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则，都是关于毛泽东诗词的注和选的。
一九九一年四月八日二十四时
之一：在寒风中抄录
那是一个严寒的日子。严寒，是说的自然气候，也是说的政治气候。一九六六年的尽头，正是“文化大革命”狂暴恣肆之时。作为给揪出来的“黑帮分子”，我们被勒令每天清晨去打扫大院里的垃圾。大院里扎了许多<SPS=1509>棚，是京城里大字报和看大字报的人集中的一个处所。清晨人还不多，<SPS=1509>棚上的大字报每天都有新的，我们打扫垃圾，也就获得了看大字报的机会。在铺天盖地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大字报中，忽然看到几张与此无关的大字报，抄出了几年前毛泽东同志对自己的诗词所写的注释，是以前不知道的，真使我分外的喜悦。
传抄稿显然可信。一篇前言，开头就是：“我的几首歪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广州，见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刊本，天头甚宽，因而写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前言末尾注明：“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注释共十四条，大都是说明各首诗的写作背景、主题思想和当时作者的心境的。比如：《黄鹤楼》那首，在“心潮”下注道：“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会昌》那首，在“踏遍青山人未老”下注道：“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娄山关》那首注道：“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一再用“苍凉”、“郁闷”、“沉郁”来说明写作当时的心境，同那些只知一味颂神的虚夸解释不可同日而语。谁还能怀疑它的真实性呢？
我赶紧把它抄录下来。寒风中手指都冻僵了。回来誊写在我的那本《毛泽东诗词三十七首》上。那是文物出版社一九六五年八月第二版，天头也较宽。红卫兵封了我家的书，但经我抗辩，毛泽东的和鲁迅的书未封，我还可自由查阅。我在书上记下了这番抄录的经过，并注明日期：一九六六年主席七三寿辰后之第三日。我猜想，红卫兵这时抄出这几张大字报，可能是祝寿的表示。
之二：过岷山的“三军”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为纪念毛泽东逝世十周年，出了新版《毛泽东诗词选》。这是现在的通行本。这个本子的特色，一在注，二在选。注的特色，在于主要依据作者自己的说明。编辑部的《出版说明》中说：“作者对某些作品原来就写了注释，本版概依前例附于原作之后，标为‘作者原注’。一部分诗词在报刊发表以后，由于诠释者对原作意义有不少误解，作者因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文物出版社同年九月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书眉上作了一些批注。那些批注作者没有发表，现在采录，标为‘作者自注’。”此外，一九六四年一月，因为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现改外国文书籍出版发行局)要按照本社一九六三年版《毛主席诗词》出版由钱钟书同志主持翻译的英译本，应英译者的请求，作者就作品中一些解释有分歧的词句，一一作了口头答复。为了适应多数读者的需要，编者根据作者本人的这些解释的记录，以及对作者诗词有专门研究或对其中多数作品写作过程比较了解的同志所提供的帮助，对每首作品都加了注释。
细检书中“作者自注”，共有九条，同我当年从大字报上抄录的相比，少了五条。五条中四条，虽然没有以“作者自注”的形式出现，其实质内容还是被编者采录，用于编者所写的注释中。这样做，大概是为了对原来作者自注中的某些文字略作修改的便利吧。没有采录的只有一条，即《七律·长征》那首中的“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作者自注：“三军：红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不是海、陆、空三军，也不是古代晋国所作上军、中军、下军的三军。”编者所写的注释是：“三军：古时军队曾有分中、上、下或中、左、右三军的，以后泛指整个军队。”
编者不采录作者一九五八年对“三军”所作的注释，是有见地的。尊重作者自注，不等于编者就不需要独立思考和判断。这首诗写的长征，显然只是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这从所记的五岭、乌蒙、金沙江、大渡河的长征路线，即可证明。而且此诗注明作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即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时。而红二、六军团的长征，是在这之后的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才开始的，一九三六年七月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二、六军团才组成红二方面军。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北上甘南过岷山，是一九三六年八月的事。如果把过岷山的“三军”解释为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就发生一个把以后发生的事情说成作诗当时的事情这样的问题。作者一九五八年作这样的解释，是从更广阔的背景来回顾整个红军长征的历史，而忽略了写诗当时的具体背景。他不满意有些注家提出的海、陆、空“三军”之说，也觉得古代晋国上、中、下“三军”之说过分拘泥。其实，“三军”之说，固然是从古代中上、下、中左右三军而来，但已演化为“泛指整个军队”，乃至泛指“大军”。《辞海》解释“三军”，亦作“军队的统称”。语云：“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也。”本不必拘泥于古代之军制的。
之三：大夜、璧月、饕蚊
从大字报上抄来的作者自注的前言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修改他的古小说钩沉，然后说道，于时云海沉沉，星月澄碧，饕蚊遥叹，予在广州。”
