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 这种选择性恐怕不仅是中国文化有。例如，中国的造纸和印刷术，近邻印度就置之不顾。中国唐代道家盛行，皇帝尊重姓李的本家老子。这时日本人学去儒和佛而不传道教。
主 有取有不取，有迎有拒，有合有不合，这在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关系上从古到今都一样。这只有从内部分析才能找出原因和条件而加以解说吧？
客 由此又引到第二个问题。有不学的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学的也常常拐弯子。日本学欧美开始是从中国学的。十九世纪中叶，日本明治维新以前，中国上海出版的译成汉文的欧洲书籍，日本人拿去翻印、翻译、传播，而在中国看这些书的人反倒很少。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人纷纷去日本留学，可是到“东洋”去学的是“西洋”。除了当外交官的黄遵宪以外，几乎没有人到日本去学习和研究日本文化的。有的官员到日本去搜罗中国旧书，也不重视日本的汉学。当然这可以用日本当时幕府的“锁国”政策说明前者(日本)，用日本维新较中国早而且离得近来解释后者(中国)，而以“东方”学“西方”说明两者。但是不能解释对所学的东西的选择。日本从中国学去的欧美，中国从“东洋”学来的“西洋”，怎么说也是打了折扣的或者是经过加工的。中国人开始学英文用印度课本《纳氏文法》，原本是为印度人编的，例句中很多印度事。中国人仍然学了多少年。中国有不少文学家、艺术家到日本，不但大都是去学欧洲的科学，如鲁迅、郭沫若学医，而且学文学艺术也学的是欧洲的。没听说什么人是去学日本的。学日本就是学日本的欧洲，或者不如说是学日本所学的欧洲。这是不是有点日本化了的欧洲？还是欧洲化了的日本？在三十年代日本大举侵略中国以前，中国人学的欧美文学新潮往往是从日本转口来的。例如新感觉派以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直接从欧美来的影响不如转口来的大。这是为什么？
主 前一问题是学和不学的问题。后一问题是学的直接和间接问题。尽管可以找出一些外部条件作说明，但要作解说这还不够。不探讨本身内部大概还是不行。将近一百年前许多人去日本留学是被日本打败激出来的。他们仍然认为日本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学了欧美罢了，所以到日本也只学日本的欧美，忘了欧洲文化本来是先到中国的。为什么中国人不先学而让日本占便宜呢？跟在日本后面向日本学欧美能胜过日本吗？为什么不问日本是怎么学欧美的呢？日本很快就直接学欧美了。中国还从日本转口。但不能说转口学一定不好。印度学欧洲是从英国直接学的，也未见得好。而且，不一定打败了的要学战胜者，后进必学先进。法国大革命不是学英国革命。美国建共和在法国之前。中国从前也不愿学外国。
客 由此又引出第三个问题。这样的对外学或不学的前因后果包含着什么成见和误解？起先有什么成见？例如看不起日本文化，以为旧的不过是学中国而新的又只是模仿欧美。后来又有什么误会？误会和原先的成见有联系，作用也许更大。成见和误会的根基是不是还在内部？
主 追“因“不是容易的事。查“果”说不定更难。借用现象学的术语，“悬搁”一下，暂放在括弧中。学什么不学什么的问题确实很有意思。比如说，中国人学从印度经中亚和南海来的佛教很有劲，可是对教义和修道法门不都欣赏。只有轮回报应和打坐念经传播广远，而这两者在印度不是佛教特有的。中国人对这方面的兴趣又远不如对传来的轮回故事、拜佛仪式、僧伽组织、寺庙建筑等等大。中国修的佛庙和佛塔比印度的壮观。石窟雕刻和壁画的规模也不比印度的小。敦煌、龙门、云岗等地私人刻佛像求福并标明供养人的造像比印度多。对主要是从中亚(贵霜王国)传来的佛教很热心，对在南海一带传播的佛教就较冷漠。又比如，印度戏剧的形式、技术和理论大约公元后一两百年即已形成。