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然要缩小范围，从有文考察无文，由民俗以见心态，着眼于信息场。这样一看，重要的场很多，且说说惹眼的几个。还是着重于近几十年以前的并稍溯古代之源。
卓文君“当垆”自然不等于后来的女招待，但她对社会所传的信息只怕是一类。掌勺也不等于经理。所以大富豪卓王孙才会以为耻辱，就是说，这决不是什么公认为配合富人身份、体面的好事。《文选》中《古诗十九首》说的“昔为倡家女”是什么倡家，这里不必考证，总是低级的妇女。唐朝杜牧诗句：“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SPS=0038>名。”这个“青楼”传下来了，就是“倡家”或妓院。对妓女还说什么“薄<SPS=0038>”？那可能还有点像日本传统的“艺妓”，可以谈情说爱。所以有负心的李十郎见于小说，王魁见于戏曲。唐代妓女住处名平康里。笔记有记妓女的《北里志》。传奇小说中以妓女为主要角色的不止一篇。《游仙窟》宛然是唐代文人嫖妓的报告文学。“旗亭画壁”的故事是歌妓唱诗而诗人以此评定高低，以美妓所唱为荣。白居易的《琵琶行》以老妓“嫁作商人妇”寓意，发贬谪的牢骚。将妓比官，可见那时两者的差距并不悬殊，尽管妇女仍不算人。晚唐、五代以后，宋代，“士大夫”(文人、官僚)召妓唱词并为他们写作。传说柳永竟因作词好而不能做官。然而皇帝倒可以“驾幸”名妓李师师，见于《水浒》及笔记。欧阳修等大贤人也可以为妓女作词。不论是否另有用意，字面总是表达男女之情。妓院发展了，但仍是官妓。大概元、明时私人开业的妓院才逐渐代替官营的，而个体暗营的娼妓也冒出头来了。这在《金瓶梅》中有描写，但不多，因为那书着重写的是妾和偷而不是妓。随后，官吏“挟妓饮酒”被明令禁止了。清朝初期便化女为男，“相公”、优伶和妓女并行，官吏以此逃避禁令。小说《品花宝鉴》便以此为题材。妓院到清末及民初更为发达。“长三”、“么二”时期“堂子”的规矩、花样之多，有特殊意义。这里有一个原因是有了外国租界。南自广州，北到天津、哈尔滨，各大城市都一样，而以上海为首。《海上花列传》(一八九二)、《九尾龟》(一九○六——一九一○)，两部小说以此为主题尤为有名。小说史中列出“狭邪”一类，可见其书之多和社会影响之大。在妓院中，上自皇帝、大臣，下至“贩夫走卒”，文人和不文之人，官吏和商人，土豪和侠客，都可以出现。当然这里也有上下等层次之分，轨内轨外之别。从清初的《板桥杂记》所记以来，文人和妓女来往密切不足为奇。早的如钱谦益和柳如是，冒辟疆和董小宛，侯方域和李香君，晚的如政治家军事家蔡锷和小凤仙，都成为“脍炙人口”的文学题目。这说明什么？用信息世界的眼光看来，妓院显然是社会上的重要的信息场，所以上下人等趋之若鹜。妓院不仅是男女交际，言情，更是政治、军事、经济、艺术、文学各种信息的汇聚交换场地。上中下等，公开、半公开、不公开，官准和私营，分别了层次，但妓女、老鸨、“龟奴”、“捞毛”是流动的，互相通气的。名妓赛金花进了名著《孽海花》，还上了舞台。她的上上下下国内国外的坎坷面奇特的一生使她成为许多政治社会信息的一个重要的无文载体。假如我们不放弃未必毫无根据的传说，推翻袁世凯称帝的元勋蔡锷将军曾以北京妓院为信息交换处。甚至传说三十年代还有官界商界的重要事件的秘密商谈也在妓院进行过。时距太近，不知是否进入野史小说。各种妓院仿佛是外国的各种俱乐部，从外面看好像“百无禁忌”，而其中自有规矩，还很严厉。直到现代政府明令禁娼以前，从古以来，各等妓院是公开的，最方便的，上中下等人可以自由出入互相交换信息之处，仿佛是“信息交易所”。妓女可成为掮客。特别是在清末民初军阀横行官僚遍地商人得意的时期。这也是新旧文人蓬勃兴起之时。我们不妨略翻一下两部现在不大出名而当时很流行的小说看看。
