小姐笔下的那些挣扎的词语使我周围人的语言变得生动起来。”更有趣的是，赖特把《梅兰萨》读给半文盲的码头工人听，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热烈反响：“他们拍腿，大叫大笑，还跺起脚来，并且不时地插话对人物发表议论。”这证明斯泰因具有相当敏锐的生活观察力和语言捕捉力，她的创作也并未完全脱离生活。
另一部作品《软纽扣》问世于一九一四年。对这部受立体主义绘画影响的先锋作品，美国文坛泰斗E·威尔逊曾概括为“静物写生”，即一块由“无法确定的碎片所组成的立体画派的画布”。《软纽扣》试图赋予被描写物一种立体感，一种有生命的、独立于其它物体的特殊性。试引一段文字为例：“无饰的小山，小山不白不红不绿，无饰的小山不见阳光，显得山上无人干扰。因此有形有色有轮廓也有蹩脚的中心，很可能没有中心，小山就是小山小山并不等于穿粉衣的温柔的下山者。”这像不像一幅画，抑或是记忆中的一个场面？你是否看到朦胧的山色布满一张画面，蛮印象派的，或许是点彩派——山上只有一点粉色，该不是正在下山的艾丽斯吧。有时候，为了读懂斯泰因，读者只好费心去翻翻有关她的评论或传记。据说她曾为发掘艺术灵感而去山中写作，并命艾丽斯从旁来回地驱赶牛群，为的是听那牛群的哞叫，以恰当地表现声与色的世界。
当了作家的斯泰因，在沙龙里会见的朋友也有所不同。一来是当初的画家朋友由于种种原因已散居四方，来往不那么便当了；二来是到巴黎朝圣的艺术家中增加了不少作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些年里，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常来常往。海明威还热心地为她联系出版社、送文稿，以求得女大师的艺术指导。庞德和艾略特也曾慕名登门索稿。安德森和怀尔德也前来拜访，与之讨论文学的未来前景。斯泰因俨然是现代文坛的中心人物。
一九三三年出版的《艾丽斯·B·托克拉斯自传》，写得出奇地顺利，从动笔到完成不过六周。发行后又十分畅销，成为关于斯泰因其人最受欢迎的作品。《自传》的成功使斯泰因大受鼓舞，愈加相信自己的创作能力。书中涉及她与巴黎文化名人的交往，且文字顺畅、幽默，可读性强。此书不过十万余字，小小的袖珍本刚及一个巴掌厚。正文从艾丽斯初到巴黎讲起，直至成书的一九三三年，涵盖了作者在一次大战前后三十年旅居巴黎的生活。
这一段大约是斯泰因的创作高峰。次年，也就是一九三四年，她的朋友、美国作曲家汤姆森将她的剧本《三幕剧中四圣人》搬上歌剧舞台，大获成功，为斯泰因的创作生涯添上了有声有色的一笔。斯泰因不仅博览群书，且勤于笔耕，文学实验遍及多个领域，除小说外还写过诗歌、剧本、儿童文学和论文等多种形式的作品。她的剧本多是短剧，《三幕剧中四圣人》是唯一的正剧，也是斯泰因的代表作之一。剧本几乎没有情节，背景是西班牙的田园风光。斯泰因曾在毕加索的极力怂恿下去西班牙旅行，立即爱上了那里的独特景色，几处宗教圣地尤其令她倾心。《三幕剧中四圣人》即以该国历史上著名的女圣人特里萨为主人公。女圣人的死失去了殉道者的痛苦色彩，升华为对美好事物的渴求。这种美学观恰好与洛可可时代对特里萨之死的描写相吻合，甚至更多些温柔的情调。不知斯泰因是否从西班牙的特里萨雕像中汲取过创作灵感。
值得一提的是，汤姆森的作曲颇富空灵之韵，演员又一律选用黑人。黑人歌唱家悠扬的唱腔与言词多有重复的剧本不仅形似而且神似，配上飘逸的服装和绚丽的舞台布景、灯光，使这出实验性歌剧在美国上演之际引起轰动。
至此，斯泰因功成名就。一九三四年，在离开祖国三十年之后，斯泰因应邀回国访问，在东部各州举行学术讲座。在此之前，斯泰因曾在英国牛津与剑桥为大学生演讲，颇得崇尚现代艺术的青年学生激赏。她还在二、三十年代出版了《作为解释的作文》(一九二六)和《怎样写》(一九三一)等书，阐释其创作理论及语言观念。美国之行给斯泰因带来了更大的成就感。抵达纽约后，她与艾丽斯去时代广场散步，观赏夜景，竟在巨型的电动广告牌上看到有关她抵美的报道，真是既惊且喜。她在各地的访问也受到热情的接待，演讲的学术成果见诸同年出版的文集《在美国的讲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泰因困居法国乡间，生活艰难。详情可见其作《我所见到的战争》(一九四五)。这段生活无疑损害了她的健康。一九四六年，她在明显消瘦、长期不适之后入院检查，立即被诊为癌症。后因无法手术，不治而亡。