看来毛泽东是凭记忆写下这段话的。当时我查了《古小说钩沉》，没有找到所引的话。这话见于鲁迅校录的《唐宋传奇集》《序例》的篇末，原话是：“中华民国十有六年九月十日，鲁迅校毕题记。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毛泽东读了《唐宋传奇集》，对这几句题记有深刻印象，并有独特解释。他的解释着重在“饕蚊”上把它当作对反动派的比喻。“大夜弥天，璧月澄照”的景象和含义是什么，他大概未加考察。凭记忆引述而出现书名和文字的差错，正好表明作者不是作考据，记历史，而是在发挥诗人的联想力。有趣的是，类似的四言四句的写时写景文字，《唐宋传奇集》中甚多。如《长恨传》，记方士到仙山寻觅杨太真，其中有句：“于时云海沉沉，洞天日晓，琼户重阖，悄然无声。”
毛泽东注意到鲁迅这几句别人很少注意的题记文字，并且领会出或赋予它别样的深义，是很有个性特色的。
很久以后，我读到许杰的一篇回忆文章，说当年在上海一次聚会上他亲见郁达夫当面问过鲁迅，“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是什么意思。鲁迅说：那是我有意刺高长虹的。(见《鲁迅回忆录》第二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看到这个材料，我去查了书。果然，鲁迅的书信中，几次提到长虹的这件事。高长虹是一个曾经参加《莽原》杂志追随鲁迅并且得到鲁迅许多帮助的文学青年，后来却在《狂飙》上攻击鲁迅。这当然使鲁迅愤怒。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先前在北京为文学青年打杂，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的。……但先前利用过我的人，现在见我偃旗息鼓，遁迹海滨，无从再来利用，就开始攻击了，长虹在《狂飙》第五期上尽力攻击，自称见过我不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并捏造许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其意即在推倒《莽原》，一方面则推广《狂飙》的销路，其实还是利用，不过方法不同。他们那时的种种利用我，我是明白的，但还料不到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打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中又说：“那流言，是直到去年十一月，从韦素园的信里才知道的。他说，由沉钟社里听来，长虹的拚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姓，《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的，还要做什么诗，也低能得很。”读了这些就可明白，“大夜弥天，璧月澄照”，虽然是写中秋月夜之景(鲁迅校毕《唐宋传奇集》那天正值中秋晴明，见《鲁迅日记》)，其中当然含有人家把他比为夜，把许广平比为月的意思，“饕蚊”当然就是指“吸血的”即利用过他的长虹了。
近日读到朱正《鲁迅传略》新版，才知道许广平写于一九四一年的一篇文章提到《唐宋传奇集》的那几句话，说：“有似‘春秋’笔法的几句，为鲁迅先生自认是得意之作的”弄清楚长虹写诗骂鲁迅的故事，也就懂得何以是“春秋”笔法的“得意之作”了。
毛泽东显然不知道鲁迅这几句“春秋”笔法的得意之作的原意。在那以前，也没有那位鲁迅友人或研究者著文解释过它的原意：许广平的文章也似“春秋”笔法，含而不露，以前并没引起注意。朱正《鲁迅传略》的五十年代初版本中就没有提到这件事。
含蓄的诗句或比喻的语言，作者原意是一回事，读者领会出或赋予它何种含意，又是一回事。查清原意是注释家和传记作家的事，读者尽可以有发挥想像的余地。毛泽东经常引用一些前人的诗句和民间的习语，赋予它们以新的政治含义。像“无可奈何花落去”，“黑云压城城欲摧”，“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毛泽东都曾从新的政治含义上加以运用和发挥，不单是对鲁迅这几句话如此。这是一种独特的欣赏方式和表达方式，也是一种独特的革命家气质和诗人气质。王蒙的《发见与解释》一文(《读书》一九九○年第十一期)，对此已经有过精当的论述。
之四：刻诗止于此矣
毛泽东把鲁迅所讲的“饕蚊”当作对反动派的比喻(这已经与长虹无关了，长虹后来是到了延安的)，由此生发出一段议论和一首诗：“从那时(指鲁迅写题记之时——抄者)到今天，二十一年了，大陆上的蚊子灭得差不多了，当然，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阵。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试仿陆放翁曰：人类今闲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闲，我曾疑为<SPS=1805>、闻之误，没有根据，闲通娴，可当熟习讲，如“闲于兵甲，习于战攻”。上太空，指人造卫星上天，毛泽东曾称这标志着人类征服宇宙的新纪元。马翁，指马克思。仿改前人的诗，毛泽东不只这一次。我还看到过一首传抄的《改鲁迅“亥年残秋偶作”》。这类仿改，所要表达的意思可能很值得了解和研究，但作为诗，一般只能认为是游戏之作，不能算数的。所以，《毛泽东诗词选》采录了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所作的注释，却没有选收他写在注释前面的这首诗。
出诗集，是“全”好，还是“选”好？对少数研究者，他们想研究作诗的人，不单是从文艺欣赏的角度读他的诗，搜集研究资料要尽可能丰富，自然是希望“全”。从欣赏诗的角度来考虑，则无论是读者，还是作者，恐怕还是希望“选”。这本《毛泽东诗词选》之所以采取“选”的办法，而不去求“全”，我想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因此，这个本子不仅不收这首仿陆放翁之类的诗作，而且将选入的诗分为正副两编。《出版说明》中特地就这种编选方法作了说明：“正编四十二首，都是作者生前校订定稿的和正式发表过的。”“副编诸作以及其他一些本集没有收入的作品，作者写成后都没有最后定稿。其中虽可能间或有因作者忘了，未及再看到和考虑修订的，但一般是作者所不准备发表，有些还明确表示过拒绝发表的。可以推想，作者至少对这部分作品(尽管各篇情况不同)中的许多篇不认为很满意。现在从中选了流传较广或较有纪念意义的八首，列为副编。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务请读者注意。”
既作选家，就要掌握入选的标准，掌握得当，也就显出了选家的见识和功力。
郑板桥在编定自己的《诗钞》交付刊刻的时候，在《后刻诗序》中说：“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只愿意把自己满意或比较满意、经自己反复推敲最后改定的精品交予读者，这是诗人对诗的严肃态度，后人应当尊重的。当然，现在出的《郑板桥集》，还是在作者编定的《诗钞》之外，又广为搜集，编出《补遗》，其中有不少传作，也确有“无聊应酬”之作。这样的命运，诗人们大概是难以避免的吧。
大书小识
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