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的共同优长之处，首先是论述范围极为广泛。
钱著有三节叙述纸的发展史，对纸质和造纸技术的演变作了全面的叙述。在介绍造纸技术时，从原料、工序、工具一直讲到着色加工和装裱修复。最后对纸在书画、日常生活、文化娱乐等社会活动各方面的用途逐一说明。这三节把散在群书的材料组织成系统的论述是很费心力的。书中详尽地记述了造纸的用料、工艺和用具式样，且对修复书画的技术作了详细描述。关于许多纸制品的历史演变，不仅有文字叙述，还辅以重要的实物照片和插图。可知作者不弃涓滴全力钩稽史料，填补文献空白，用心良苦。
钱著于印刷部分也是首先概括介绍其起源和历代的发展情况，接着介绍印刷工艺，包括材料、工具、工序、书的装订，甚至还有制墨工艺，最后讲印刷术在艺术方面的贡献，从书籍插图、套色印刷，讲到年画。最后讲到中国造纸和印刷向东方、南方和西方的传播，以及它们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包括对中国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并且比较其间异同。
张著介绍每个朝代的印刷情况时，先有总论，其次从刻书地点、刻本内容、刻本特色、官私藏书、其他印刷、印刷物料等方面分别列目论述。例如在宋代刻书地点项下按地区分叙之后，又附以“南宋刻书地域表”。在刻本内容项下分经、史、子、集、科技、医药、宗教等分叙；在刻本特色项下分为字体、避讳、标点、版式、刊语及牌子等项，其中包含书名页、著者画像、征稿广告、版权、印色等内容的考证；其他印刷中包括纸牌、报纸、纸币等。此外，还有专章讲“历代写工、刻工、印工生活及其事略”以及“中国印刷术对亚洲各国与非洲、欧洲的影响”。
不难看到两部书写法不同，内容互相补充。钱著意在勾画总体轮廓，一些细致的具体内容则注出文献，指引读者在必要时去进一步查考。张著则对有关文献作了综合整理，随文附入，以便读者查阅。例如后者附有宋版集部书目，明代藩府印书表，明虬村黄氏板画家世系、生卒及其所刻图书表，明代铜活字印本表，清代铜活字印本表等。在写法上，钱著像一部目光四射、智珠在握、通体均衡的通史，张著则包含更多的资料图表，时有精邃的研究，发人深省。所以，若要综览全局，钱著更为概括连贯；若要就某些方面深究，则张著比较适用。
但在这里，读者不免会发现中西学术著作的一个差异。钱著后面附有索引，包括书中出现的人名、地名、书名、事件、技术及其他各种名词术语，将近三十页。张著虽有丰富的内容，却没有索引，连书前的目录也是地道的传统简式目录，小标题不列页码。钱著正文不足三百五十页，后附的参考文献目录却有八十多页！书中引用文献的出处均有明确标示，以至列出页码。张著材料同样丰富，可八百余页正文后面仅有十五页参考书目选录，板本和卷数从略，而且不录论文，与钱著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往往不是学术论著本身的缺陷，而反映了海内学术论著出版水准的严重不足。
两部书另一共同特色是都有严肃的态度和扎实的学风。
钱著在折衷不同观点时不武断，不少地方存疑留待讨论。在印刷起源问题上，钱著罗列了不同的论点，最终仍以实物不足，未作肯定的结论。从全书的内容看，大概由于它是一部技术史，所以对造纸和印刷工艺的介绍十分细致，描述式样和尺寸不厌其详，而且附有很多实物照片和工序图解。也许有人认为这是给外国人看的书，不得不然，中国人不需要这些东西。其实大谬不然！正是由于中国古籍中不重视描述工艺过程和技术细节，所以今天我们对古代造纸和印刷的具体过程不甚了了。况且木版印刷现在已将绝迹，若不及时记载下来，事过境迁，也会变成阙典。钱先生把古今中外著作中涉及造纸和印刷技术的材料集中起来，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张著包含的史实细节较多，书中时有缜密的考证和重要的发现。明代芝城铜活字蓝印本《墨子》，自清代以来在版本学中享有盛名，但一直说不清“芝城”是人名还是地名。张先生据清代刘世英《芝城纪略》稿本断定“芝城”为建宁府城的别名，又跟另一部芝城铜活字印本书作了比较，最终肯定了这个结论。对元代活字的考证也相当精细，能发人所未发。对明虬村黄氏板画家世系和生卒的考证，查明了他们彼此的关系，澄清了以往对黄氏家族的一些误说。此外，由于张先生勤于记录和比较，许多考证都很翔实，对于刻本版式标识的记载，给我们提供了可信的史料。
