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胡晓明所著《中国诗学之人文精神》，使我感受到，作者可能正是处于这“混茫之中”的现代人。
循顺中国文化的原有肌理，诗乃至诗学只不过是整体生命的一部分，一个生命单位，是庞大文化网络中的一环。若从纯艺术的角度视之，无异于游离于生命整体，划破这网。自另一角度言之，诗和诗学虽是一片风月、一鳞云霓，然即在这一鳞一片中可见文化全体之精神，至大无外，至小无内，天地之精英、人伦之雅意，莫不于此昭彰显著。如释家所谓：“一月普现一切月，一切水月一月摄。”
也正着意于中国文化的固有肌理，作为一位诗学研究者，作者确立了旨在打通诗学和文化界限的研究原则：“从中国文化的视角研究诗学，又从诗学的角度来反观中国文化。”欲在此彼摄互融中更好地把握诗学，也为中国文化的研究提供一份来自诗学的有价值的材料。
据此，作者对中国诗学作了崭新的描述，《导言》中写道：
诗之理论，作为人类最高级精神活动之一种反思，其所关注者，诸如情感、想象、直觉、人类心智结构、有机社会、永恒真理等，必然与更为深广的信念相联系，故与其说诗学本身有权作为知识探究的对象，不如说它乃是观察人类心智历史与人文精神的特殊角度。
作者认为：中国诗学中的思想传统，归根究底，实为一种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以人道、人生、人性、人格为本位的一种知识意向、价值意向。故此他把诗学的人文精神的探索视为“一种与文明休戚与共的知识探索”。着重从诗学中展示文明的兴衰陵替，展示在文明的笼贯下诗学怎样偏离自身的动态轨迹，展示诗学中深埋的中国士人的般般心迹，有忧患，有痛楚，有从容旷达，有沉着痛快。中国诗学的发展史是士人心灵历史的缩影，也是中国文化史的缩影。作者的这种研究在当代诗学研究中是独树一帜的。
这种选题也是对中国诗学传统的伸展。我国古典诗学没有西方那种较为纯粹的特性，从春秋战国时的“赋诗言志”、两汉的以诗讽谏、唐宋以还的以诗载道中，我们即可见其一般。“诗岂可以诗视哉”，诗俨然一棣通天地、贯彻人伦、融洽心志的“全方位”艺术，这恐怕正是本书要捕捉的人文精神。
作者对宋诗学投入极大的注视(以弥道、养气、尚意三章加以描述)，实因宋代是传统诗学充分汲取、消化传统人文思想而发育成熟的阶段。他把宋诗学当作中国诗学人文精神的范本，这一点可谓独具慧眼，道别人所未道。作者在辨析中指出，宋人不是把诗歌看作吟风弄月的工具，也不像唐人那样视诗为外在的载道，宋人也谈载道，但道在宋已取得了诗的深微和幽细，他们把诗和更深广的人文精神联系在一起，将道内化为士人心性境界的精神实体。因而诗的功能不是美刺讽谏，而是明心见性、知理达物。宋人的时代风气是反求于内，重视心灵体验，诗充当了开拓心灵境界的工具。士的阶层的挺立，带来了士的自觉、自重、自尊的意识的觉醒。士之心灵空间的拓展，又反转来影响对诗本身的形而上学思考。宋人不仅把诗当作安顿痛苦灵魂的家园，更乐于把它作为自我从容自适、充满圆融精神的宅所。故宋人贵自得，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诗以弹丸出手的快活透脱为尚，与魏晋之通俗相比，更多了一份深沉。它将儒学的外在规范，化为内在的生命欲求，在生命的根基上，建立起和谐人伦的精神构架。这是诗学惟幕下宋人活的灵魂。
这可能正是不求偏解、唯务通识的方法所给予作者的研究动力。如同《庄子》中那位庖丁所说的“依乎天理”、“因其固然”。
学者一身独坐，青灯莹然，默然之间，可抗心乎千秋之间，然其窘迫，也常在于斯。对于美学来说，时间的距离可构成美感；对于研究者来说，时间恰是一无形的巨网，依稀迷离，使你虽睹犹未见，横陈案头，眼底纷披，都是一些陌生精灵的跳动。时间还能给你力量，那种自矜自大的力量，使一些匆匆的历史过客可能成为你颐指气使的对象。在时下学界中，由这种陌生和傲慢所衍生的弊端，我们倒是并不陌生的。古代士人常说：“人为天地立心”，我想，今之学者研古，亦当“为古人立心”，原其本末，擘其肌理，于混沌处放出光明，使肝肠肺腑与古人妙然相通，这样何愁不中<SPS=1318>合节，何愁持论之难公？
