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刘绍铭劝我执笔写点“书话”，把近日的阅读心得与读者共享，这本来应是一件好事。
然而，我有我的难处和盲点。
第一，我看书一向漫无条理，而且(且让我先坦白一下)往往看不完；我有头无尾——看了几章或几十页就停了；或有尾无头——学术著作我往往先看结论，然后再看作者如何论证，看了一两章后就兴味索然弃之。不过，我以这种无章法的本事看书倒的确可以看得很多，甚至于创下在一个周末看八本书的纪录。然而，如果要我写一篇严肃的书评，这种作风是不值仿效的。因此我的这些文章也只能说是多少由书引起的闲话而已。
第二，我看本行(中国现代文学)的书，不见得比我看外行(西洋小说、理论、音乐、电影，甚至通俗报导)的书多，本行的书，当然要精读，但是有时候因教学需要而必须精读的书往往使我大失所望，甚至于突发改行之念。譬如：十多年前我看大陆的“伤痕文学”，就觉得不堪卒睹，近几年来海峡两岸的文学，技巧上虽有进步，并不能完全满足我“精读”的欲望。
第三，我每天花在看杂志的时间，往往较看书的时间更多。我不常看报(《纽约时报》只看星期日的特大号)，看时也只浏览而已，然而某些杂志我却从头看到尾，虽不精读，倒是三番两次地反复重读，特别是古典音乐及音响杂志，我曾订购六、七种之多，足可称为“发烧大碟会”的会友。多看杂志的弊病是琐碎，思想无条理，细节掌握虽不错，但往往没有深度。
第四，由于杂览群籍的习惯，我看书受居住环境的影响很大，即在美国时看英文书较多，在港台或大陆时则专看中文书。有一次(去年暑假)在台湾，中文书看腻了，拿了一本英译的印尼小说来看，由于字迹较小，我自己的眼睛无法一时调整，竟然看出“飞蚊症”来，好像眼中有几条小龙上下飞舞，故意和我捣乱，只好去看医生，医生说读书人常有此病不足为奇，眼睛多休息就好了。我只好闭着眼睛听音乐，同时又禁不住幻想起那本印尼小说的情节来，胡思乱想之余，书中的对话竟然变成了中文！
反过来说：近年来大陆文学评论往往乱用欧化名词，有时候必须把它在心中译成英文——或法文——才能看得懂，“话语”(discourse，discours) 即是一例，而文中引用的外国理论大师更多，猜来猜去，半读半译，似乎又觉得自己在念英文的文章！(原作者却并不一定精通外文。)
所以，在这四大前提作业之下，我看书时脑海里确实乱成一团，一无是处。更糟的是：有时候一篇中文文章没看完就翻看另一本英文书，念了一章半节后又突然拿起一本音响杂志看，读来津津有味之余又感到不务正业的惭愧，于是又拿出一本正经的本行书试图精读……我的读书光阴，就这么消磨殆尽！然而我也自得其乐，因为我从来不愿意作大学问或大师，如果(照某位西哲所说)想成大系统的人是刺猬，而只作旁敲侧击，灵活运用的人是狐狸的话，我可以坦承自己是道道地地的狐狸！因此，这一系列的书话，也只能算作“狐狸洞”中的臆语。言下之意，当然也免不了沾点聊斋狐仙之光，有些臆语，有意无意间或者添加了一点幻想怪诞的色彩，以此呈现在读者面前，读来也许不至于昏昏欲睡；即使入梦，也必不会见周公——也就是说，我这些臆语，只能当作古人所谓的小说或笔记看，不足为“道”也。
至于狐狸式的写作方式可否集成一个系列，我并不乐观，因为它和我的本性相抵触，如果写的几篇就作“狐狸遁”而停笔的话，也请读者原谅。
一
耶鲁大学的中国史名教授史班司(JonathanSpence)①一向是美国汉学界的知名人物。他与一般治中国史的美国学者不同，不仅扬名于学界，而且几乎每一本著作都是畅销书，可谓名利双收。
