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民造字，据说是目睹龟甲裂纹或山川鸟兽革木之形而感发引起的，但就六书中最能直接表达意境的象形、指事、会意字，也无法完整地体现出该字所应体现的全部内容，至于形声、转注、假借字，则更是人们笔端见拙。无可奈何时拈来权宜表音表意之符号而已。因此文字打产生时就有先天的不准确性。时代发展，字数激增到十数万字，而形音义也屡加<SPS=1711>变，与先民造字之初大相迳庭。用如此不可靠又生涩不通的方方块块记言记事，便成了“难得可怕”面“阻碍传布智力的结核”。(鲁迅《门外文谈》)
这样，人们一旦把见闻心思形诸于文字，就已经失去了准确完整的第一性而成为第二性的东西，经后人加工润色，则更成为第三性以后的东西。同时又有古今之隔，“昔之妇孺闻而辄晓者，更经学大师转相讲授仍留疑义。”这是时代使然。(戴震《戴东原集》卷三)难怪元代有一书生读《楚辞》不通，竟诅咒屈原“写文章如此艰涩，投水死得活该！”(元吾邱衍《闲居录》)这样一来，人们便在遇到文字难以表达的意境时，或自已委实不通古人文句时，便只能用“妙不可言”、“笔墨难以形容于万一”之类词来搪塞，七分无奈，三分无赖。
文字写定，便成书册，所谓“书契之本，见于文字。”好事者踵而继之，或抄或传，或训或释，结果却是讹文谬字与日俱增，误训乖释更为益炽。同时，书籍流布中的虫蛀风蚀、兵燹战乱及人们有意无意的裁汰散佚也极严重。仅“兵燹”而言，据《隋书·牛弘传》和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载，前后历代就达“十厄”之多。可见书籍流传愈往后世，愈失本旨，鱼鲁豕亥，千疮百孔，奄奄一息，不绝如缕。
最为可恨的还要数人为地制造不真实。以史书为例，淆人昭<SPS=0542>读史兴浓，一日，忽焉发出“前代正人君子名节隆重，指不胜屈，近时人材寥廖，何古今之不相及若此”的疑问，他向时人毕子筠讨教个中三昧，毕氏告诉他这是前人“史笔有所润饰”的缘故。其实，前人早已深明此理，如宋时奸相丁谓就说过：“古今所谓忠臣孝子，皆未足深信，乃史笔缘饰，欲为后代美谈耳！”(均见《啸亭续录》卷三)可见古人著史，在“秉笔直书”的幌子下在做何勾当。至于记述仇<SPS=1834>之国的史实，如《魏书》讥南朝为“岛夷”，《宋书》刺北魏为“索虏”。则相互指斥，于彼妇骂街无二。再如历朝皇帝的《实录》，一俟书成，草稿及其它资料全部付之一炬，这里面除了部分不可泄露的国家机秘外，恐怕更大部分是封建帝王暴虐荒淫、奢侈腐化的污行秽史，这是万万传不得的。如此《实录》，还要被屡加改易。清朝诸帝，即位之始便改窜先帝《实录》，直到满意为止，名为《实录》，简直是一莫大的讽刺。至于私家所撰如碑传、族谱等，更是水分太多。东汉末年，蔡邕为当时“党铜之祸”时蒙难的太学生领袖郭泰撰写碑铭时就深有感触地说：“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泰)无愧色耳！”(《后汉书·郭太传》)蔡氏博雅磊落君子，尚不免笔端缘饰，后世之人，更是褒贬任由，全凭胸臆，笔下之人，生时有桀纣之暴，死后备尧舜之贤。如此碑传，岂能深信？！
由于以上诸多主客观因素所致，使我们手中的书籍无论字面文字，还是字里义理，皆讹谬满纸，不可卒读。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即或同一部分甚至同一句话，国读者领悟能力不同，见解不同以及运用于实践的方式不同，有人读了浪子回头，成为贤才；有人读了，本为贤士，反成盗跖。有人读书明理成为栋梁之材，上裨于国，下益其身，名垂青史，千古称颂；有人却因读书治学，竟成奸人贼子，祸国殃民，以至于骨朽人间，骂犹未销。更多的人幼时治经，白首尚不能通，生龙活虎般的躯体硬是让书本耗成几根白骨，至死仍不明白为何落得如此之下场。真不知孽根究竟是书还是人！
于是，为了减少文字书籍的讹误，为了消除书籍的副作用，把那些死啃书本的“蛀虫”从书缝里拉出来，古往今来，人们便绞尽脑汁，想出了众多的法子。
同儒家文化虽非昆弟，但亦密不可分的禅学尤其是南禅，他们有自己对待文字书籍独特而又绝妙的方式——“不立文字”。南禅诸师认为，佛家最高深之处在于心悟神化后世界、佛、我合而为一时的绝妙境地，一旦将其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就成为第二性的东西失去了意境。因此他们把“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作为自己的传教方式，认为释读佛籍是“头上安头，雪上加霜”。故他们“宁可永劫受沉沦，不以诸圣求解脱”。不仅如此，他们还讥讽那些终日精研佛理的人是“世间如许广阔不肯出，钻他故纸驴年去”。(《五灯会元》卷四)
唐末五代，战乱频仍，加上几次人为的灭佛，寺院被焚，典藉散亡，佛教受到沉重打击，但南禅却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发展。无疑，不读经籍、不立文字正是其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南禅到了后期，他们的传宗世系需要记载，诸大师传教事迹需要记载，同它派辩论时也亟需文字性的证据材料，况且更多的佛门弟子毕竟要通过学习佛籍来修行悟道。于是不立文字的传教方式被打破，代之而来的是硕厚生涩的典籍，南禅由生机勃勃走向僵化陵夷，由不立文字而兴盛，由立文字而衰微，教训斯深，然似乎又是其发展之必然。
