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类所兼有的生物属性与文化属性既相连接又相对立，因而比较动物与人类几乎总是认识人类某种本质特征的第一步。
按照拉马克和达尔文的学说，物种是由少数演变为多数的。同一物种走入不同的自然环境，在适应环境的漫长过程中，逐渐发生变异，最终演变成不同的物种。也就是说，物种的一致性渐渐被其增生的歧异性瓦解。
几乎比一切物种中的内在差异都更为触目的是人类中的差异。杜尔凯姆在其《社会分工论》一书中引用当时人类学家的研究：猩猩类头盖骨的最大体积与最小体积相差二百立方厘米，而近代成年人类的头盖骨的最大体积与最小体积相差六百至七百立方厘米。人类在形态、肤色、毛发、体能等若干方面的差距也都不在脑量之下。同体质相比，以文化为基础的人类生活方式上的差别显然更为悬殊。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一套道德、风俗、衣食住行方式。仅以服饰为例，不仅各民族间千差万别，而且愈是发达的民族，其内部成员们的服饰也愈是多样不一。但是人类与动物界的一项根本差别是人类容纳了自它诞生百万年来其体质与文化上生长出和积累下的巨大歧异，仍牢固地保持为同一物种。为什么动物世界的演化规律在人类面前中断了，为什么漫长进化过程中积累下的巨大差异摧毁不掉人类的一致性？
恐怕最重要的原因是语言。很多人类学家将人类定义为语言动物。通过语言，一代人把他们摸索到的经验传递给下一代人。借助战争、贸易(但从根本上讲仍然是语言)，一个民族的发明和创新流淌到生活在异地的其他民族之中。人类学家哥登威塞(A.Goldenweiser， 一八八○——一九四○)说，一个民族的文化中纯粹本地的因素与来自外域的因素的比例是一比十。即是说，各个民族凭借着交流，共享着彼此的发明创造。每个民族都几乎得益于生活在地球上的一切其他民族的创造。以语言为基础的交流，有力地将某种相似性贯穿在千差万别的异变中。如果没有了语言，即使时间还未久远到足以造成“人类物种”的裂变，它所造成的差异也会使我们各行其是，再难认同。那么，是否可以说：语言助长着人类的一致性，消弱着它的歧异性。增长“一致和共识”或许是语言对人类的作用，但它的全部作用却决非如此单一。语言的研究之所以在当代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中处在万流归宗的地位，就是因为它是人类思维的镜子，是打开神秘思维王国的钥匙，是解释超越了动物生理机制的人的机制的密码。因此语言也是解说与动物的“一致与歧异”不同的人类的“一致与歧异”的关键所在。
语言对人类的微妙作用在于它不仅仅通过沟通增添“一致与共识”，而且也增添着新的“歧异”。
语言造成歧异的第一个原因是信息传递中的“噪音”。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必然会遗漏、衰减、歪曲某些信息，从而造成信息接受者们认识上的歧异。虽然这并非语言本身的问题，却因为没有不传递意义上的语言，因而噪音与语言同在。
语言造成歧异的第二个原因来自语言的编码过程。编码即把某种性质、意义、旨向变为符号或代码。代码(即语言)是静态的，现实是动态的；代码是有限的，现实是无限的；代码是抽绎的，现实是形形色色的；因而再丰富的代码系统中的符号，也无法与现实事物及其属性一一对应。甚至代码系统的建立就是以删繁就简为原则的。这一原则便利了交流，也为理解的歧异(或曰创造性的理解)留下了空间。
语言造成歧异的第三个原因是解码，即信息接受者对语言的理解。即使没有“噪音”，即使接受者们面对的是同样的语言陈述，理解也仍然会发生歧异。《理解的命运》一书的作者殷鼎告诉我们：
只要人在理解，理解便会不同。……百家争鸣……是历史中的人在理解时必然要发生的事实，一种思想的事实。(125页)
又如语义哲学家沙夫所说：
一个人作出了一个陈述，面另外一个听到这个陈述的人了解这个陈述，即经验到同作出这个陈述的人所经验到的理智状态相类似的理智状态(不是经验到相同的理智状态，因为这取决于个人的环境，而个人的环境是变化的)。如此而已。(130页)
人们对同一语言事实的理解之出入首先在于理解者经历的不同。这种不同的经历导致了理解者禀赋、习性、心态、信仰、兴趣、价值观念和知识结构的不同。而人们的经历又注定不会是相同的。这里，大自然的奇观又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混沌》一书的作者格莱克为我们生动地描述着美丽的雪花和它的塑造者：
正在生长的雪花飘落地面时，要在风中飘浮一个多小时，任何时刻雪花分支的小尖所作的选择都敏感地依赖于温度、湿度以及大气中的杂质。单个雪花的个小尖，展开约一毫米的空间，感受到相同的温度，加之生长规律又是纯决定论的，因此它们可以保持近乎完美的对称。然而湍流空气的性质使得任何一对雪花都会经历非常不同的路程。最终的雪花记录了它所经历的全部变化多端的天气条件的历史，而这种种组合有无穷多花样。