有了完整的分场分角色的剧本，有表演和音乐舞蹈程式以及语言规范，而且在新疆曾发现梵剧的遗留残本，可是中国的戏剧完成时期比印度晚得多，是在唐代以后又过了两三百年，在和印度交往已经大不如前而且印度次大陆北部已经是伊斯兰教文化占上风的时期。印度古典剧本大发展时(约三至十世纪)中国没有剧本。中国古典剧本大发展时(十二世纪以后)印度的古典梵剧衰亡了。中国的戏好像是从宫廷走向民间才大发展。印度的古典戏剧始终在贵族中打转。后来民间歌舞剧兴盛了，又没有先前那种古典剧本了。双方的戏相似处很多，相互关系却很少。许地山、郑振铎等前辈费了大力也只找到相似而找不出相关的证据。任二北前辈考索《唐戏弄》不知如何，我不敢乱说。中国传进了印度佛经中的讲唱故事形式，而印度的现在还未断的演唱史诗故事形式未必相同。是不是经过中亚转口站有了变化？还是各自有传统？另一件有趣的事是：印度古典戏剧中有个固定的角色是“宫廷丑角”。这人专在国王面前插科打诨无所忌惮。除了在剧本中，这样的人物在其他，文献中不见，不会是实际上广泛存在的典型。反过来，在中国，戏剧中没有这样角色，历史书中却记载着战国时楚国的优孟、优旃，唐代的黄幡绰、敬新磨等。五代时优伶封官。欧阳修《新五代史》还为他们特立《伶官传》。这些人的言行很像梵剧中的“宫廷丑角”， 可是为人又不像。(这也许是史书选择的结果)梵剧中这类人是个千篇一律的角色。出身种姓很高(婆罗门)，文化教养很低，地位和中国的优伶不同(也许像优孟)。宋元以来，戏剧发展起来了，宫廷中的这类人不见记载了。从五代上溯楚国，史书中这些优伶演不演戏？演什么戏？有他们时没有戏(剧本)。有了戏(剧本)又没有了他们。古优伶怎么变成了新优伶？优孟化装为孙叔敖是不是演“现代戏”？他那样长久揣摩演习是不是已经有了表演原则？《史记》中的这个例子表明单靠文献不足以解说文化。这好像是学和不学之外的另一条了。
客 据我所知，还有一例。印度从古盛行辩论之风。文体也是这样，对话辩难很多。佛教和尚同样有这种风气。印度佛典中的理论部分，除辞书、类书、歌诀外，充满这类辩论问答。甚至佛说的经中还有问答体。《金刚经》是传不可言说的“空”的，还要再三问：“何以故？”(这是为什么？)龙树菩萨是讲“空”的祖师。他的《回诤论》的所谓“回诤”， 用现代话说，就是“消除争论”，“反驳”，其中是双方对话。学术讨论会和毕业答辩会性质的，出家人和在家人的辩论会直到本世纪还没有绝迹。在西藏、青海的佛教寺院中听说至今还有。这是真正的辩论。在《玄奘法师传》中甚至说，辩论失败的要成为奴隶或者砍头。这一风气为什么没有随佛教进来而只在藏传佛教中有表现？中国号称春秋战国时就“百家争鸣”。但齐国稷下的辩论没有传下来，也未留记录。孟子自称“予(我)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我们的辩论是“不得已”才进行的，而且往往是一面之词，或者是没有结果。庄周和惠施辩论知不知道鱼之乐，针锋相对，几句话就完了。韩愈辟佛只是写文章，没同和尚辩论。倒是在他以前的南朝范缜主张“神灭论”和信佛教的人当面争辩过。朱喜、陆九渊的争论好像也只有在白鹿洞一次。从汉到清争论“经义”只在书本上，当面是不争的。《盐铁论》、《白虎通》是少有的。意见不投，不见面，或“退出译场”，就是了。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实际上中国人的争辩何尝在印度人以下？从家庭到街巷哪里不吵架？可是表现的形式大不相同。识字越多的越不争吵。中印和尚彼此不互相学习这一点。这又是为什么？
主 其实也不是完全不同。留下来的记载和著作总是一面之词。古希腊难道是全不一样？柏拉图的《对话录》中苏格拉底总是占上风。其中问答也不是争辩。所谓“诡辩派”没有书传下来。苏格拉底终于是被毒药封住了嘴。可能是印度宗教派别多，所以有争辩之风。口头或书面争辩不一定能决定歧异，分出正误、胜负、强弱。佛教能离开出生本土到处传播而在本土反倒不能生长下来。这是为什么？
客 看来这些问题都指引我们去搜索各民族文化的本身内在矛盾了。对外的冲撞和内部的冲撞是息息相关的。秋风一起，有人立即伤风感冒，有人只说“天凉好个秋”，有人毫不觉得，看日历才忽然想起，原来是立秋了。