这两部小说，一是毕倚虹(署名娑婆生)的《人间地狱》，一是张恨水的《春明外史》。一写上海，一写北京。一作于一九二三到一九二四年，在上海《申报》连载。一作于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九年，在北京《世界晚报》连载。前者写上海妓院。后者写北京文人兼及妓女、优伶。两位作者都在报馆工作而且都是长江下游南北岸的人。毕倚虹出身于破落官僚之家，写这部小说还得到袁世凯的三公子袁寒云(克文)极力称赞。他写到六十回即去世，由包天笑续作到八十回，草草收场。张恨水以这部《春明外史》成名，以后越来名气越大，写作越多，但写此书时还没有为名所累。从小说艺术和历史地位说，这两书即使在旧小说中也怕算不了第一流，只是畅销书，万人争看。都是报纸连载随写随刊结构松散之作，但又都是摭拾流传众口的轶事，加以本人见闻，虽有渲染，亦非无来由，甚至许多人物(包括作者自己)和事件都可以索隐。当时人能找出或想到真人真事。(例如苏玄曼即苏曼殊。)于是成为报中之报，新闻外之新闻，也就是以隐语出现的信息场。两书都是半真半假的聊天闲谈，是《官场现形记》等书的继续和发展。当时人看来津津有味，信息纷然；后来人看来觉得罗里罗嗦，味同嚼蜡。然而由文人逛妓院和少爷捧“坤伶”不仅可见当时上中下层人生活，而且可见他们如何彼此通气，如何交换信息，如何显示并互知心意，因而能产生这种“闲话”、“聊天”小说。两书虽出于同时，人物同类，但语言不同，内容也不同，后者又不是以写妓女优伶为主，何以并提？只因为上海和北京那时都是中国的“首都”。北京是军阀政治的“招牌”中心，能颁发勋章，下任命状，名为京城，管不了全国。上海是财阀经济的市场中心，势力直达农村(洋行买办收购土产)，名为“洋场”，实操命脉。两处人心既承继往日余晖，又各有新敷色彩，正可对照而由此见彼。两书写作同时开始，双方同处于一个时期的中国。两书又都是现在不甚知名，未曾受许多评点传闻涂抹，看起来较少先入之见。从这里可以看到妓院和相联系的其他方面。南北两文人同在报馆而心态有所不同，语言也有差别。如“说句斗胆的话，小弟……”之类一书有，一书无，不仅“苏白”。前几回，写出只相差一年而似乎南旧北新。书中有种种信息。若是单为了解当年妓院和那时妓女中的“大总统”、“王熙凤”，那自有《海上花》、《九尾龟》等等小说可看。
现在只从两书中提出一点。嫖妓和捧角有一条必不可少的是“吃花酒”和打麻将，“碰和”。吃酒、打牌不是主要的，妓女或“坤伶”相陪也不是主要的，借此给钱是目的，亦即牌和酒的妙用，但也还不是这项活动的主要作用。那时社会上除新学校外还不大时行集会结社和一人演说大家听。除帮会外只有够不上组织的组织。例如同乡会馆是联络之地，但民国时已不如清末热闹，大官不来，阔人不到。这从《春明外史》里可以看出来，已经不是康有为来京应考上书时情形了。双方一比，北京仍旧闲游浪荡，信息交换不多也不急。上海就不同。《人间地狱》中经常出现的人，虽不是大官和大商人，也不是候补官，但已经不时露出妓院是“应酬”即交际场所，而牌桌往往是谈判重地。这是其主要社会职能。妓、酒、牌、钱都是烟幕弹，“联络感情”和“探索情报”才是与社会关联的重大作用。就这一点说，妓院是吃酒打牌调情之处，更是做官和经商的不可缺少的交际(亦即交流信息)之场。作为“场”，其中的吸引和排斥，结合和离异，聚变和裂变，都是常有现象。小说作者自然不觉得因而无意着重其社会功能，可是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要“谋差使”做官，要投机做买卖，非去妓院请客吃酒打牌不可。什么文人和妓女谈爱不过是提笔做梦给读者一点开心罢了。以此对照两书，“京”、“海”之分跃然可见，不必多说。
岂止妓院“摆花酒”？宴会从古以来不断，往往是一次次交换信息的“场”。宾客三千是信息来源。且举《宋书》所载一例为证。(《南史》略同。)
当南朝宋主刘裕未当上皇帝时，他有个本家刘穆之给他帮忙。“外所闻见，大小必白。虽闾里言谑，<SPS=0205>陌细事，皆一二以闻。帝每得民间委密消息以示聪明，皆由(刘)穆之也。又爱好宾游，座客恒满，布耳目以为视听。故朝野同异，(刘)穆之莫不必知。虽亲<SPS=0502>短长皆陈奏无隐。”由此可见，信息或情报竟是当皇帝的一个条件。那些宾客只知大吃大喝，不知是高高兴兴赴宴会，糊糊涂涂送情报。这种奥妙从战国时四大公子就开始了。无怪乎孟尝君养食客的名气历久不衰，原来不仅有名，还有利可图。这在古代社会严格划分阶层集团而组织能力不发达时是比欧洲的舞会更有效的交际方式。不用说，这在现代是已经落伍而要被淘汰了。不过在社会未变革时，一种社会职能的“场”，若无代替者，是禁不绝的。古代的妓院即是一例。社会有变，上海的“长三”、“么二”，北京的“班”、“茶室”就不见了。