一个人的经历正像一朵雪花一样，决不会与他人完全重合，因此他的经验与“偏见”必是独特的。第一个对“偏见”作出正面阐述的德国哲学家加德默尔说，偏见是人的历史存在状态，它与历史水乳交融，形成了一切理解的基本前提或视野。因而每个人都占据着一个他人无法取代或完全重合的理解视野。
人们对同样的语言事实产生了不同的理解更是来自经历不同的人对“语言中混沌”的反应。如我们在前面说到的编码的缺陷，语言中总是存在着混沌，即不清晰处。沙夫说：“如果我们不考虑由约定建立的科学术语的话，模糊性实际上是所有的语词的一个性质。”语言中的有些模糊，被人们习以为常，视而不见。但即使如此，当他们企图把这些表述译成外文时，会立刻发现自己并不了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中，模糊对信息接受者构成了刺激，他们不满意于模糊，有意无意地企图以自己的理解澄清这种模糊。有十个人谈论中国哲学思想中的“气”，或气功思想中的“气”，几乎就会有十种对于“气”的理解。这固然是因为大家见解的不同，但首先是因为“气”构成了语言表述中的“模糊”。那么可否努力消除语言中的这种模糊呢？不错，语义学家们一直致力于使语言的表述更为精确，但他们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彻底消除模糊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这既是因为现实本身也带有着某种模糊性，更是因为模糊的语言比清晰的语言具有更宽的覆盖面，现实中总会有很多事物是人类尚未透彻理解的，以模糊的代码去指称它毕竟胜过无以名之。何况模糊会刺激人们填补它。所以格莱克说：“混沌是信息的创生。”完全消除模糊，人类的语言将变得贫乏，而语言的贫乏反过来又会使人类的思想变得贫乏，到头来我们就只剩下一些清晰干巴的教条，丧失了对神秘之门的想象能力。模糊数学的创始人查德(Zadeh)说：
如果深入研究人类的认识过程，我们将会发现，人类能够运用模糊概念，决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财富。这一点是理解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之间深奥差别的关键所在。
围绕圣经、古兰经、十三经，衍生出了多如牛毛的解经家。一部人类历史上的解经学最生动地说明了在语言事实的理解过程中发生的巨大歧变。可见语言未必一味地帮助人类增添着一致性，它甚至往往成为分异的催化剂。但语言毕竟还拥有一个无庸置疑的巨大功能：沟通力。尽管它也酿造着异质性，却有能力沟通形形色色异质的人们。如果没有了语言，这些差异或许早就使人们分道扬镳，走入不同的种属了。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文明的最大特征在于它可以把丰富多样的异质性捏合在一起，并且越是发达的文明越是容纳了更为丰富多样的异质性。动物的机体至多具备少许几样专门的功能，一种新的异样功能的产生将意味着某种旧有功能的退化。动物不能具备多样本领，这种相异性会毁掉机体内的一致性，以至破坏它的生存适应。一种发育出新功能的动物将以亚种或变种的身分离别老群体，它们不具备变种间交流和容纳的能力。不错，通过语言媒介，人类也增添了很多共性，但是如果以为语言只是凭借传播和灌输某种一致性来整合人类，那就太小瞧了文明。文明的伟大在于它不拒斥反而容纳着多样的异质，并能沟通它们，养育它们。
如上所述，从单一走向多样是一种自然趋向，当这种多样性在质与量上达到一定程度时，将造成物种的裂变。文化并未抗拒从单一到多样的趋势，而是靠着沟通来容纳多样性从而制约着种与群的裂变。但也正是高级文明比低级文明更能容纳多样性(以至杜尔凯姆将原始社会称为同质的社会，现代社会称为异质的社会)的性质告诉我们，文明容纳多样性的能力是相对的，必须找到一定量的同一性和相似性来粘合歧异性，否则群体同样有破裂之虞。杜尔凯姆早年非常强调近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差别，认为古代社会是靠同一性来维系的，而近代社会是靠分工合作而将异质性连带起来。晚年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多变化，认为同一性同样是近代社会不能缺少的。他说：“社会生活在其每一方面，在其每一历史时期，都是靠一个大的象征才成为可能。”又说：“只要社会成员中有足够程度的同一性，社会就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教育强化这种同一性，并使之永久化，其办法是从一开始就把集体生活所要求的基本的相似之处，在儿童心中确定下来。”