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顿挫”，是母题下的子题。题下又分两部，即《古中国的悲剧·人物卷》，与《事变卷》。其实事变与人物本来难以判分。事变，总有人物作用其内；而凡为之立传的人物，究其一生，也必与若干大小事变相连。这里分列二部，大抵叙述上略有侧重而已。
所选取的人物，多为失败的英雄或难以成败论的枭雄，如晁错、李陵、苻坚、张巡、韩<SPS=0024>胄、袁崇焕、吴三桂、石达开。所选取的事变，多为铸成千古遗恨的历史一页，如党锢之祸、甘露事变、靖康之难、甲申之变。作者从一个人物、一桩事件入手，述及人物与事件的社会的历史的前因与后果，及种种偶然的与必然的因素。可谓发“匣剑帷灯”之隐，阐人性<SPS=0978>处之光，对毁誉不一众说纷纭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作了重新解释与评价。“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这是克罗齐的名言。虽然历史是无可挽回的永远逝去的时间之流，但留给后人的思索却是永恒的。只是因为思考着的人们总是站在“另一道河流”中，而使这思考很难一致。即使“震撼天地的人”(movers and shakers)，在“成者王，败者寇”的原则下，也往往失其真面。正如汤锡予先生所慨叹：“天下之最可伤心者，莫若志士事败，声誉瓦裂。……功未成而且为后人所唾骂，一腔热血，何从发泄？鬼而有知，亦当不能安心于地下。”因此，“吾人读书，不当格名立之后复加以无当之褒赞，当于千古之伤心人，为之一昭雪吐世界上之郁气。”(《理学·佛学·玄学》)实际上，任何一桩历史事件，或曰任何一位事件中的个人，几无不包含一系列复杂的矛盾着的因素。德与险，贪与廉，清与浊，正与邪，公与私，等等，等等，诸般互相制约的关系，使人掌握命运亦即主动作为的余地极小。因此，在实现某一特定的目标之时，往往很难恪守因袭的道德信条(艾克顿言：“伟人几皆恶人”，或此之谓)。《事变卷》在评述甘露之变时，着眼于事变本身的性质，“重演”李训、郑注等“古人之思”，(语见汪荣祖《史传通说》所引)而非仅持道德评价一端，适与岑仲勉《隋唐史》中所论相合：“吾人生千百年下，犹得发其覆，揭其私，使郑、李、王、顾诸君子之名，不至于‘昧没’。”当然，又不惟地下之鬼得以安心，地上之人尤一吐郁气。因为，“历史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克罗齐语)
卡夫卡写过一个题为《普洛米修士》的寓言。他说，关于普洛米修士的传奇有四则：第一，因为背叛了众神对人类的秘密，他被钳锁在高加索山的一块巨岩上，神使鹫鹰去啄食他的肝脏，他的肝脏永远会再生。第二，因为受到那群惨酷的鸟啄所带来的痛苦的刺激，他迫使自己嵌陷入岩石，愈来愈深，终至于变成群岩中的一块岩石。第三，数千年岁月的流逝，他的叛逆已然被遗忘，众神遗忘，鹫鹰遗忘，他自己也遗忘。第四，每一个人对这桩毫无意义的事件渐渐感到厌烦。众神厌烦，鹫鹰厌烦，那创口疲倦地拢合。我想，普洛米修士遭罚，还只是悲剧的第一幕。他的不断遭受痛苦，使这悲剧加重惨烈的色彩。但只有到了一切都被遗忘之时，才是悲剧的最高潮。所幸“那块无可解释的巨岩仍然存在”，“这个传奇乃在企图阐释那不可阐释的”。这正是悲剧、也正是无数“古中国的悲剧”深刻意义之所在吧。
不过，书中对若干史实的叙述，有失考索，不甚准确。自然此非史学专著，众家持论不一的史实，尤难以考据法一一求证，但某些常识性的错误似应避免。举两个小例：《人物卷》225页，云“按明代典制，每年要例行‘京察’”。此说不确。明代京察，系每六年，即逢巳、亥年进行一次。不在京察之年举行京察的，称为“闰察”。但张居正死后，有疏奏请永停闰察，故万历十三年，永停闰察。并无“每年例行京察”之制。又，《事变卷》258页，言明代内阁首辅相当于现在的首相。按“现在的首相”，语义模糊。且明代内阁制度既不同于前朝的宰相制度，亦迥异于“现在的首相”，(详见王其榘《明代内阁制度史》)不宜作此比拟。此外，个别篇章嫌过于铺陈辞藻，以致因堆砌丽句而流于蹇涩难通。一些“新潮”著作常患此病，这是尤其令人感到遗憾的。
(《古中国的悲剧·事变卷》，范振国等著，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一月版，4.65元；《古中国的悲剧·人物卷》，陈效鸿等著，4.95元)
品书录
宋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