情场、官场、市场、赌场、剧场，以至高俅陪皇帝踢<SPS=0615>的球场，种种之场都像竞技场，是势利场，而又都是信息场，只看是不是有人为某种目的加以利用。牌桌不比餐桌利用率低。打麻将时的种种交际花样是许多章回小说和轶事笔记中都说到的。借输钱来巴结拉拢，在“麻雀”声中探听消息，这是起码的本领。从前妓院和赌场中还备有鸦片。一榻对人，无话不谈，大事小事就在吞云吐雾中纷纷蒸发出来，由信息的交流而产生有利于一方而不利于另一方的结果。这种信息场，非报刊广播电视的单行线输送可比，是交流而且可以当场见效的。
为什么《巴黎茶花女遗事》(一八九九)能风靡一时？将此书和差不多同时的《孽海花》(一九○四)等一对比就可以明白。那正是上海滩上昏天黑地之时。妓院和赌场成为官僚政客文人豪士的聚会之处，又是交际场所即情报总汇。同时还有不少人发出世道人心不古的慨叹。用当时中国人的眼光看，这部法国小说中有嫖，有赌，有情，有义，又有道德规范终于战胜一切罪恶。亚猛正如同《会真记》中的张生“善补过”，马克(玛格丽特)也如《西厢记》中的莺莺“善用情”，一般无二。同是爱情的悲剧，道德的喜剧。于是古代心情，现代胃口，西装革履在妓院中赌场上讲道义，巴黎小说遂化而为上海文学了。自然得很，何足为奇？
大侦探福尔摩斯同时出现(一八九九开始)，和“血滴子”、黄天霸并列，都成为上海租界“巡捕房”的人物。“工部局”“巡捕房”正是当时上海租界的公堂、牢狱、中外上下人等会合之地，新兴的情报中心，信息场。茶花女和福尔摩斯竟然同时受欢迎，可见上海的不同信息场又是通气的。不止于此。又要做案，又要破案，所以窦二墩与黄天霸同进《连环套》。福尔摩斯探案的《四签名》也是又做案，又破案，又有结义，又有叛变，又有复仇，正合脾味。又要茶花女，又不要茶花女。这正是张生“始乱终弃”还算“善补过”的翻版。后来变成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中的少奶奶(温德米尔夫人)，又受欢迎。把外国人所谓爱情当作中国的《孽海记·思凡》中小尼姑的“上刀山，下油锅……那也由他”的恋情，把外国侦探当做中国的清官私访，侠盗锄奸，这些是中国人乍见欧洲文学时的误解吗？这恰好是中国当时人的正解。那时只能这样解说所得到的外来信息。那时人对外国的看法是以为，看来不是中国这样，原来还是中国这样。中国历来的传统在那时的上海好像是根本大变，但换了装束和场地，民俗照旧，心态依然，“大世界”和“城隍庙”并行不悖。又要吃喝嫖赌，又要仁义道德。又要做案，又要破案，归为“侠盗”。又要造反，又要“忠义”，打家劫舍，恭候“招安”。这种矛盾合一远在《论语》中就由圣人点出并以行为表示异议了。“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述而》)丧葬时大吃大喝不说，同时还要歌唱。这习俗楚人有，据说西南民族有，现在还未绝。唱的歌不仅不悲反而要欢乐。出生与死亡混为一体。又要哭，又要歌，圣人不赞成，但改不掉，只得自己树立正面榜样，有丧事，不吃饱，不唱歌。“又要马好，又要马不吃草。”这是不是相当普遍的对人对物的理想？既要廊庙，又要山林；又和皇帝结交，又当山中隐士。前有严子陵(光)，后有陈搏老祖。明末也有，又交官府，又充隐士。“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桃花扇》)又要杀生，又要成佛。所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说法流传广远悠久。又要“拿得起”，又要“放得下”。孔圣人的“无可无不可”成了又可又不可，因“利”制宜。最讲究的是“名利双收”。