史氏的近作《现代中国的寻求》(TheSearchforModernChina)也兼得学界及出版界的赞赏，最近《洛杉矶时报》推荐此书为去年最佳著作之一。学术界的书评一向较迟，不过芝加哥大学我的同事艾凯教授已决定采用此书为教科书。
史班司的长处是他善于叙述。他的英文造诣(他本是英国人)，在全美汉学界可能无出其右者，耶鲁大学有一个朋友——原是史氏的学生——有一次对我说：“他可以把电话簿也写成书！”所谓“生花妙笔”大概真是派了用场。然而，如果仔细推敲史氏的文笔，我们又会发现他的用字遣词毫不造作，绝不堆砌，而且用意十分清楚，读来并不费力，所以，他的著作极有可读性。这本巨著(共八七六页)我尚未读完(我一向有这个毛病)。不过他的另一本书《天安门》(TheGateofHeavenlyPeace)我读得较仔细，一方面是由于本行的需要(此书描写的多是作家)，一方面是私人的“虚荣心”作祟：因为当史氏准备撰写此书时，曾经和我通过信，并向我索取有关徐志摩的资料。我当然希望看看我的材料变成何种成品。我翻开此书，从书后的引得找到相关部分，不禁大吃一惊：非但我的资料被编织在全书的叙述文体中，天衣无缝，而且史氏还找到更多的资料！
《天安门》一书，前后并不连贯，二十世纪中国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文人和知识分子穿插于史氏的文笔所重创的历史洪流之中，每人各有其个性，生平事迹多彩多姿，读来犹如小说，这就是史氏的一大长处。当代美国史学界对于“叙事史”(narrativehistory)并不重视，甚至认为过时，一般史家多走分析的路(包括统计式的分析，也有人受福柯(M.Foucault)理论的影响，在历史研究中偏向于权力的解构工作。“叙事史”反而变成了小说家的手笔，CoreVidal写美国史上的怪人Burr 就是一例。中国史方面，对于叙事史更不重视，只有黄仁宇教授的《一五八七：无意义的一年》异军突出，读来颇有新意。
法国史学界及美国人类学家曾有“细描”(thickdescription)一说，亦已过时，没有想到史班司反而把这个传统发扬光大：把细节交织在宏观视野之中，蔚为壮观，犹如我家客厅中的一张中国大地毯。
然而，叙述史中所谓的“史实”并不一定“恰如其分”，而是经过史家重述后重新编撰起来的，因此，我觉得“史观”和“文体”相互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于某一种文体写出某一种历史、创出某一种史观；名学者HaydenWhite曾有专著评论马克思、卡莱尔等人的历史著作，认为文体的作用事实上构成了所谓“后设历史”(Metahistory)的框架。史班司的书，尚不能成为他自己的史观，这本新著的书名也许有点语意双关：中国近三四百年来一直在寻找一个新的“治”的秩序，却往往流于乱；而史氏自己也希望借叙述的笔法为全书找寻出一个条理或系统，但个别细节之间仍缺乏连贯性。由于我尚未看完全书，所以在内容上不便置评，不过史氏最近路经芝加哥为此书推销而登台演讲时，确曾对我说过：在开始时他并没有一个明显的轮廓，在材料收集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动笔(而且大部分是在耶鲁大学附近一家意大利餐厅写的)，在写作的过程中全书的条理逐渐显现了出来。
二
近年来西方文学理论，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而且变成了一种专门学问。影响所及，几乎每一个在学院里教文学的人，都要研究一点理论，否则似乎无法使学生信服。