客 这又引出一个问题，也和前面的问题有联系。我们究竟是怎么推理的？或不如问：我们是怎么得到知识的？我知道，印度古代对于知识来源有各派都不反对的一种说法。这叫做“量论”。用现代话说是认识论也是逻辑。这是辩论中不可缺少的，所以也和辩论术有关。辩论好比打球，若没有彼此承认的规则就无从打起。这套理论也随佛教传进了中国，称为“因明”， 也就是论“因”的学问。在印度一般称为“正理”。传进来了，只有玄奘一派讲了一段时间就断绝了。汉族不学。藏族传进比玄奘所传陈那的理论更发展的法称的理论，一直传下来。这个“量”论的原始基本说法也许对我们的追查有点用，不妨先谈谈作为起点，看看我们不爱学的东西是什么样的。一般逻辑表述总是离不开语言。印度的说法有些在梵语中很普通，变成汉语很特别。希腊的只怕也类似。这些我们不管，只讲基本的思路。
主 这其实是常识，所以在印度人人都可以承认，只是到了佛教中的陈那、法称两位菩萨(这词本是称号，“有觉悟的人”，不一定是神)才大进一步发展。正理派详细说明推理部分，为的是辩论。佛教中讲“空”的龙树、圣天(提婆)两位菩萨较早，著作是激烈的辩论记录。他们运用了逻辑，却没有专为逻辑写书。简明提出基本的三“量”论而且传到中国来的是讲“形”、“神”二元的“数论”派的《金七十论》(真谛译出在五、六世纪)。照“正理”说法，“量”，即知识来源和标准，只有四项：一是“现量”，“现”前所得，直接来的，即感觉。二是“比量”，“随”后推得的，间接来的，即推理。这一项是和现在所谓逻辑或论理学相对应的。三是“譬喻量”，能“近”取譬，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就是类推。四是“圣言量”，现成“得”来的话，也是从别人来而自己相信的话，是“神谕”一类的指示，不可怀疑的，不能辩论的真理。这在《金七十论》中有简单的说明和例证。(以上引号中字是原文原义)看来这不过是常识的归纳，所以有普遍意义。印度人是这样认为，中国人又何尝不如此？“眼见为实”。总要亲自看到才算真的。用譬喻的同类推定是我们很习惯的。孟子、荀子都好用。“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范缜《神灭论》的警句是：“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这正是“譬喻量”。至于“圣言量”，那就更不用说了。相信的就是真的， 何必再问？反倒是推理很不容易。讲起其中道理有一大堆，从古到今成为专门学问，然而在中国并不发达。我们经常应用的很简单，无非是讲因和果。不但佛教讲因果报应，“有因必有果，无因必无果”，日常生活思想也免不了“因为”、“所以”。可是怎么知道这是因那是果？因怎么变成果？那就难说了。我们一般中国人不大耐烦也不大喜欢深究这一项，往往把“先后”当作“因果”。
客 讲了一大通印度的，这些在中国文献里都有，不止是翻译的。我们是怎么对待这些的？是不是中国人不喜欢讲这些而实际上应用的还是这些呢？我们不是很喜欢讲道理吗？我们爱讲的是什么道理？是不是又要提到成见和误会的问题？不问清楚我们所习惯的思路，恐怕关于学外国的问题不容易理出头绪。
主 印度人的这一套着重在推理部分，作出些规定，为的是辩论中要用，要立“宗”(下结论)，要说“因”，要引“喻”为证，还要有“破”和“立”的规定。中国人不爱辩论，推理自有一套。用印度说法，我们惯用的是“现”(感觉)和“譬喻”(类推)，尤其是仰仗“圣言”，不耐烦关于“立”呀“破”呀的规定。我们喜欢问的是什么，怎么样，不大爱问为什么。问到了也是一句话就答复，定案。说“什么者，什么什么也”就够了。不追问“因”，对“因明”不感兴趣。我们讲的“理”是“道理”。“理”就是“道”，是本来就有的，不是追问出来的。“因”和“道”、“理”同样。我们对“正理”的辩论没有多大兴趣，觉得是“诡辩”，是游戏，是多此一举。究其实，一般印度人也差不多，也是讲信仰，尊重“圣言量”。这一套“正理”、“因明”愈过愈繁，只为辩论会用，专精的人越来越少，衰亡得也快。日本人传去了书也没有学习、发展。既然大家打的是篮球，那就不必问打排球的规则了。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需要在元老院和城邦会上演说，所以重视表达自己(修辞学)和说服别人(论理学)。中国除了战国时代有“说客”到处“游说”以外，是不注重学讲话和辩论的。学讲话是学另一种话，另有目的。《论语》中记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莫以为？(又有什么用？)”(《子路》)学“诗”是为做官，办外交，学“官话”，和平常说话不同，不是辩论。