这样的心态的民俗表现又见于寺庙和庙会。这也是中国从前的重要信息场。为什么经过西北民族进来的佛教那么流行？有一个情况是佛教给了一个新的广大信息场。这就是寺庙和庙会。这里能集聚很多人，上上下下各种人，使纷繁的信息以及由此而来的活动有了非常方便的场所。上自帝王、官吏，下至强盗小偷以及乞丐、妓女、“戏子”、“跑江湖的”和农工劳动人民混在一起。男女老少都可以集于一地一时。又要这样，又要那样，什么都有了。印度也有庙和庙会。中国修庙还是从印度传来的。可是双方并不一致。印度的庙只住神。中国的庙兼住人。印度的庙会在河边。中国的庙会在山上。印度的最大的十二年一次的庙会在恒河和朱木拿河的交流汇合处，千万人泡在河水中祈祷。中国人朝山进香一步一拜。社会类型，双方一致，都是兼有宗教和经济的种种意义，但做法和想法大有不同。印度神庙可养舞女，侍神兼能侍人。印度可将人神合一，将纵欲和禁欲合一。大自在天湿婆又是舞蹈之神，又是苦行之神，又是毁灭之神，又娶妻生子。这位大神好像是也能符合中国人的理想，可是不能随如来佛到中国。大概因为他是赤裸裸的，缺少衣冠，只好高踞喜马拉雅山峰修炼。他所集合于一身的矛盾，只是外人，特别是欧洲人，用基督教一类眼光看来的矛盾。印度一般人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并不感觉到有对立。他们的庙会在外人眼中是又苦又乐，又污秽又清高，又有生又有死，非常奇怪。他们自有解说，丝毫不以为怪。中国人又不同。认为对立的，也不认为合一，但以为可以兼容，另外自有解说，这就是排出先后上下等等秩序、程序。“一统”(《公羊传》)不是合一，实是兼容。兼容又不是平等并立。印度人认为一。欧洲人认为二。中国人认为二可合一，只要排定程序。可是程序总是固定不下来，所以，有不断的合又不停的争。这是不是正合乎“场”的内涵？《三国演义》开头就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把“天下”当作一个“场”而把分合排出时间程序了。欧洲人的圆有圆心。中国人的圆是太极图，无圆心，有“两仪”分黑白，弯曲对转。印度人的圆是浑然一片。
中国神庙成为广大信息聚会场所，兼容并包，不管什么人什么事都能在庙会中出现。先是佛教庙，后来道教庙也加入。不论供什么神的庙都可以这样。只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与此不同，是内外有别而且相当严格。中国的庙及庙会尽管有外国来历，却实实在在是中国自己的，是中国式的信息场。中国人是最讲划格子分上下内外的，同时又是最讲合一的。要懂中国人，不能只记得孔、孟，还有老、庄，还有墨翟、韩非；不仅有刘邦、朱元璋，还有忽必烈、乾隆皇帝；不仅有武松，还有西门庆；不仅有唐僧，还有孙悟空。南北极同在一个地球上，这就是中国人的磁场观念，也是中国信息场的特点。可是这又和印度的不同，所以大自在天进不来。他光着身子，有时还半男半女，又现为“林加”(“男根”)，实在形貌不雅。中国的信息场决不能叫做信息场，必须有别的高雅名义。必不可少的是衣冠。“衣冠禽兽”也罢，禽兽也得穿衣戴帽。不可忘记，无恶不作的西门庆是官为“提刑”，掌管刑法的。他不仅是知法犯法而且是执法犯法。然而，在西门庆的眼中，他并不算犯法。在他的眼中心中，他所做的事都是合乎中国历来的习惯法的。女人不算人。有钱就有理。有理讲不清就动拳头，在武艺上比个高低，谁的刀快，谁就有理。这在庙会里都表现了出来。拜神本为的是求福，又往往在此遭祸，如《水浒》中林冲的娘子。殿上一片祥云，庙外拳打脚踢，或江湖卖技，或真刀真枪。佛教少林寺，道教武当山，都是武术宗派。庙内求观音“送子”。庙的对面戏台上正演《杀子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还用得着举例吗？小说戏曲不说，古书中也不少见。庙宇繁华热闹如《洛阳伽蓝记》所写，但那书也记了因果报应种种故事。一切社会相、众生相全可包容于一座庄严神庙之中，各各以语言或行为发射种种信息，互相交流、吸引或排斥。当然这和佛教、道教本身无涉。有“花和尚”，也有更多的清修的高僧。
无文探隐
金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