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集所录文章分为六辑：第一辑多为四九年以前所写，涉及的时代上起殷商，下至唐朝，而以汉末、魏晋间为大宗。其中不少文章都经过朱自清先生审阅，予以好评。多篇初刊于朱先生主编的《新生报·语言与文学》专栏的文章不必说，即如《“文”义探原》一文，初稿名《释文》，二万多字，也是经朱先生阅后，推荐到顾颉刚先生主编的《文讯月报》发表的，因金甲文排印上的困难，而压缩至一万五千字。该文对“文”字意义变迁的历史考察，令人信服。值得一提的还有《魏讽传》，学友王瑶先生曾对此文极为赞赏。传文模仿《三国志》文笔，老到精炼，于不动声色中寓深刻讥讽，颇耐回味，学《春秋》笔法很到家。第二辑至第四辑，依次收录了先泰两汉、韩愈、近代的有关论文，为季先生四九年以后文学史研究的重要代表作。第五辑专收纪念闻一多、朱自清两位导师的文章，于其治学途径与学术精神尤所重视。末辑为谈文学史研究的散论，各文篇幅不长，泛而不空，均为有的放矢之作。
通读全书，可以感觉到季先生前、后期学术风格的变化。第一辑文章作于年轻气盛的二、三十岁，头脑敏锐，思想活跃，不乏少年意气，也常有精采议论。采用传统考据学方法固是得心应手，却也不放弃别种研究路数。《<老子>文法初探》一文，即是受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左传>真伪考》影响，借用其语言比较分析法，考证《老子》这部古书，得出了“《老子》和《论语》《孟子》是一个文法系统”、“《老子》书应成于战国晚年的齐鲁人之手”这样与古代成说截然不同的结论。当时，语言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学术界还相当新鲜，难怪罗常培先生对青年学子能写出此文颇感惊讶。这一时期，季先生大有“初生牛犊不怕虎”之势，文风相当泼辣。为《魏晋清谈思想初论》所作书评，即是显例。一九四七年，朱自清先生曾布置其三位研究生各写一篇书评，三人均选择了当时新出版的名人学术著作：由王瑶评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范宁评高亨先生的《周易古经今注》，季先生瞄准的便是贺昌群的这部扛鼎之作。贺先生学问很好，此书又是积年而成，评论的难度相当大。季先生却凭着他对史料的熟悉与不迷信权威的锐气，在多篇研讨汉末及魏晋人物的文章基础上，充满自信地向贺书发难。他紧紧抓住贺昌群对《晋书·阮瞻传》“将无同”一语的误读，把“将无”这一表示反问的语气词割裂开来，又就其中的“无”字发挥开去，以道家的“无”等同于儒家的“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而引证王若虚《滹南集·谬误杂辨》中语，作了有力的论析。他对郭象《庄子注》中所含向秀思想的精微考辨(《竹林故事的结局》中曾有论述)，也使他有理由批评贺书“没有把思想的发生和现实环境密切关联起来”，在解释上出现偏差。即使有心“立异”，季先生也决不大言欺世，而是经博考详察之后，一语中的，从重要观念、材料的辨析入手，颠覆并重建整个结构。拜读这一组文章后，不免遐想，季先生倘若继续于两汉、魏晋间用力，必然成就极大。
随着教学任务与职责的确定，季先生后期学术研究也转变了方向。文章已是老成持重，功力日益深厚，论断每称允当。第二辑之《司马迁评传》、第三辑之《韩愈的基本思想及其矛盾》，都是不可多得的力作。季先生尽管几乎遍阅司马迁及其《史记》与相关时代的材料，写作中却能化繁为简，融会贯通，引文少而精，又语语有据，庶不致以填砌满目的引证窒息了文章流动的生气。这种写法看似轻松，实更艰难，它为撰写古代人物传记中材料的处理提供了启示。而韩愈作为唐代儒学复古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其思想究竟如何把握，历来众说纷纭。季先生扣紧韩愈对于“道”与“道统”的认识，揭示了其思想中的基本矛盾，“一方面努力维护‘道统’，一方面又在这种努力之中起着破坏‘道统’、即从‘道统’中解放出来的作用”，便使问题明朗化，为解释韩愈的思想矛盾提出了正确的思路。或许与稳健的批评不太和谐的，是《<近代诗选>前言》一文。以“政治标准第一”作为近代诗选与诗评的标准，不免过于狭窄。而人们对近代比对古代评价态度更严厉，则是由于近代距离较近，为了肯定“五四”以后新文学的方向，因而贬抑过渡时代文学的贡献，以致轩轾失当。不过，《近代诗选》的出版，毕竟在近代文学研究中有筚路蓝缕之功。季先生作为率先倡导者，也以他持之以恒的努力与热心，在这一领域赢得了崇高的尊敬与威望。
而统贯其所有学术研究的基本精神，便是强烈的现实感与自觉的文学史意识。