同时对读两部同一主题的学术著作，也往往可以发现两者在学术上的歧异之点。由此进行探索、思考，往往给读者带来意外的阅读兴趣和喜悦。
关于雕版印刷的发明时间，两书的讲法可以互相补充。张著引用了前人记载中起源于汉朝、东晋、六朝、隋朝诸说，一一予以否定，最后肯定雕印起源于七世纪唐初贞观年间。张著引以为据的文献是明代邵经邦的《弘简录》中有唐太宗下令“梓行”《女则》之说，然而其前史籍的有关记载中并无“梓行”二字。所以，尽管胡适也猜想七世纪已有雕版印刷，但他还是说“这是明朝学人看惯了刻板书，无意之中说出‘梓行’的错话”，“这一句十六世纪人的无心之误，绝不是七世纪的证据”。钱著也认为“这只是一条后出的间接资料”，七世纪已有印刷之说并无确据——尽管他认为七世纪起源说比较可信。《弘简录》这条记载跟明清各书所倡的汉朝、六朝诸说一样，同属文献无征的后人记载，从论证逻辑上讲，如果《弘简录》可以引以为据的话，那么汉朝、六朝诸说就都不能否定。所以，若想用文献来支持七世纪前期已有雕印术，还不如像钱著那样，直接引用——而不是像张著那样，作为辅助证据而引用——唐冯贽的《云仙散录》中关于玄奘用纸印普贤佛像的记载。
不过《云仙散录》这部书虽然号称唐代冯贽撰，其身分却很可怀疑。钱著133页在加注肯定这部书的真实性时，仅仅考虑了序言年代这一个疑点。其实《云仙散录》的可疑之处远不仅此。宋代张邦基说它是宋代王<SPS=1759>伪撰，内容怪诞。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认为孔传的《续六帖》“悉载云仙录中事，自秽其书”。宋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根据它的引书和行文作判断，认为“所谓冯贽者及其所蓄书，皆子虚乌有也”。近人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七中复核各书，肯定了陈氏的结论。尽管台湾昌彼得先生在论及中国版画时，认为《云仙散录》虽是伪书，但此条记载可靠，其实仍是推测，并无确据。这一点钱著没有提到，不能不加以说明。总而言之，尽管我们可以猜想七世纪甚或其前中国已有雕版印刷，但迄今为止，文献和实物都没有确证，不能作为定论，有待更多的发现。
关于造纸术的准确发明时间，也存在争论，蔡伦发明造纸之说已经动摇。钱著引述了不少近代考古报告和古代文献记载，提供了造纸起源的讨论基础。钱著肯定蔡伦之前已经有纸，并与正史记载蔡伦造纸的说法作了折衷，认为他可能是采用优越的新原料造纸的革新家。张著的叙述则多论辩性，他肯定蔡伦发明造纸，认为考古报告对发现的古纸的年代判断仅属猜测，并不可靠，不能说明问题。严格地讲，对于目前发现的古纸确实需要慎重，鉴定其年代时要有明确的证据。至于钱著所引的古代文献中关于在蔡伦之前有“纸”的记载，还需要作认真的考证。因为钱著分明引用了《后汉书》里提到蔡伦造纸法时的一段话，“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既然缣帛被称为纸，那么古代文献中提到的蔡伦之前的“纸”会不会指缣帛呢？对此，钱著没有说明。看来钱著对造纸术出现于蔡伦之前的叙述，还需要更多的分析和论证，否则是不能定论的。
