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七年，商务印书馆创办于沪滨。
一九○二年，张元济进馆，时年三十六岁。
从二十六岁到三十六岁(一八九二到一九○二)，张元济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凡十年。
这十年，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黯淡，然而是最激发民心的十年。日本打败了中国(一八九四——九五)，列强相继迫租城港(一八九八)，戊戌变法失败，仁人志士杀的杀，逃的逃(一八九八)，八国联军兵临帝都(一九○○)。通过“圣明的”皇上来实现富国强兵的幻想破了产。学习西方谋求船坚炮利以兴国的“方略”破了产。培育“英才”(精英)以拯救天下黎民的善良愿望破了产。这十年，正如张元济后来所描绘的那样：“大厦将倾，群梦未醒，病者垂毙，方药杂投”。
这十年，张元济做过京官，开过学堂，被皇帝召见过，最后被革了职(一八九八)；于是南行；主持过南洋公学，主持过译书院，创办了《外交报》(一九○一)。十年探索使这个爱国志士醒悟，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只能寄希望于“开发民智”，使世间“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都能受教育，才能把这东方“睡狮”警醒。“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求”。他选定了出书出刊办报办学这样的道路。一经选定，他就百折不挠地将全部精力投给这个事业，无怨无悔，无取无求，直到终老。正所谓：“森森兮千丈之松，矫矫兮云中之龙。”“言满天下兮，后生所宗。振聩发聋兮，国人群起而景从。”“生为人豪兮，死为鬼雄。虽死如不死兮，矍铄哉是翁”。(借用张元济为爱国老人马相伯题像赞语)
张元济投身商务印书馆实际上是投身于一项爱国事业。有一群爱国志士聚集在这事业的周围。他们理解他，他们信任他，他们支持他。有三个人毕生与他在一起。头一个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四○)，他同张元济的交往长达四十八年，毕生相濡以沫。张到商务后立即邀蔡任编译所所长(因政治原因未实现)。特别值得一记的是民初清末由张元济、高梦旦、蔡元培三人编写的中小学修身教科书，表明他们如何地意气相投，而贯彻全书的则是爱国思想。蔡毕生推动民族解放和新文化事业，张则亦步亦趋，以出版身份将蔡许多设想付诸实施。
上面提到过毕生相互支持的另外两个人是夏瑞芳和高梦旦。夏瑞芳(一八七一——一九一四)是商务四个创办人中的一个，排字工人出身，后人称他有骨气，有魄力，算得上一个民族企业家，张元济称与他意气相合，一个工人出身的企业家能与一个知识分子大学者“意气相合”，这对双方都是很不容易的事。张夏共事十二年，合作无间。夏任总经理，张管出书。他们开风气之先，引进日资，志在改进印刷技术，后因日人的蛮横气焰和当时国内反日情绪高涨，他们终于决心收回日股。从一九一二年起经过数十次会谈终于以五十四万余元代价，一九一四年一月六日签定收回日股的协约。一月十日《申报》刊登商务印书馆广告，宣布它“为完全由国人集资营业之公司，已将外国人股份全数购回”；同日晚，谈判主角夏瑞芳在商务发行所门前被刺身亡。夏瑞芳的死对于商务是一个沉重打击，对张元济更是一个剧烈的刺激。
高梦旦(一八七六——一九三六)被誉为初期商务的“参谋长”，早年曾在梁启超的《时务报》上发表忧国忧民的文章而被张元济发现并延揽入馆。在张元济主持商务工作的鼎盛期(从一九○三到一九二一年)，所有重要编务都有高梦旦参与。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商务在发展的兴盛时期，如果说张元济的精神、理想支柱是蔡元培，那么他的实务左右手就是高梦旦。也许高梦旦最大的业绩是编教科书——适应不同时期的需要而编教科书。此外，高参与编《辞源》，改革杂志(《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高梦旦一九二一年坚辞编译所长职，也许可以认为是“五四”运动对商务冲击的结果。高梦旦不反对新思潮，但他认为对新学所知不多，还是退位让贤的好。因此他去北京请当时被誉为新文化运动大将的胡适自代，胡适来馆虚晃了一枪，不理解(或不屑做)这项工作，却荐了王云五入主商务。显然高梦旦此行，事先是同张元济商量过的。