古代文化的研究最易走入“为古而古”之路，使学术与现实了不相关。季先生却不然。自研习古典文学之初，他就以“有为而作”自期。第一辑中的文章即不时闪现出批判现实的锐利锋芒。如《汉末的人物批评》对“举贤才”的评论：“那至高无上至大无外受命于天的圣王是统一的大家庭的家长，天下万民在奴婢的基础上自由平等。因此，汉代的百官选举，在本质上不过是从奴婢的队伍里挑选能干的老实的大小管事罢了。”文中对于激动风气的“清议”者流的遭遇是这样叙述的：“那对手一边，早已知这风声不好，加紧戒备，而且加以还击，可不是言辞闹着玩的了，而是明正典刑，暗杀恐怖，以及一切可能残酷的手段。于是清流在‘钩党’的罪名下，死的死，逃的逃，禁锢的禁锢，成百上千的一批一批的献身于清议，大小悲剧不知演了多少幕，先后经过了几十年。这一段惨痛的历史，虽远在一千几百年前，但我们依然觉得如同昨日一样的亲切！”这些话讲的是古代的人与事，我们却分明从中感受到现实的气息。古为今用、借古讽今诚然可能导致歪曲历史影象，这类的教训已足够多，然而谨慎的使用，把握好分寸，使理合于事、情切乎实，也未尝不可以沟通古事今情，令人发出会心的一笑。文集中说隐士二文，便有这样的妙处。对于孔子思想与生活的矛盾，季先生作了如下分析：“他代表贵族政府发言，但他也为平民讲话；他不能投身昏聩的贵族政府，但他也不甘沉沦而为平民：他终于是一个旁观的建议人。最后，他寂寞地退守着讲坛，发表了他的两面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样，他实际上已向他理想中的那整体的命定的社会宣布分离了。”而儒、道两家在隐士意识上的汇合，在季先生看来，正是“以自由主义为基点”(《儒道与隐士》)。这样的剖析，让我们联想到现代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从政所扮演的悲剧角色。而隐士们从春秋战国时的背时倒运到汉代以后的大走鸿运，是这一阶层日益世俗化的结果。隐士之为“离众独行，取异于人”的愤世嫉俗者，到了汉代的“商山四皓”，已开始透出帮闲政客的臭味来，因此成为皇家的上宾。对历代文人津津乐道的严子陵加足于汉光武帝之腹的故事，季先生如是说：“隐士们都想要压着皇帝的大腿的！不过这也无关大体，光武仍得自称曰‘朕’，子陵仍然称他‘陛下’，主客身份，总算表示得清楚。”(《隐士的时命》)这类察其深心的议论，有现实的感慨，也不离乎史实，最为得体。自然，感时色彩最明显的，是有关嵇康被杀与竹林名士的一组文章。文成于闻一多先生遇难后，季先生借助论史文字，寄托了他对闻先生被害的愤慨之情。其中《竹林故事的结局》，对向秀违心的“劣许优尧”论以及他写作《思旧赋》情景的描述，颇具小说意味，却极为真实可信，令我们对历史人物的命运生出同情。并不是说集中所有的现实感慨都可取，《<近代诗选>前言》便有如前所述因贴近现实需要而出现的偏颇。同样不言而喻，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还应建基于尊重史料的客观性之上。
这便关联着季先生治学的另一品格。无论研究对象为一个作家或一篇作品，他总是将其置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来把握，前后左右的思想文化背景均收入视阈，而从不孤立地谈论其价值。这种自觉的历史意识，在司马迁与《史记》的评价中充分显现出来。季先生反对以文学作品视《史记》传记文，以为此说明褒实贬，理由是：“司马迁首先是一个历史家，而一切文学家，归根到底，也就是历史家”，“只要它是文学作品，就是历史，是种特殊形式的历史”；文学家与历史家的不同，只在于创作方法的区别(《司马迁的传记文》)。本着这样一种文学的历史观，季先生对作家作品所产生时代的政治、经济及其它意识形态的状况便予以突出重视，甚至说：“只要这些历史背景弄清楚了，文学的现象和问题就容易了解了。至于一篇作品的艺术欣赏，也不可能离开历史内容而得到抽象的美的享受。文艺赏析如果只在语言形式以及风格流派上琢磨，而忘记或不甚重视联系历史内容，那是未尽全功，意义不大的。”(《略谈文学史研究中的问题》)季先生本人的文章显得厚重，原因即在于此。他对韩愈思想的研究，也是很好的范例。他把韩愈放在唐代藩镇割据危及中央政权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因而指出韩愈的“道统”观念及以其为首的复古主义运动，“在贞元时代，它既是唐德宗力求恢复和稳定王朝统治的有效的思想宣传，而在元和时代，它就成为唐宪宗决心削平藩镇的思想基础”。至于韩愈思想中的矛盾，则又是统一王朝受到各种社会力量挑战无可排解的现实反映(《韩愈的基本思想及其矛盾》)。季先生所取的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当然得自马克思学说，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它也与中国历史上“六经皆史”的命题相关，二者在对历史的关注上可以契合。经由龚自珍对后者的体认，这一经学史学派对季先生学术思想的影响更为明显。史的研究确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不过，对此也不宜作狭隘的理解，否则便会导致以文学的外部研究取代内部研究，模糊了文学区别于史学的特点。何况，形式与意义也不能截然分开，这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尤其明显。
季镇淮先生在文集中引用朱自清先生的话说，研究应“不‘只以解释为满足’，而要进一步‘去批判对人民的价值’”。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季先生看来，历史观念与现实意识原是密不可分。而季先生本人，是真正实践了这一点的。
(《来之文录》，季镇淮著，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夏晓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