因此可以说，判定一种文化的上线(其发达程度)是看其多样性的丰富程度，判定其下线(满足社会生活的基本需求)是看其是否提供了起码的同一和相似性。实际上没有一种文明不致力于谋求起码的一致性，那是便利地生活在一个社会中的基本保证。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第一位皇帝统一中国后的第一件大事是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绝非偶然，那是维持一个充满异质的新生大帝国的基本需求。或许一个疆土广大的帝国的超前诞生是与一个野心和能力超群的帝王能否出现之偶然性相关联的，但一旦这个帝国问世，其社会生活就理所当然地需要起码的一致性来保障交流(统治与被统治其实也是诸种交流中的一种)。当代最庞大的移民社会(美国)中的有识之士也在动员他们的多方力量(普及教育、广播、电视、甚至体育)培养公民们的认同性。这一切人为地增加一致性的努力都可视为反自然的，因为自然恰恰在造就异变和分化，但是社会却只有在建立了适当的相似性后，才能使歧异性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当然不是一切社会都充分意识到歧异性的宝贵价值，更不是一切社会都把追求相似性放到适当的尺度，相反很多社会为过度追求一致性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成为了地地道道的反自然主义。这种追求违背人的天性，其结果是使一个社会中的成员们变得彼此相似，它牺牲掉了个性的光彩，因而也就失去了一个丰富的人文世界。导致这种结局的一个典型例证是中国古代的科举制。不错，科举制为文明作出了伟大贡献，官员考任是古代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但这种制度的一个负面作用是官职的诱惑力使得教育变得萎缩，丧失了其广阔独立的知识追求，成为入仕的敲门砖，最终形成“官学一体”。从此，中国的教育系统中只能产生彼此相似的侏儒，再难产生那些禀赋各异的奇才。从发展与创新的意义上说，最可卑的个性是平庸，最可怕的社会特征是自相似性。标榜个性的当代社会似乎越来越远离自相似性，但在远古时代它却几乎是一切社会的基调，如格莱克说：
自相似性这个概念在我们的文化中显得古色古香。西方思想的古老旋律就推崇它。莱布尼茨设想过一滴水包含着整个多彩的宇宙。……然而作为一种科学原理的自相似性凋谢了，而这是事出有因的。它不符合事实。
怪诞的人、特异的人，甚至残疾的人，都因其离异了“正常”，而扩大了群体品性的外延，拓宽了群体认知的视野，伸长了人类探索的触角。相反，一个群体越是高度“自相似”，其成员们越是绝大多数都高度“正常”，它就越是单一，单一不利于选择，单一将使文明毁灭。波兰哲学家克拉考斯基说：
我们只有感谢不一致性(inconsistancy)，它使人类生存下来。原谅我不是在最忠实的意义上理解克氏的“一致性”。)
那么，我们该怎样解决基本的一致性与尽可能丰富的异质性之间的矛盾呢？该怎样不使形形色色的异端冲垮社会交往赖以进行的起码的一致性？实践证明，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好方式就是认识政治领域与思想领域各自的特性，使两者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政治统管当前的社会运行，它需要更多的协调一致。思想是对上下四方古往今来的文明做出的思考。突发奇想，异军突起，争执不休，往往是这一领域的基本色调。两者间当然是有联系的，但应看到其间重大的区别。在当代社会，“市场”在扩张其价值。市场范围内的一切活动都以金钱尺度来衡量，商品和服务通过标价变得可比了。市场价值的这种扩张性不仅说明了市场的功劳，同时也暴露了它对其他社会领域的威胁，它可能毁坏掉市场价值之外的所有其他价值——知识、艺术、友情、权利、尊严。正是为了抵御市场价值的泛滥，人们强行或人为地规定了一些不可买卖的东西或不受顾客左右的标准。比如个人的权利，奥林匹克金牌，学术上的荣誉。奥斯卡金奖的正式名称为academic award(学术奖)，它意味着国外优秀电影艺术的制作者把其荣誉评定放在“电影学术圈子”中，拒绝被票房——一种市场价值观所左右。
但是，为了社会的发展，市场也是必需的。因此，我们应当为社会的多样性提供生存空间，不使一种声音被社会上流行的价值淹没。只有在这种建构和气氛下，文明才可望达到空前的历史高度。
(《理解的命运》，殷鼎著，三联书店一九八八年五月第一版，2.65元；《语义学引论》〔波兰〕沙夫著，商务印书馆一九七九年版，3.50元)
郑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