在这个时期，还有一个为张元济所器重的人物不可不提，那就是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张元济同康梁的主张不同，但对康梁是敬重的。后来梁启超勇于介绍西方思想，突破了原来康梁思想境界；也就是在这一点上，即在鼓吹新学挽救危亡这一点上，同张元济以及张所主持的商务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梁启超游欧时，同张元济达成一项协议，请西方学者来华讲学，由商务负责招待，最初拟请的是柏格森——这项协议没有实现，后来改为由北京几个学术团体每年邀请一位西方人来华，张元济答应每年拨款五千元作招待费用；人所共知的英国罗素来华讲学(由赵元任当翻译)就是用这笔款实现的。
梁启超一九二○年三月从欧洲回沪，与张元济、高梦旦商谈几次，协议了由梁主编丛书，介绍西方文化，这就是后来出版的共学社丛书。梁认为“须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此其事非多数人专门分担不能。”张元济支持这个规划，拨款二万元作为预支稿费。梁启超把共学社作为“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的“事业之基础”。“社中主要业务，在编译各书。”这套丛书两年间出了几十种，除了很少几本著作外，都是介绍新思潮的翻译，第一次介绍了考茨基的名著《马克思经济学说》，罗素的《算理哲学》，爱恩斯坦的《相对论浅说》，这是“五四”运动后出版界一件极有意义的事。
至于介绍西学以开民智一事，除了问道于蔡元培外，张元济还借助于严复(一八五○——一九二一)和林纾(一八五二——一九二四)。他们都是近代中国译坛开先河的人物；他们介绍西方著作，都有明确的目标，首先要研究对救国救民有利与否。
这样，张元济得蔡元培、梁启超、严复、林纾之助，稍后加上伍光建等馆外学人，沈雁冰、郑振铎、胡愈之等馆内编辑，浩浩荡荡，开拓了当代中国盛极一时的翻译事业，而这事业又与爱国行动息息相关，这规模是张元济始料所不及的。
编教科书——编工具书——整理古籍——介绍西学：通过四位一体的出版媒介以振兴中华，这就是张元济在蔡元培启发下经过痛苦的探索走出的一条路，一条知识分子为民族解放献身的路。张元济夏瑞芳高梦旦主持下的商务印书馆头三十年走的就是这条路；而张本人则为弘扬传统文化作出了更多的贡献，可以认为，张元济整理出版古籍是他的爱国思想的具体实践。
张元济固然是个学者，但首先是个爱国者；张元济是个企业家，但首先是个爱国的民族企业家。作为一个爱国学者，他埋头于系统编校出版的工作；作为一个内忧外患威迫下的民族企业家，他竭力不介入明显的政治斗争，以便“超然”地保存这个事业。因此，他对国内的阶级矛盾，采取了容忍和宽松的态度，主张“和平”解决一切，这种态度恐怕难以被同时代的革命者理解和谅解；但谁都看到他对外国的压迫和侵略却是大义凛然，一点也不含糊。例如“五四”运动前后，上海职工和学生罢工罢课，反日示威，威震全国。张对罢工职工，主张“听人自由、不予干涉”，且“照常付给工资”，同时又告诫商务所出杂志，不要再登日本商品广告，文具部不要再出售日本墨盒。出版界为抵制日货，无纸可印，张元济拨出所存欧美纸分让同业，共渡难关。
