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教授的论文集《传统与反传统》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了我国文化传统问题。他认为，无论是“五四”运动，还是毛泽东，都“表示了对于传统文化的重视”。据他理解，“五四精神在反儒家问题上是要求出现诸子争鸣的学术自由空气。如果不把儒家以外的诸子以及我国的古代神话、小说、民间故事、歌谣都摈斥于文化传统之外，那么就断断不能把五四精神说成是全盘的反传统主义。即令对儒学五四启蒙者也并没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五四’反传统是作为反对封建思想而提出的，而并不意味着反对文化遗产。”那么，我国传统文化或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文化是什么呢？王元化教授并不从个别历史人物的某些言论和著作中寻章摘句，以为这些片言只语就是优秀文化，而是从大处着眼，认为千百年来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力张扬个性解放、敢于吸收外来文化和大胆进行学术争鸣的思想精神，才是我国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文化所在。因此，他赞扬的是“五四启蒙者对儒家以外的诸子如墨子、老庄、商鞅以至魏晋时代的人物和后来的李贽等都采取了肯定的态度”；“由胡适发端而鲁迅集大成的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肯定的是“当时在传统文化领域内成为显学的墨学(尤其是《墨经》)和佛学，都曾经是鲁迅钻研的学问”；“陈独秀反对定儒家于一尊，要求重视晚周诸子争鸣学术自由，可以说是(五四)当时所有主要人物的共同主张”；他尤是称誉鲁迅“承章太炎的《五朝学》破千余年来偏见的余绪，对魏晋六朝学作了重新估价”，“捐资重行刊印佛家《百喻经》，说明他认为从中可吸取某些文学因素以丰富新文化”；对于儒学，王元化教授“不否认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但是他“不同意文化传统只能定儒家为一尊。”我认为，王元化教授对我国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文化如此定性是和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文化遗产中的“民主性的精华”才是优秀文化的提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一部分思想文化研究者以为凡是传统文化就都是要弘扬的优秀文化，以致把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糟粕也当作好东西来赞颂，甚至再一次把儒学定于一尊，不容许别人进行争鸣，那是极其错误的。
　　这就接触到怎样弘扬优秀文化？按照我们过去的思维定势，弘扬优秀文化就是从古代思想家、文化家、文学家的著作中摘出某些说法和主张，肯定它们是优秀文化，而后便加以继承和发扬。王元化教授认为“这种摘句法可以导致截然不同的结论和截然不同的评价，形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奇异混淆。”他的主张是：“把握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体系，从各部分到整体，再从整体到各部分，进行见树又见林和见林又见树的科学剖析。”明确提出：“就思想体系来说，我认为后一代对前一代的关系是一种否定的关系。但否定就是扬弃，而并不意味着后一代将前一代的思想成果彻底消灭，从而把全部思想史作为一系列错误的陈列所。前一代思想体系中积极的合理因素，被消融在后一代思想体系中，成为新的质料生成在后一代思想体系中，这是辩证法的常识，也是思想史的事实。但是，要真正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积极的合理因素，要真正把它们消融成为新体系中的质料，就得经过否定。”在王元化教授看来，弘扬优秀文化应从扬弃传统文化着手，要把“前一代思想体系中积极的合理因素，被消融在后一代思想体系中，成为新的质料生成在后一代思想体系中。”事实上，产生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我国传统文化，不经过批判，不经过扬弃，是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的。新中国成立后，对传统文化未能做好这一工作，以致封建思想仍然积淀在人们的思想深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便以“三忠于”、“万寿无疆”、“永远健康”、在党章中规定接班人的形式爆发出来，造成了一场劫难。在《传统与反传统》一书中，王元化教授自己便是通过否定来弘扬优秀文化的。他的《黑格尔<美学>》札记三则》、《莎士比亚评论译文题记》以及《<文心雕龙>研究散论》、《<文心雕龙>的若干范畴》等论文，莫不贯串着这种批判精神、否定精神、扬弃精神，从而发掘出了黑格尔美学、莎士比亚剧作和《文心雕龙》中的真理性的内核，弘扬了黑格尔的美学思想、莎士比亚剧作精神和《文心雕龙》文艺思想中的优秀文化。没有“否定”(批判、扬弃)也就没有“弘扬”、没有继承，这是在文化遗产问题上的王元化教授的理论和实践。
　　　
　　(《传统与反传统》，王元化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年四月第一版，4.30元)
品书录
陈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