钱著149页说宋廖莹中的世<SPS=1383>堂在一二七○年左右出版了《九经三传》精刻本，下文又说廖氏印本《九经三传》在一三○○年有摹刻本，摹刻本带有一本校印手册《九经三传沿革例》。钱著加注说明摹刻者和《沿革例》的作者历来说是河南相台的岳珂，现在认为是岳飞的后裔江苏宜兴的岳浚。这里的不确之处是，廖氏世<SPS=1383>堂只刻过九经，没有刻公羊、谷梁二传，所以历来只说廖刻九经，没有廖刻九经三传之说。元初荆溪岳氏翻刻廖氏九经时，附以公谷二传(还有春秋年表和春秋名号归一图)后，才合称“九经三传”。钱著注文引近年学者之说否定《沿革例》出宋代岳珂之手，这是确凿无疑的。至于是否出岳浚之手，现在还难以定案。然而钱书334页又说：“一二三○或一三○○年左右刻印‘九经三传’……参阅了约二十三种不同的文本，还特别制订《九经三传沿革例》来作为准则……这套刻印于河南相台的经书(按：中译本作“九经”，不妥)历来受到高度的评价。”这就又采用了旧时的误说，勾销了149页脚注所引关于相台本“九经三传”和《沿革例》的考证。特别是一二三○这个年代不能跟《九经三传沿革例》联系在一起，因为廖刻九经已是一二六○年以后的事，岳氏翻刻廖本，当然更在其后。
看来对于相台本“九经三传”的刻印和《沿革例》的编纂，由于从明末以来三四百年的误解已深入人心，很多学者并不清楚。所以当前许多论著中沿袭旧说，把这件事归功于宋代岳珂。张著对此似乎也不甚了了，所以书中一方面说相台岳氏本是元代宜兴岳氏刻梓于荆<SPS=1631>家塾(294页)，另一方面又不时说岳珂的《九经三传沿革例》如何如何(究竟如何，今年《读书》第四期已有罗济平的文章道及，此不赘)。
钱著189页说五十种铜活字印本唐人诗集大概是正德年间江苏地区所印。其实此书印行情况始终不明，《中国版刻图录》从字体、纸墨观察，疑为明弘治、正德间苏州地区印本。最近陈尚君先生根据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考证，定为明正嘉间徐缙印行(见《中华文史论丛》总第四十六辑)，此可补钱著所未及。
此外，钱著还有一些小问题，例如245页说改琦卒于一八二九年。其实据道光八年沈文伟刻改琦撰《玉壶山房词选》所载刻书引及诔辞，改琦实卒于道光八年三月，即一八二八年，应以为据。晚近各书所载改琦卒于道光九年之说，都不可从。钱书237页有插图，说是取自影印崇祯版《金瓶梅词话》，约一六二八——一六四四年。按：“词话”二字应删。崇祯版名为《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有图。《金瓶梅词话》则无图，是万历版，而非崇祯版。
张著包含大量的细节，有些问题可能是所引资料原有的错误，作者来不及一一复核。这里举几个例子。
135页：“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别集》”，应删“别集”二字。因为《白石道人歌曲》六卷是钱希武所刻，别集部分则无确说。
136页说到《花间集》有“淳熙十四年鄂州公使库刻本”。按：此书使用淳熙十四年公文纸印刷，但其版刻年代并不清楚，不能指实为淳熙十四年。
140页说《百川学海》有宋“理宗时刊本，为清陆心源旧藏”。按：此处据陆心源《仪顾堂集》而误。陆氏所藏《百川学海》实为明嘉靖十五年莆田郑氏刻本，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陆氏当年把此书定为宋刊，析为百种，称其楼为“<SPS=1226>宋”。所以，近代目录版本名家傅增湘先生在目见此书实系明本而非宋本后，叹为“未免已输了春风一半”。
167页说到明毛晋旧藏宋版《周易注疏》为南宋绍兴财刻本。按：此书“慎”字也缺笔，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已定为南宋孝宗时刻本，并非绍兴本。
