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是芮恩施在他的《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中说的。芮恩施是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九年的美国驻华公使。他在任期间，经历了袁世凯的帝制活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张勋复辟、巴黎和会、五四运动等等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他的这一本回忆录包含了不少可供人们思考那一段历史的有趣材料。
袁世凯剪辫子这件事，这里说的，似乎是很轻易就说服他同意了。据莫理循书信集《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中的材料看，事情并不很容易。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莫理循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信中还说：“蔡刚才来看我谈关于我在今天下午五点钟去见袁世凯的事。他说袁世凯讨厌至极，他连辫子都不肯剪掉。”(上册第877页)两天之后，蔡终于说服了袁，十六日他写信告诉莫理循说：“他们同意让我去剪掉总理(大总统)的辫子，而不是叫理发师，因为他感到相当难为情。”(第879页)
芮恩施的回忆录在写了“蔡将军用力一剪，就把袁世凯变成了一个现代人”这一句之后，接着写道：“但是袁世凯的内心并没有从此发生很大的变化。”头上没有了辫子的袁世凯依然是袁世凯。
提起袁世凯，人们想起的一件大事就是他的称帝。芮恩施的书是这样讲这件事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弗兰克·古德诺博士于七月中旬回到北京作短暂停留，袁要他为总统准备一份备忘录，就共和政体和君主政体中哪一种形式更适合于中国国情作一比较。古德诺博士照办了。从一般的理论上讲，他认为，君主政体的形式可以被认为更适合于中国人的传统和他们实际的政治发展情况。他认为君主政体的一个特别优点是，根据这种制度，权力的继承是规定了的，因而不致一再成为争夺的目标。关于在当时从共和制真正回到君主制的利弊，古德诺博士有意不发表意见。”(第135—136页)
芮恩施此说不甚确切。古德诺文章中没有说的，只是通过何种形式从现行的共和制退回到君主制去，以及由谁来做皇帝的问题。至于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两种制度的利弊，倒是说得相当充分的。芮恩施说：“古德诺博士常常和我谈论中国的政治问题。他感到国会企图过多地采用西方政治上的做法，而没有充分考虑到是否对中国适用。他认为行政权不应该经常受国会的干涉，又认为中国实行内阁制的条件尚未成熟。因此他持一种相当保守的看法：赞成逐渐向西方制度的方向发展，而不赞成全盘采用西方制度。”(第43页)在一次宴会上，芮恩施听到古德诺更充分的发挥：“这里至今还是一个缺乏政治的社会，这种社会经过了许多世纪，它依靠自行实施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约束，没有固定的法庭或正式的法令。现在它突然决定采用我们的选举、立法和我们比较抽象的和人为的西方制度中的其他成分。我倒相信如果制度改革能够更和缓些，如果代议制能以现存的社会集团和利益为基础，而不以普选的抽象观念为基础的话，那么情况就要好得多。根据实际经验，这些政治上的抽象原则，对于中国人来说，至今仍然没有意义。”(第32页)古德诺大约以为他只是以学者身份发表学术见解，和袁世凯的帝制活动没有什么牵连。张国淦的《洪宪遗闻》中也说：“有人言古系受中国政府指使，似不尽然。”(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40页)袁世凯如获至宝利用他的文章，却是必然的了。
芮恩施是既不很赞成古德诺的见解，也不很赞成古德诺发表文章。他说：“我认为，企图重建帝制是向后倒退。”而且，“由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的官员来断定哪一种政体最适合于另一个国家，那无论如何是不恰当的。”(第138页)