理论是纯学院的产物，与学院以外的生活和文化无关，有些理论，甚至认为人生只不过是文学语言的幻影，也只有在“文本”(text)世界之内才能产生作用，其他乏善可陈。于是，文学不但不能——也不该——反映人生，而且，对住在学院的人来说，人生似乎更应该摹仿文学理论。
美国的学院本来与现实社会就有很大的距离，所以，在学院里研究理论，与现实就有双重距离，是象牙塔内的象牙塔。我在一座象牙塔(芝加哥大学)待了八年，耳濡目染，也沾上了一点理论气，但因自己并非文学科班出身，对于理论，也喜也畏，也略有涉猎，但始终徘徊在其边缘，不敢陷得太深，以免无法自拔。但我对于深通理论的人——如郑树森——仍非常仰慕，总觉得他们比我武功高强，在他们的学术论文中看到招数的干净俐落，更是敬畏不止。记得有一次在学术会议上树森和我作评论员，一位讲者引了一大堆法国结构主义的理论来证明他的一个观点，树森顿时就看出此人对理论的掌握不过平平，于是就暗中对我说：“怎么样，我们联手出招吧！”我当时不知所措，觉得自己的武功尚未到出山的程度，只好请树森代我过招，心中惭愧不止。
既然用了不少武术字眼，我不禁开始作一连串的臆想，实在应该把各家文学理论写成一篇武侠小说，大纲如下：
话说后现代某地有一城堡，无以为名，世称“文本”，数年来各路英雄好汉闻风而来，欲将此城堡据为已有，遂调兵遣将把此城堡团团围住，但屡攻不下。
从城墙开眼望去，但见各派人马旗帜鲜明，符旨符征样样具备，各自列出阵来，计有：武当结构派、少林解构派、黄山现象派、渤海读者反应派，把持四方，更有“新马”师门四宗、拉康弟子八人、新批评六将、及其接班人耶鲁四人帮等等，真可谓洋洋大观。
文本形势险恶，关节重重，数年前曾有独行侠罗兰·巴特探其幽径，画出四十八节机关图，巴特大侠在图中饮酒高歌，自得其乐，但不幸酒后不适，突然暴毙。武当结构掌门人观其图后叹曰：“此人原属本门弟子，惜其放荡形骸，武功未练成就私自出山，不胜可惜。依本门师宗真传秘诀，应先探其深层结构，机关再险，其建构原理仍基于二极重组之原则。以此招式深入虎穴，当可一举而攻下。”但少林帮主听后大笑不止，看法恰相反，认为城堡结构实属幻象，深不如浅，前巴特所测浮面之图，自有其道理，但巴特不知前景不如后迹，应以倒置招式寻迹而“解”之，城堡当可不攻而自破。但黄山现象大师摇头叹曰：“孺子所见差矣！实则攻家与堡主，实一体两面，堡后阴隔二气必先相融，否则谈何攻城阵式？”渤海派各师击掌称善，继曰：“攻者即读者，未读而攻乃愚勇也，应以奇招读之，查其机关密码后即可攻破。”新马四宗门人大怒，曰：“此等奇招怪式，实不足训，吾门祖师有言：山外有山，城外有城，文本非独立城堡，其后自有境界，……”言尚未止，突见身后一批人马簇拥而来，前锋手执大旗，上写“昆仑柏克莱新历史派”，后有数将，声势壮大。此军刚到，另有三支娘子军杀将过来，各以其身祭其女性符徽，大呼：“汝等鲁男子所见差也，待我英雌愿以崭新攻城之法……”话未说完，各路人马早已在城堡前混战起来，各露其招，互相残杀，人仰马翻，如此三天三夜而后止，待尘埃落定后，众英雄(雌)不禁大惊，文本城堡竟然屹立无恙，理论破而城堡在，谢天谢地。
我这篇武侠小说的意旨很明显：文学艺术本身，是任何理论无法完全攻破的，否则我就只谈理论，不研究文学了。
①Spence曾告诉过我他的中文姓名，是他的业师房兆楹先生起的，应当是“史仰迁”。我这里用的“史班司”是故意另译。这名字兼得二大史家——班固与司马迁——之名，可能更传神。
李欧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