看来作者真正是把“为古人立心”的意旨化入到自己的睿思妙绪中去了。他说：“对于中国诗学的发展需有一种同情和理解。”文中数致此意。通篇充满着尘中探珠后的爱心，对古老的诗歌及凝结在其中的诗人、诗论家的精神，有一份真诚，一份宽容，一份理解，一份钟爱。这份量在全书如此浓厚，使我掩卷之后，仍抑制不了一种感动。
仅举一例为证。余英时说：“中国知识分子无形中养成一种牢不可破的价值观念，即以为只有政治才是最后的真实，学术则是次一级的东西，其价值是工具性的。”(《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诗学本身也是如此，《毛诗序》中提出“主文而谲谏”的原则，对后代影响甚大。“主文”是强调文辞修饰，“谲谏”即以委婉曲折的方式讽谏，不直言，不明君主过失。此论之主旨是将诗作为政治的工具，颇遭今人诟评。而本书认为这是汉代知识阶层的无可奈何的选择，其中充满士人自觉的历史责任感和深重的心灵痛楚。以诗为“戒”，突出一种忧患意识和政治关怀，反映作为文化力量的“道”和作为帝王专制的“势”相颉颃的文化格局。从历史进步角度言之，这不啻为一聪慧的选择。这一诗教传统的确立，与其说诗教有利于专制统治，毋宁说是政治权威最后不得不向文化力量妥协。作者指出：“今人更多着眼于汉儒比兴说配合政教之一层，多从审美角度批评汉儒之穿凿附会，但对于汉儒‘不敢斥言’、“言之者无恶’、‘依违讽谏之一种深衷与苦心，则缺少一份同情与了解。”作者不是掬一把廉价的同情之清泪，而是理解之后的同情，同情中蕴含着冷静的审视。
作者在处理学理和生命体验的关系上，对我们颇有启发。诗学本身是一种理性活动，其中常出现当下时代的概念和古人概念搅杂在一起的现象，使人沾滞其间而不得出。虽得出一些抽象的结论，然无心灵的支持力量，多是道外之语，难以洽会。针对诗学自身的特征，本书作者采用了在体味中悟理的方法，将学理上升到生命体验的高度。作者在后记中称，数年研究颇得益于“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八个字。这八个字本身倒是挺值得“含玩”。“玩”不是时下所谓“玩文学”，颇有点“游戏”精神。“玩”是一无滞碍的学术心胸，不曲学以阿世，不恃学以求功，少一点浮躁，多一点虚静。“玩”与知性的分解背道而驰，它是一种体验，以自己的真挚生命去契合对象的生命，即作者所说的：“使本书所描写的精神，在现实人生中亲验、亲证”。中国古代特重这种“含玩”的精神。朱子云：“涵泳久之，自然见得条理浃洽。”宋罗大经认为读诗应“涵泳之，体认之”。“涵泳”就是一种“玩”，重视心灵体验的功夫，作者别发传统的研究精神，从容讽诵以习其辞，优游浸润以绎其旨，涵泳默会以研其味，故其能披开外在语词表象而直溯内在的精神魂魄。他的这“一份同情和了解”正是在“含玩”中获得。宋吕东莱云：“必先得诗人之心，然后玩之易入。”(《诗说拾遗》)证之以《中国诗学之人文精神》，我对东莱此论心有戚戚焉！
由此使我联想到目前人们热衷谈论的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光大”数语，我觉得首先要“弘扬”、“光大”传统文化的宽容精神。古人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推己及人，以心比心，施诸已不愿，勿施于人。《礼记·乐记》云：“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生矣。”注云：“易谓和易，直谓正直，子谓子爱，谅为诚信。”今之研学者若能多一些“易直子谅”之心，可能有助于我们克服无知的傲慢，克服那种长期以来形成的、曾经席卷神州的“盲目批判意识”。有这一种心灵，才能真正去“弘扬”、“光大”。
(《中国诗学之人文精神》，胡晓明著，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六月第一版，〔精〕7.80元)
朱良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