374页说毛晋刻《四唐人诗》的板片相传已被他的孙子劈成柴薪煮茶用掉。按：此说流传甚广，见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原出郑德懋《汲古阁刻板存亡考》。但此说实不可信。笔者曾见此书刻本两部，封面题“唐四名家集”及“汲古阁正本”，左下有“吴门寒松堂藏板”，并钤“寒松堂藏书记”朱印，其形式跟王重民先生的《中国善本书提要》(440页)记载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诗词杂俎》的封面相同。正文是汲古阁原版，而非翻刻。看来毛晋刻《四唐人集》和《诗词杂俎》的板片同归吴门寒松堂。郑德懋是嘉道间人，其时距清初仅百余年，对《诗词杂俎》的板片则说归于扬州商家，未能确指何处；对《四唐人集》则引劈板煮茶的传说，看来并不了了。此事一般书目未作记载，或许寒松堂印本也不多见。
524页说到明刊本改宋阮阅的《诗总》为《诗话总龟》。按：改名一事实出宋人，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已有记载，与明人无干。
钱著是从英文翻译的。通体看来，译文流畅、可读性强，也改正了原书的个别讹误。但是笔者遇有所疑偶而复核原书时，发现译文过分自由，时常增删及更易原文词语。有些地方则与原书文意有所出入，乃至造成谬误。这里且举几个例子。
中译本170页说“直到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始终没有采用现代的活字印刷法”。读到这里，了解中国印刷史的人都会感到奇怪，因为在上个世纪现代活字印刷法已经传入中国。其实原文是“……not generally accepte……”，是“未普遍采用”，而不是“没有采用”。
174页说：“雕成后的印版在使用前，通常还要在水中浸泡一个月。急用时，则可以用蒸煮的办法补救。然后取出阴干，再把两面刨平。”恐怕读者也会纳闷：把雕好的版子浸泡蒸煮，还要刨光，这不是有意要把精心刻出的字迹毁掉吗？其实原文是“afterthe blocks have been cut……”，直译出来是“版片被切割好以后”，不是“雕成后”。
233—234页说，“有一部杂剧总汇，收入三百多种传统戏文”。脚注里说，“所根据的是一九五四——一九五七年上海重印的《古本戏曲丛刊》一至三辑中的戏文名目，三辑共收录了二百一十二种附有插图的明代杂剧”。熟悉中国古典文学的人都知道，“戏文”属于南曲，指宋元南戏，也就是“传奇”的前身；“杂剧”属于北曲。二者乐律和体制完全不同，所以“杂剧”中不能包含“戏文”。“戏文”大都已经散佚，现在哪里还有三百多种“戏文”？其实原文是“ina collection of some 300 classical dramatic texts”，意思是“在包含三百来个古典剧本的总集里”。这里没有跟“杂剧”对应的词语，“dramatic texts”是“戏剧文本”，但不能译成“戏文”。脚注译文也不对，原文只是一个“titles”，不能译成“戏文名目”；原文是“212 Ming works……”，即“二百一十二部明代作品……”，不是“明代杂剧”。事实上，《古本戏曲丛刊》前三辑中绝大多数都是“传奇”，只是偶然有几本杂剧而已。
再举一个很细微的例子。中译153页脚注中说，“柯兹洛夫还在哈拉和托发现了大约一千三百年出版的一部未完成的戏剧故事”。读者也许会以为古代出版界跟现在差不多，可以分册写，分册印。只出个头本，续稿始终不来，所以就“未完成”了。翻出原文看看，原来是“incomplete”，是“不完整”，而非“未完成”。原来这个“戏剧故事”是“刘知远(诸宫调)”，全书十二卷，现在发现的是个残本，只有四十二叶，分属卷一、二、三、十一和十二。
(《中国科学技术史——纸和印刷分册》，钱存训著，刘祖慰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年七月版，〔精〕34元；《中国印刷史》，张秀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版，〔精〕18元)
林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