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罗思又发表了他的新作《传统继承》(Pa-trimony)，副标题又是“一个真实故事”，但也不是他自己的传记，而是他父亲的生平。
这本名为“一个真实故事”是写罗思父亲赫曼与他的疾病，一个与良性肿瘤作斗争的事实。赫曼患的肿瘤，压迫了他的面部神经和脑部，而最后终于致了他的命。
《传统继承》中，罗思率直写了当前的许多美国人所共有的真实故事：这一家庭有了这样一个病人，一面是可笑而无谓的紧张与挣扎，一面则是家庭对于这位奄奄待毙的家人恩恩怨怨的琐事，既有过去的也有当前的，还有则是现代药物与医术以及医疗机构官僚主义的流弊等等。
赫曼经常热中于谈他与疾病斗争的详情，抽象地说，不过是坐待死亡的降临，可以说这是某一特定人身与心灵的现象，也说出了这个患者用他的生命力阻止了一己的过早死亡。同时，这还是一种想象中的保全父母为疾病夺去生命的搏斗，一种与老人院无关的失败而又属于英雄式的搏斗。
这个普通而又是性命交关时刻的故事，很适于这位滑稽大师的笔墨，罗思也的确运用他的禀赋为人所注目。这本书里的自我写照比之于他的那本自传《真相》，写得较为圆到而且较少掩饰，更则，读者也可对此书的中心人物，就是他那位晚年丧妻、业已退休的保险商父亲赫曼了解得更为充实。赫曼生性既大方又固执，是个虚张声势的道学家，也是个匪夷所思的实用主义者。罗思也只有掌握了这一点，才能把赫曼整个儿推在读者面前。
诗人罗勃特·罗威尔的父亲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说“我真感到死亡的可怕”，这是小诗《贝弗利农庄的最后日子》的最末一句。在罗威尔诗集《生命的研究》出版以前的几个世纪里，只有少数几首诗或故事写到父母的死亡；这之后的几个年代里，则有差不多几十、几百的篇什，写到这一现象。当前两代人的生离死别以及因城市造成居民的生离死别的实际细节，使我们想象变成了这种一班人的经历或者是“真实故事”。
罗威尔的诗句只能作为老派幻想家与新派文人的界限。如今，罗思的书作为一个可惊的叙述者讲到他父亲这种新型的死亡。这里，旧式临终前的忙乱已经有别于新的一代了。最后的遗言，子孙的祈祷，死前的忏悔与最后的和解，死前的告别都一切如仪；最后剩下的只是人工呼吸的装置和插入死者鼻孔的喂食管，死者的生存意志与挣扎，同室病友和进出奔走的护士，仅此而已。罗思写了犹太新一代移民有别于他们祖先的老规矩，譬如赫曼甚至把祈祷用的皮制护身符锁在青年会的衣物箱内，而不把这块护身符传给他的子孙，或是送给他钦佩的神职人员，或是扔在垃圾箱内。罗思写这些事情，显得是个行家——简捷，准确，挥洒自如，并深切刻划得一无诗意，就象美国人讲故事时毫不带有感情冲动一样。例如：
“他摆脱不了感情上的执着——他又因执着而摆脱不了一己的感情，差不多驱使我母亲在她一生中最后几年中神经的全部崩溃：自从他六十三岁退休，她一度作为主妇的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就为他那使人不安而又专横霸道的脾性所扑灭了。多少年来他以为自己的婚姻十全十美，而且多少年来他也没有想得不对头的地方——我母亲是犹太移民中属于温顺一流的女人，她有高超的手艺来操持家务。自从我父亲从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新泽西办事处退休，他曾经在那儿做手下有五十二个雇员的头儿，他的那种严格的分工是他的成功之一，这也是他们婚姻成功之处，如今逐渐销声匿迹了。他整日无所事事，而她却有干不完的事要做。‘你说如今我算什么呢？’他在六十五岁生辰时闷闷不乐地对我说。‘我只是蓓茜的丈夫。’他简直无法自解……于是他成了蓓茜的老板——只是我的母亲却不需要有个老板。”
通过这样的镜头来看罗思的文字，他看来是个出名的“纯”小说家：一种欧洲式的聪明，令人啼笑皆非的讽刺，而又十分实际，了无空想，从来没有美国作家所滥用那种浪漫的感情冲动。他通过触动理智及新创的在《对立的生活》一书中的那种杂耍技式的描写，成了更为高超的“诗情”。
这种写法成为赫曼性格上的变体，赫曼在一九八一年失去了妻子，从此也失却他衷心挚爱的家庭生活。但他一脚踢开那些足供回忆的事物，正如罗思在作品中一脚踢开抒情文字一样。他写道：“他可以是一位狠心的实用主义者，但我也没有白白做他的儿子，我可以做一个相当好的现实主义者。”《传统继承》一书的主旨，即仅存的人与人关系中的气味与班渍，是与这个狠心的实用主义型相符合的。
作者把书中的人物形象，比在《对立的生活》中写得更为清晰，读者可以从《传统继承》书中看到罗思的文字如何抽去滑稽而深刻到催人泪下。“我父亲之处理皮制护身符的事实，表现一种既大胆又神秘的想象力。”
“我可以想象我父亲不丢弃他的皮制护身符，而在默祷中重行发现他们崇拜古代偶象的神力。但在我的想象中，这位老人在沉思时会抚爱久已搁置一旁的皮制护身符，是种十分感伤的矫揉造作的行为，真的，这是对犹太人的学舌式的人行亦行。我父亲如何实际处置他的皮制护身符，只是表现出一种既大胆又是十分神秘的动作，有如英国荒诞派戏剧家贝克特和沙俄时的果戈理那样反常的个人化象征的神话。”
甚至赫曼对生活回忆的“放弃”，也成为发动他儿子所写小说进展中的揭发式泄露。在一种讲究实际的挚爱颂扬中，罗思首先反映了他父亲对他教导的土言土语，然后又对自己说的话作了修正。“父亲是土气十足，毫无诗意，直截了当，带着所有土里土气的人的局限性，而又是个有经久耐力的人”。与这个描写相一致的，赫曼可能是个狂暴甚至是可厌的人，但决不是个拘谨的人。不象罗思笔下的朱克门，赫曼钦佩而且捍卫他儿子的作品。当他那五十六岁的儿子进行一次手术而瞒着即将死去的老赫曼，那个老赫曼已届耄耋之年，他对儿子说动手术时，应该在他儿子身边，他的声音颤抖，因为他的病情已很难使他讲话了。“我应该在你身边，”他重复这句话，显然有点懊丧，他的意思是他应该在他儿子卧病的医院里。
儿子十分孝顺父亲，当他把义齿递给父亲或是收拾浴室里的脏物时。这种伦理的、激情的所有写实主义描写有类似海明威冷漠的文风，但是与海明威不同的，是他把成人写得很幽默，幽默得象马克·吐温写的一样。这是文字朴实技巧的一种胜利。
在现代工业社会后期中人的死亡，带着它的一般而又模糊不清的宽恕，如一时病情的好转，它的难以作出决策和不祥的消息，既残酷又侥幸，左右着人们精神的是种自愿的人道实用主义。这种精神符合于令人难以表达的愉快的实用主义，这就显示了菲利普·罗思叙述故事的才能。
(Philip Roth，PATRIMONY，A True Story，New York，Simon Schuster，238pp.)
西书拾锦
冯亦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