“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对商务是一场重大的考验。商务职工成为这个波澜壮阔的爱国运动的中坚力量。当时商务职工中有卓越的党员领导人，如廖陈云(即陈云同志)、王景云(一八七七——一九五二)、杨贤江(一八九五——一九三一)和沈雁冰(一八九六——一九八一)等，而张元济对运动的态度是暗中支持。例如商务职工创办了《公理日报》，由郑振铎、王伯祥和叶圣陶负责编辑，这个报纸可能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后职工自己集资创办的第一张报纸，它虽然只存在了短短的二十二天(六月三日创刊，二十四日停刊)却对当时的人民运动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当时的临时党团成员茅盾回忆道：“《公理日报》之创刊，商务印书馆当权者暗中给予经济上的支持，此是动用公司的公款的。此外，张菊生、高梦旦、王云五每人亦各捐一百元。”另外，《东方杂志》也刊印了“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发表了胡愈之写的《五卅事件纪实》长文，详细报道运动的起因和发展过程，指出由“五卅”事件而引起的全国民众运动，是中华民族要求独立与生存的大抗争的开始。这触动了上海租界工部局，要对增刊提出刑事诉讼，最后则由商务交了二百元罚款了结。
两年以后(一九二七年)周恩来亲自领导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也是以商务印刷厂作为大本营的，“四一二”政变使起义终于失败，“但是正同巴黎公社一样，包含商务印书馆工人在内的上海工人阶级英雄斗争流血牺牲的光荣业绩将永垂青史”(胡愈之语)。
自称为“我是书丛老<SPS=1562>鱼”的张元济，毕竟应付不了这样激荡的政局，他在那一年的四月十一日致梁启超书云：“时局骤变，举国若狂，云谲波诡，不知伊于胡底”。他退休了，时年六十一岁。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把张元济苦心经营的商务印书馆厂房和东方图书馆夷为平地。这对于虽退休而仍以董事长身份参预馆务的张元济，是一次重大的刺激。他喟然而叹：“中原文物凋残甚，欲馈贫粮倍苦辛。愿祝化身千万亿，有书分饷读书人。”但是张元济没有气馁。他写信给胡适，认为商务印书馆“未必不可恢复”。“平地尚可为山，况所覆者犹不止于一篑。设竞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但他对当局已不存希望了。他写道：“所最望者，主持国事皈依三民主义之人，真能致民于生，而不再致民于死，则吾辈或尚有可措手之处，否则，摧灭者岂仅一商务印书馆耶？”两个月后他写了一封信给丁文江，这信未写完，因此也未寄出，其愤懑之情跃于纸面。他抨击养兵却不能守土，“不知有何用处”，他指责苛捐杂税迫民为盗，“官吏窃赃逃走，实业则被夺为官有，日煤倾销，丝厂停闭，土产拥滞，无从运输，教育无方，成何国家！？”这一年十月，沪上“名流”王晓籁、杜月笙等函请张元济参与他们为蒋介石筹款救济所谓“收复匪区”(豫皖鄂红军占据地带)的活动时，这个一向小心谨慎，生怕卷入政治漩涡的爱国者，却一反常态，在原信上批注两个字：“不复”。
值得一记的是张元济在庐山见到蒋介石时，竟当面求他放宽对宣传抗日的《生活周刊》的禁压——这事当然无结果，正如黄炎培后来为此表达他与主编邹韬奋感谢之情的信中所云：“所苦一切无从说起，只有长叹耳。”《生活周刊》终于被禁，尔后演变成邹韬奋与沈钧儒等“七君子”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张元济亲赴监狱探视。苏州法院开审时，他还去旁听，法院不敢公开审讯，宣布不准旁听者入场，张只得愤然回沪。后人不免想起前不久(一九三六年八月)章太炎逝世时，张元济曾送去挽联，中有纪事：“太炎先生自幼劬学，不屑仕进，方科举盛行时，从未涉足试院——此余闻之亡友夏穗卿者。清政不纲，先生昌言革命。苏报案起，被捕入狱。对簿日，余往旁听，见先生侃侃直陈，谳员噤不能声，而政府亦不敢兴大狱。今先生往矣，山高水长，遗风未泯，谨制楹语，用志哀思。”爱国者有罪，媚外者升官，短短几十年的历史，竟重演了一次。为此，张元济作《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