盖棺而定论。对于斯泰因，人们该如何评说呢？首先，她是一个热衷于文学实验的作家，讲求艺术的变化及其对世界变化的追赶。其次，她要证明语言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应回到它原有的“自在状态”。她的创作实践确实显示了她的先见之明：现代语言学带给文学艺术乃至哲学等领域的冲击不正是她早早预见的吗。
斯泰因去世至今已有四十余年。可是她作为“作家的作家”，仍在为文学家们开拓着创作的思维领域。大凡了解当代西方思潮的人都知道，现代人文学科的革命皆始于对传统哲学观念的批判质疑。而这种怀疑的前提是：传统是凭借不稳定的语言系统建立起来的靠不住的“观念物”。正如西方学者指出“不是上帝造出了词，而是词造出了上帝”那样，并非只是生活创造语言，语言对生活也具有巨大的无形的塑造力。斯泰因有一句名言，常为后人引用，连拒绝承认自己与前人有任何师承关系的海明威也拿它开过玩笑。这句话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它强调，玫瑰花本是一个独立存在物，它有形、有味、有色，即使不附加任何形容词在它前头，它同样可以给人如此众多的所指联想。然而在文字中，它又只是一个简单之至的特定能指。这种矛盾关系暗示出作为表意符号的语言与丰富现实之间的差异，或者说，它作为“观念物”(idea－thing)与声觉联想(sound－sense)，作为抽象与具象的对应，其间有一种不等转换过程，用斯泰因的话说，语言即是那种导致“肉灵互变”的东西(butfleshwhichbecame spirit)。从这个意义上说，斯泰因的语言实验与其说是语言文学的，不如说是语言哲学的更恰当。她的创作活动实际上表现了现代语言对传统语言的反叛。从表面上看，斯泰因的文学创作确有不复客观反映现实之嫌。然而从更深的层次上看，它又带有对资产阶级的传统文化发出根本性质疑的姿态。正是这种哲学意义赋予斯泰因的思想以持久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影响。
时至本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激荡在西方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现代语言学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开路机器，仍是各科学者研究的基础。不过，尽管风云多变，“作家的作家”斯泰因依然地位稳固，继续为现代文人提供磨砺思想的“武器”，她的观点至今仍具“先锋意识”，其原因就在于，她指出了语言以及西方人对语言的观念将要发生巨大深刻的变革，也因为她在实验性文学创作中为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成型提供了生动具体的启示。
在本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文学批评权威E·威尔逊就赞赏斯泰因具有“一个文人突出的独创性与个性”，认为“她就在当代文学的幕后”。七十年代末，耶鲁大学的学者感叹“她的创造性姿态不仅使她先于她的时代，也在某些方面先于我们的时代”，必须对她予以“认真的关注”。(W·斯坦纳语)进入九十年代后，美国学者愈发“为斯泰因对世界思想所作的贡献而肃然起敬”。(J·格兰恩语)看来，这位女先师的魅力与影响还将在相当重要的层次上继续存在下去。
申慧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