与袁称帝有关的另一大事是筹安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耻辱的名词。自从周恩来在临终前不久公开了杨度的中国共产党党籍，人们对筹安会成员之一杨度的评价有了改变，认为他发起筹安会是探索救国道路中的一次失误。筹安会另一个列名为发起人的严复，也并不是一个醉心利禄想当新朝佐命元勋的人。他的主张中国实行君主立宪，也是从他所见的中国国情出发的。武昌起义爆发还不到一个月，隆裕太后下诏宣布清室退位前三个多月，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七日，严复在写给莫理循的信中说：“直截了当地说，按目前状况，中国是不适宜于有一个像美利坚共和国那样完全不同的、新形式的政府的。中国人民的气质和环境将需要至少三十年的变异和同化，才能使他们适合于建立共和国。共和国曾被几个轻率的革命者如孙逸仙和其他人竭力倡导过，但为任何稍有当识的人所不取。因此，根据文明进化论的规律，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前引书(上)第785页)可见在袁世凯当权之前，他就已经主张君主立宪了，后来列名发起筹安会，并不是怎么叫人意外的事。
古德诺和筹安会的这些论点，是有他们的道理的。先说权力的继承问题吧。在熊向晖写的一篇文章里，记下了英国蒙哥马利元帅对他讲的一段话：“中国古代的帝王很聪明，在位的时候就确定了继承人，虽然有的不成功，但多数是成功的，这就可以保持稳定。以前英国常为争夺王位而打仗，后来平静了，因为有了王位继承法，也许是从中国学来的。现在许多国家的政治领袖不像中国古代帝王那样聪明，没有远见，没有足够的勇气和权威确定自己的继承人，这是不幸的。”据熊向晖说，毛泽东认为，“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见《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第52、54页)
至于认为中国人民的素质在一段时期内还不能适应共和制，那么，不但古德诺、杨度和严复是这样看，袁世凯的最大敌人孙中山也是这样看的。一九一二年八月三十日《在北京湖广会馆学界欢迎会的演说》：“我国四万万同胞，智愚不一，不能人人有参政之智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23页)所以他提出“训政时期”的主张，在实行宪政之前要对公民进行训练。盼望着真命天子的亿万黎民，就是袁世凯称帝的社会基础。这是一条大大的国情。袁世凯知道老百姓喜欢皇帝，期待皇帝，他当然敢于称帝了，俯顺舆情嘛。
芮恩施还谈到他曾经到曲阜孔林游历，受到衍圣公的盛情接待。写到此处，这位美国外交官插进了颇有点令人惊奇的一段：
“在反对清朝的革命时期中，一度有人认为衍圣公可能继承皇位。如果中国有一个汉人家族在政界很有声望，那么君主政权可能已经转移给汉人家族了，不过衍圣公绝对不是一个活动家或政客。周朝、宋朝、明朝和其他皇室的后裔也都没有足以引起全国人民注意的领导地位或才能。”(第39页)
外国人是好欺的，他信以为真了。从其他的一些材料中，人们可以知道，这只不过是袁世凯为帝制造舆论的时候开的一个小小玩笑。据《洪宪纪事诗三种》注文所引《后孙公园杂录》：“季直(按：张謇)被任农商总长，不到任。一日入京，与项城宴谈曰：大典成立，将举大总统为皇帝，尊意如何？项城曰：如以传统一系，又如罗马教皇制度为言，则中国皇帝应属孔子之后，衍圣公孔令贻最宜；否则孔混成旅长繁锦亦好。如以革命排满论，则中国皇帝应属大明朱家之后，内务总长朱启钤、直隶巡按使朱家宝、浙江都督朱瑞皆有作皇帝资格。季直曰：还有朱郎友芬、朱优素云也好。项城大笑不止。”(上海古籍出版社版，第289—290页)张謇完全明白袁是在同他寻开心，于是索兴把玩笑开得更大点，把社会地位低贱到没有资格应科举的戏子也举出来。袁世凯除了“大笑不止”之外，也不好有另外的反应吧。
当时的劝进者，筹安会之外还有不少人。不要把这些人看简单了。他们是怀着怎样的动机参加帝制运动的呢？事后通缉的八名帝制要犯中的周自齐，他的动机就是很有意思的。芮恩施对他的印象不坏：“在所有的阁员中，交通总长周自齐先生对美国事务最为熟悉，他曾以官员的身份在华盛顿和纽约两地住过几年。他的英语讲得非常流利，并且赞成美国的各种办法。他对不必要的礼节非常讨厌。他每次来看我，临走时我总要按照中国对高级官员的礼节送他到大门口，他几乎每次都要跟我推来推去，不让我送他。他相信从可靠的外国人方面可以学习改良的办法；他和任何中国人一样，对于他所信赖的外国人，主张应该放手让他们去干，但他不赞成把任何最高控制权交给任何外国人。”(第81页)这样一个人，他为什么会赞成帝制呢？芮恩施说：“周自齐先生对我说，随着袁氏居于皇帝的高位，政府将掌握在国务总理和内阁手中；他们将按照宪法继续掌管政府，并使之与立法部门协调一致。正如周自齐先生所说：‘我们将使袁氏成为庙宇中的菩萨。’”(第139页)他在另一次同芮恩施说及这事的时候，换了一种说法：“袁氏将坐上席，而别人为他点菜。”(第144页)看来这一位劝进之臣不怀好心，想“架空”他的皇上。只是袁世凯十分了解他的人民，而这些劝进者都太不了解他们正在拥戴的皇帝。芮恩施说：“看来，袁氏的顾问们预料袁氏会坚定地支持立宪政体并会把权力移交议会和各个部门，是过于乐观了。”(第145—146页)从芮恩施讲的一个小故事中，可以看出袁氏凯对中国的国情理解有多深。他举行了隆重的祭天典礼。“朱启铃先生对我说：‘忽视祭天，对民国政府来说是有危险的。全国农民根据阴历查看有关播种、收获以及其它农事的仪式。如果废除现在政府已经确定要举行的冬至祭天典礼，而跟着来一个荒年或大歉收，全国农民一定要责难政府的。’‘当然’，他笑着补充说，‘祭祀并不能一定保证丰收，但无论如何，却可以减轻政府的责任。’”(第27页)