禅学如此，在世俗知识界，主张放弃文字书籍者，最早的盖为老子。老子提出要人们回复到结绳记事的时代，毁弃文字书籍。庄子发挥老子之义，更将圣人、书籍、音律、仁义礼智、诸侯等看成是一切罪恶之根源，力主“绝圣弃智”、“擢乱六律”，将一切能导致人们聪慧开悟的东西全部废除掉(《庄子·<SPS=1441>箧》)。韩非子也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故将读书儒士列为“五蠹”之一(《韩非子·五蠹》)。孔子弟子子路也曾向孔子发出过“何必读书，然后为学？”的疑问(《论语·先进》)。到了南宋，陆九渊更提出“不识一字，管取堂堂作大丈夫！”他们由痛恨那些沽名钓誉，为利禄奔波而扰乱尘世，干犯民人的读书人，进而痛恨读书人手中的书籍，认为正是这些讹谬特炽而义理乖误的书籍破坏了清净的世界，因此他们觉得如果焚书弃智，则万恶皆灭而天下太平立致。然而，他们这些主张显然行之不通，一则除实践活动外，人们经验和知识的获得以及文化的传播发展不能只凭口耳之传，必须凭藉图书；再者，放弃图书更是一种倒退。何况老、庄、韩、陆诸人，也莫不皆饱学之士，他们的思想也只能通过著述表现出来。
另一些人承认书籍有讹误，但却不主张对书籍任意校改或重新著书。他们认为作者有高下之分，读者也有良莠之别，与其乱加点窜而贻累古人，延误后学，不如原书流传，缺文坏字一仍其旧，自己的见解也无需加进去，由读者自己去甄别、学习和扬弃。如北齐学者邢邵就主张不甚校<SPS=1834>，认为“误书思之，更是一适”。赞同这一观点者也代不乏人。这种做法虽然不会产生乱涂乱改，妄加发挥的现象而制造出更多的垃圾，但仍然是一种回避而不负责任的做法，原书讹谬一仍不改，不利于后学也不利于文化之发展。邢邵的主张当时就受到其妻弟李季才的批评，说：“世间人多不聪明，思误书何由能得。”(《北齐书·邢邵传》)可见此法亦不可取。
第三种做法，也是普遍的作法，是认识到文字书籍的不可靠和消极作用。因此一方面提醒人们不要为书籍所缚。如孔子告诫人们文献有其“不足征”的一面。孟子则大声疾呼“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后世学者也倡导人们多行实践，“时时省察，处处体验，即米盐之琐，寝席之亵”间亦有学问，不必强求子书籍。现代语言学家吕叔湘更把语言文字喻为“拐杖”，吕老之意，若爬山历险，此杖必凭，倘轻履平川，则当弃杖而行，否则反会成为累赘。他们谆谆劝诫，向人们提出善意的警告，要求学者既能钻进书堆里，又能出得来。
另一方面，历代学者又力主对文字书籍进行大规模整理，俾还其旧。这其中又分两派：一派以汉、清学者为代表。着重在文字、音韵、训诂、书籍版本、流传渊源、学术渊源及辨伪、辑佚等方面进行校勘、考订、训释和整理工作，力图恢复书籍原貌。如汉儒郑玄即以“念述先圣之玄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尽吾才”为目的。(《后汉书·郑玄传》)清儒准依汉儒，呕心呖血，<SPS=1266><SPS=1266>不休地工作，以求恢复汉唐之旧，达到“刊落浮词，独求真解”的目的。另一派以魏晋南朝、宋、明学者为代表。他们皆以上承孔、孟的面目出现，力图在义理思想上做一廓清，扫除雾翳，以见古人心迹面目。结果，汉、清学者在书籍的校勘整理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使许多积误难读的书成为可读的善本，今天治学而不利用他们的成绩，是“舍其路而不由”。而魏晋南朝、宋、明学者也不同程度地对古人义理思想进行了廓清、阐释和发挥，演绎出了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贡献亦自不小。
然而，学问乃千秋事，古人不可能把所有书籍中的讹误全部<SPS=1748>正，况且，汉、清学者误会臆改者亦极多。北齐学者颜之推形象地比喻校书“如扫灰尘，旋扫旋生。”(《颜氏家训》)汉清学者正是如此，他们在清扫古书“灰尘”的同时又不自觉地积下“灰尘”等待后人去清扫。而魏晋南朝和宋明学者则似乎走得更远。他们或以玄学入义理，或用“六经注我”之原则，任加发挥，弃旧凿新，甚至曲就古人以从我，被顾炎武指斥是“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的活动。(《亭林文集》卷三)他们“自以为得理，而天下受其害者众”。(《戴东原集》卷九)结果，这些衍理大师们的巨制鸿著令人读来不觉昭昭，反令昏昏，真是大道多歧，安知羊之所在！
如此这般，尽管古人费尽心机，垂老不休地进行整理，力图拿出别辨无误的善本，但书籍的流布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是美味携垃圾并至，津梁伴毒品俱来。人们既要读书明理，又要谨防污染，玫瑰可采，其刺可怕。真是颤颤惊惊，难乎其难。如何才能汲取精华，化解毒素？迷团仍多，困惑益炽，个中甘苦，正待读者“自性自度”。
读书小札
漆永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