《中华民族的人格》是张元济留下来独特的专著。正如茅盾所说，张虽然学贯中西，功力不凡，但毕生致力编校，不以著作传世。此书辑录了秦汉古籍中爱国志士的故事，译成白话，益以评说，贯彻他与蔡元培、高梦旦合编修身教科书的信念，即从培养民族人格入手，拯救垂危的中华。张在前言(《编写<中华民族的人格>的本意》)中正告世人：
“我们良心上觉得应该做的，照着去做，这便是仁。为什么又会有求生害仁的人呢？为的是见了富贵去营求它，处在贫贱去避免它，遇着威武去服从它，看得自己的身体越重，人们本来的良心就不免渐渐地消亡，贪赃枉法也不妨，犯上作乱也不妨，甚至于通敌卖国也可以掩住自己的良心做起来。只要抢得到富贵，免得掉贫贱，倘然再有些外来的威武加在他身上，那更什么都可以不管了。”(重点是引用者加的)
这样激烈的慷慨陈词，在张元济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此书鞭挞了当时那些丧失了民族品格的媚外之徒，但对于这个年近七旬的爱国老人来说，此书指斥的想必包括曾为商务同仁的郑孝胥。郑孝胥(一八六○——一九三八)早年参与过百日维新，王朝推倒后，他以遗老自居，在沪滨金融界活动，其后投资商务，成为董事会的一员。据此人的《海藏楼日记》所载，从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七日起每日去商务办事三小时，与张元济共事达数年之久。郑于一九三五年下台，张书是一九三六年编的，或以为时间巧合，我则认为是有感而作。(张于一九四○年又要重印此书，看来是斥责汪精卫的粉墨登场。)当张元济把这本小书送给囚在狱中的邹韬奋时，“七君子”深为感动，邹的回信便是证明。韬奋在信中写道：“此间诸友，自陷身囹圄以来，个人利害非所计及，惟救国无罪与民族人格则不得不誓死力争”。
一九三七年是张元济救国救民热情奔放的一年。七月，他致函《大公报》，揭露国民党官僚营私舞弊，以致“人民日受剥削，几无生路。”八月，他在《东方杂志》发表《农村破产之畜牧问题》，声言农村本无破产，只因官府不加扶助，甚至加以摧残，才导致破产。九月，他为《大公报》撰星期论文，号召树立国民教育的根基，声言“不要贵族化”，“不要都市化”，“不要外洋化”。他这一连串干预时政的爱国运动，连他的知友蔡元培也惊讶不迭。蔡在《杂记》中写道：“此老久不干涉政治问题，近渐渐热心。苏州法院审沈钧儒七人案，张君特赴苏旁听，亦其一端；商务近印其所著《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亦其热情所寄也。”
“七七”抗战军兴，张元济是兴奋的，这可从他当时所赋诗词见到，如他闻友人儿子空战牺牲时所写的诗，即表达了这种热忱：“神州未必终沉陆，报国如今大有人。聊为同胞一吐气，故将热血洒京滨。”
我军撤离沪滨后，张元济蛰伏孤岛；商务印书馆主体已移港渝，抗战八年均由王云五负责。张在上海唯一能做的是与郑振铎、何炳松等学人从事“搜访遗佚，保存文献，以免落入敌手，流出海外”的工作。其间，上海商务被日寇宪兵掠走书籍四百六十多万册(后仅发还二万六千册！)，又被日寇海军部掠去铅字五十吨，香港分厂栈房也被毁被封。一九四二年初，有日本军官两人去张宅求见，张写了八个大字，“两国交兵，不便接谈”，让家人交与来者，临危不惧，大义凛然。此时他只好售书卖字度日，有信云：“吾辈处此时令，横运之来，无时蔑有，惟有勉自排抑，徐待清明，再作道理。”
一九四五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九月，他为自己的著作《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题词云：“一二·八后日寇禁售此书，其用意可想而知，愿我国人无忘此耻。”十一月，他又题词：“孔子曰杀身成仁。所谓仁者，即人格也。生命可掷而人格不可失。”
但抗战胜利并没有给这位年近八旬的爱国志士带来什么希望。抗战时期主持商务工作的王云五做官去了。接收大员成为“劫收”大员。内战乌云笼罩大地。一九四七年四月，他借祝贺中华职教社创办三十周年填的词，表达了他对创业的眷恋和事业复兴的渺茫追求。这首调寄“西江月”之作，令人读后略有凄然的感觉：
“经营费尽心机，三十年为一世，从今以后更艰难，努力还须再试。
敢云有志竟成，总算楼台平地。劝世人多发慈悲，莫尽把他捶碎。”