客 是不是可以说，我们的习惯想法和做法和印度以至古希腊罗马的有同有不同，所以对他们的东西也是有取有舍？如“因明”就是一例。从这一例可以看出我们历来的习惯是多用“譬喻”和“圣言”，依靠“现量”，而少用“比量”，或者说有自己的一套另外的“比量”。能不能这样追查我们对待外来文化的内部思想情况？
主 这就是说，查一查我们先有的成见。这里我想再提出一点。那四种“量”的说法虽然合乎常识，都还不符合我们平时思想活动的实际。那是正规的思想方式的归纳，只在讲演、作文、考虑问题或者辩论时才明白使用。我们平常对一件事，一个对象，一个问题的反应想法往往是过去从别的无数人那里得来的习惯看法和说法。那是从生下来就开始不断积累起来的。有些是连想也不用想的。这些多半不是从自己的见闻(感觉所得)和思索(推理)来的，也不都是听从神明、圣贤、大人物的话。不少只是类推而来，想当然同样。这种个人所有的从群体积累来的思想习惯是我们不自觉的“经验”的一部分。有的表现为成语、谚语、格言，但多数不成为语言文字。一个人亲身经历接受的感觉经验是非常少的，而且还要经过自己的“解说”才能“一望而知”。推理也经常是习惯性的考虑。大量积累的多数人的共同心理状态是个人心理状态中的经纬线吧？因此，我们想知道中国人对外选择有什么取舍的尺度，这就要知道一般中国人或说多数中国人的心理状态或简称心态。心态要从行为(包括说话)去推测。中国人的多数向来是不识字或者识字很少或者识字而不大读书的。他们的心态的大量表现就是长期的往往带地域性和集团性的风俗习惯行为或简称民俗。这不是仅指婚丧礼俗、巫术、歌谣。这也包括习惯思想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行为因果。
客 可是我们怎么追查心态呢？难道要作调查、测验吗？对于已经过去的社会，对于古代，怎么调查呢？怎么能把死人当作活人去查他的心态呢？文化是有历史性的连续性的。我们要查比较凝固的已有心态，也就是至少七、八十年以前的文化啊。
主 不妨试一试另一条路。可以说是“解说”文化的路。我们没有古人的录音、录像记录，也不可能有调查报告，但有另一种依据，就是文学作品。不限于歌谣和民间故事等等。不妨试试从非民间的查出民间的，从少数识字的人查出他们所爱的多数不识字的人的心态影响。可以说是要从有文字的文学书中侦查不大和文字发生关系的多数人的心理状态、心理趣向。换句话说就是要从文学中侦查民俗心态。也许由此可以测出民俗心态是不是决定我们对外选择(包括改造)的一种力量，是不是暗中起作用的因素。一个人高兴时决不爱听悲歌，这就是习惯心理趋向选择的外在表现。文化心理不这么简单。不可能用统计方法去查。由果推因，立案求证，都不容易。外国有人试作种种文化解说。他们的习惯是或者作实地调查，或者作抽象的哲学说明，或兼而有之，有种种牌号。我们不能全照其中任何一套，所以不便挂招牌。由此可见我们也是有选择的，本身也提供了试验材料。
客 假如贴招牌，可不可以说是中国式的符号学或诠释学(解释学)？就方法说，这是不是像猜谜？从谜面认出谜底，又指出谜面和谜底的关系。这不是因果关系，是另一种关系，符号和意义的关系。从我们刚才谈的看来，我们平常人的考虑问题往往是依照习惯，即所谓经验。经验的组成部分中重要的是作解说。解说的来源，一是人言，累积起来的；二是类推，观察得来的。这是我们的演绎和归纳。猜谜的方式和两者不一样，但仍好像是也运用这两者，而又用别的。
主：夸大些说，算是去试破一下中国文化之谜吧。不过只是“破”，不是“解”。希望打破一个洞，不预期揭出谜底。那还办不到，远得很。我们只是大题小做，钻出一个洞。
客 我要退场了。
主 那就算我“独白”，一个人对自己“谈天”吧。
无文探隐
金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