在帝制活动中间，出现了一个并非不重要的插曲，那就是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款要求。袁世凯对这事的解释，用他对芮恩施说的话，是“日本打算利用这场战争(按：第一次世界大战)来取得对中国的控制”。(第102页)孙中山的说法是：这二十一条款“是由中国人起的。袁世凯有意承认日本这些特权，作为日本帮袁世凯做中国皇帝的代价。”(《全集》第五卷第297页)他们两个都说对了。袁世凯没有说，心中还是有数的，知道日本的要求和帝制活动的关系。张国淦《近代史片断的记录》中说：“一月十八日，日本公使日置益谒项城，提出要求二十一条。日置益辞出后，项城极愤怒，当即疾声令余，所有关于帝制之事一概停止。‘我要做皇帝，也不做日本的皇帝。’”(《近代史资料》总三十七号第152页)同日本谈判二十一条的情况，据《顾维钧回忆录》说：“日本要求谈判尽快得出结果，每天会谈一次以加速进度，在最短时间内签订条约。而袁世凯却极力拖延，希望得到外国的外交支援，特别是美国的支援。”(第一分册，第122页)“为了执行总统的指示，陆先生(征祥)想出了许多巧妙的计策来拖延谈判。日本要天天谈，每周五次，陆则提出每周开会一次，并和颜悦色地和日方争辩。……最后达成妥协，每周会谈三次。陆的另一个任务是缩短每次会谈的时间，……陆的妙计是每次说完开场白后即命献茶，尽管日本公使不悦，他还是尽量使喝茶的时间拖长。”顾维钧还说，答应日本保守秘密的“这种许诺是在威胁之下做出的，中国没有义务遵守。……我每次在外交部开完会后，如不是当天下午，至晚在第二天便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第123页)袁世凯也只能取这种态度。即令他希望日本支持(至少不阻挠)他的称帝，但他也无力承担太大的卖国罪责。不论他要当中华帝国的皇帝或者中华民国的总统，他都无法推卸代表国家利益的责任。卖国达到一定的程度，例如日本二十一条款要求的程度，就会使他的统治失去合法性。
袁世凯的帝制活动，甚至他毕生的事业，是在众叛亲离之中以失败告终了。芮恩施记下了这一代枭雄的末日：“周自齐先生对我说：‘大总统已经丧失了迅速作出决定的果断力，他在面临困难的抉择时简直不知所措。以前他对我提出的建议都立即回答“同意”或“不同意”。可现在呢，他反复思考，犹豫不决，多次改变决定。’袁氏打算辞职，似乎有访问美国的想法。有人曾就给袁氏出国护照和政治避难权试探我的看法。”(第150页)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劳费心的了。正如莫理循一封信中说的，“袁世凯的死最理想地解决了他的引退难题”。(前引书(下)第579页)
经济的崩溃，也是袁世凯失败的一大原因。芮恩施说：“中央政府收到各省上缴来的税款总数估计没有超过一九一二年前清政府预算的十分之一。同时，中央政府的财政显得捉襟见肘，靠举借外债来应付行政开支。”(第50页)最后不得不出此下策，宣布中交两银行纸币停止兑现，“这样一来，人们对袁世凯仅有的一点信任也消失了。”(第149页)
芮恩施这样描写了袁世凯的大出丧：
“沿途许多人在军队的行列后面夹道在带着一些敬意的沉默中旁观。没有人表现出悲伤的模样，而是表现出默不作声的冷淡。袁氏没有赢得民心，人民认为他是一个深居简出的专横的人，他同人民打交道就是向他们征税和处他们以死刑。我认为，中国人民不可能表现出西方的伟大政治领袖所受到的那种对英雄人物的热情崇拜。人民现在还没有把这样一些人看做是他们的领袖。北京的居民仍然受着帝王的显赫以及把统治者视为半神半人而对之疏远的传统的影响，他们对于这个历史上的壮观的行列只不过是一些旁观者罢了。”(第153—154页)
那些站在街头看这出丧大场面的北京的居民，称做旁观者也好吧。如果站在历史的高度，我们就会看见只有人民才是这块土地的永恒的主人，他们送走了一个又一个过客。像袁世凯，他曾经尽到的，既然只是税吏和刽子手的任务，人民在送走他的时候，居然还在带着一些敬意的沉默中旁观，这真是应该赞颂的宽厚了。
人民万岁！一世之雄而今安在哉！
(《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美〕保罗·S·芮恩施著，李抱宏、盛震溯译，游燮庭校，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二年九月版，1.25元)
朱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