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张元济在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开幕式上演说，是这位老人历尽半个世纪沧桑所激发的爱国热情之作。他翻开甲午战争以来的中国伤心史，“回想起来，因果相生都是人造的，而不是天定的。”他谴责内战，呼吁“都是一家的人，有什么不可以坐下来商量的”。“倘若再打下去，别的不用说，我恐怕这个中央研究院也就免不了要关门”，中国人“永远要做人家的奴隶和牛马了”。他呼吁和平：“我们要保全我们的国家，要和平；我们要复兴我们的民族，要和平；我们为国家为民族要研究种种的学术，更要和平。”
在特务横行，军警林立，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戡乱”日子里，如果没有对国家对民族最大的忠诚，如果没有最高尚的“中华民族的人格”，如果没有大智大勇置个人安危得失于度外，谁敢像张元济那样直言不讳呢！
无怪乎三个月后潘公展、杜月笙、王晓籁这些沪上“名流”，在报上刊登广告要成立所谓“自救救国会”而擅自将张元济的名字列为发起人时，张元济立即发表声明，说他“年力衰迈，凡社会公共事务不克担任，久经谢却”。因此坚决否认他参加这种骗人的政治勾当；也无怪乎张的声明一出，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即对他实行人身攻击，说他这个“遗老”“预备创造奇迹，在苏维埃时代中再显身手了”。
爱国老人张元济以极大喜悦迎接上海解放(一九四九)。他真的愿意在新的时代中“再显身手”，可惜由于自然规律，力不从心了。正如他在辞世前两年(一九五七)作《告别亲友诗》所说：
维新未遂平生态，解放功成又一天。
报国有心奈无命，泉台仍盼好音传。
一九四九年九月他参加了政协会议，应毛泽东邀请同游天坛，同年十二月参加商务工会成立会倒地风瘫，但翌年，他仍缅怀祖国统一，作《积雪西陲》寄毛泽东，毛回信告以“《积雪西陲》一诗甚好，由于签订了协定，我们的队伍不久可以到拉萨了。”
这位爱国志士的夙愿得偿了，他看到了祖国的希望。
这部《张元济年谱》是上海宋原放同志提议，由张元济哲嗣张树年先生主持编纂的。主编者有他特殊的条件，所以在编纂时能利用已刊未刊的有关资料，包括张家所藏的来往信件(正本或副本)、手稿和口述的材料。年谱的编纂工作是认真的，初稿发表后还据有心人提示改定，年谱所记各条，虽然主持人力图保持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但经过取舍筛选，不免掺有某种程度的主观成分，这是无可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八十年代以还，张氏本人的《日记》、《诗文》、《书札》陆续出版，研究张氏和商务的专著也相继问世，如Drège Jeab-Pierre的(巴黎，一九七八)，王绍曾的(北京，一九八四)，叶宋曼瑛的(北京，一九八五)，汪家熔的(成都，一九八五)，还举办过一次张元济学术讨论会(一九八七)。现在出版的这部《年谱》，将会给读书界提供一份可信的资料，这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事。
读完这部年谱，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的形象。我一向敬重这位近代中国新出版事业的开拓者，倾倒于他学贯中西的渊博和治学方法的严谨——此刻，我又完全被这位毕生为救国救民而从事默默无闻的传播工作的爱国志士所吸引了。一条红线贯串在这部年谱中，那就是爱国主义的红线。在这一点上，张元济可以说是中国知识界的骄傲。
一九九一年三月至四月作于北京
(《张元济年谱》，张树年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本文为该书的代序，本刊发表时加了文题，并由作者作了删节。)
陈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