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文幼字于高。后高以子有恶疾，请离昏。素文言，女从一者也，婚不可离，疾，我侍之，死，我守之。卒适高。高狂暴无人理，倾奁具为狎邪费，不足，扑<SPS=0419>交下，甚且以火烧灼之。姑救之，殴之折齿。既欲鬻妻以偿博进，不得已，归依母氏以居。
这就是袁枚《祭妹文》里哀悼的那一位，在诸姐妹中最漂亮，诗写得最好，只因为要从一(一指结合，由父母之命起)，遭遇就这样悲惨，刚刚四十岁就死了。另一位是吴静：
夫病革，谓氏曰：“老母在，毋殉我。”既殓，扃户自缢。姑救之曰：“尔毋忘尔夫言。”乃止。二年，姑殁，又自经。母救之曰：“姑与夫未葬，汝不得死。”及营葬毕，遂不食死，年二十六。
这位比袁机进了一步，不只从一，而且从死。再说一位，是许贞：
(许字向生，未婚)向生客蜀，舟覆溺死。越三年，凶问始至，贞年十九，誓以死殉。其姑闻之，亲诣劝慰。乃坐卧一小室。又十九年，病亟，作绝命词而殁。
这是比袁、吴再进一步，守一辈子望门寡。还有更突出的，是袁淑秀：
幼工书史。许字痒生全鸿图，未嫁而鸿图卒。女时年十六，闻之即闭户，书绝命词一首，自缢而死。
这是连面也没见过，就从死了。此外，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读书，照昔日有些人的想法，无论春夏秋冬，都是乐事，可是读这类记载，至少我是，心悸之后还不能不继以沉思。思什么？总的说是想到人生的苦。苦会由多种渠道来。任何时代，只要有治人与治于人之分，小民总难免水深火热而不敢言。但只是不敢，不是不想。像上面提到的几位就不同，是当作好事(合乎礼义)忍受的，所以就连想而不敢的心情也不会有。死，当然也是不得已，这就可证，是后面有一条看不见的鞭子在驱赶；可悲的是受鞭挞而仍以为应然。这压力太大了，应该称为重负。像这类的重负，能否如落花，随着时间的水流变为净尽呢？我看是未必能。重负，释，大不易，所以可怕；所以也就想说说。
起因说完，可以言归正传了。由“负”说起。照佛家的想法，生就是负，其意义是压在身上，苦，但扔不掉，所以说生死事大，要修持，求超死生。我们是常人，不敢求，也不想求超死生，所以就只能甘心负。道德哲学中有个说法，是“应当”蕴涵“可能”；从另一面说，不可能的也就无所谓应当。以这种说法为准绳，我们可以把生之负分为两大类，不可能释的是一类，可能释的是另一类。以古人说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生的最基本要求为例，饮食，男女，都还可以分析为“本然”和“加工”两类：“天命之谓性”的“天命”(非人力所能左右)是本然；“修道之谓教”的“修道”(来于人力，即所谓文化)是加工。本然的不可能释，如不能不吃不喝，想生儿育女就不能不找配偶，这是天命，人无力抗。加工的可能释，如可以不吃熊掌，不喝可口可乐，可以结婚而不具备三金和几大件，这类花样属于修道，有即使好，没有或换为别的形式，也未尝不可。本篇题目说如释重负，表示释了好，所释当然指可能释的，因而就要把属于天命的种种开除出去，说那些，由某种意义上说，虽然也是负，却可以不算负。
负有轻重，只说重的。我想到的有三种。一种是原始义，真压在肩背上的，比如你是林黛玉一流人，超过十斤，焦大一流人，超过百斤，时间稍长，像是喘不过气来，所以成为重负。另一种是比喻义，范围可以大，如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都要吃穿，而收入不多，捉襟见肘，顾此失彼，通常说是负担太重，也就成为重负。范围也可以小，如有杂览之癖，书，既买又借，不厌其多，眼前总是一大堆，起早睡晚看，堆堆仍是有增无减，也就成为重负。还有一种是精神方面的，指不可信而信的一些信念，如上面提到的从一而终之类，沉沉地压在心上，既限制思，又影响行，以至受害，至少是受拘禁，而认为应然，也就成为重负。本文所谓重负是指这最后一种。它隐蔽，很难发现，力大，能使人终生晕头转向，所以最可怕。更糟糕的是作为一种重负，最难释，因为它经常是混在合理事物的堆堆里，而且像是最贵重的。
说到合理，其对面是不合理，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碰评价问题。仍以从一而终为例，信而行的人认为合理，为什么，除了世俗的荣辱之外，想来她们没问过；我们说不合理，是想驳倒她们，就不能不举出理由。而说到理由，总是深一层的，比较抽象的，举，很难；而且深钻不很久，就必致凝聚为好坏问题，或者说，怎样活才好的问题。说这方面的尤其难。我的意思是与知识的对错问题相比。比如珠穆朗玛峰的高度，一种说法，对或错，至少由可能性方面考虑，不难知道；小两口，吵了架，而且不只一次，离还是不离好，下断语就不那么容易。断，说的是平常话，话后面要有藏在心里的根据。常常是，根据之后还要有根据。这里为了集多目于一纲，干脆用溯本求源法，说，判定人事方面诸事物的合理不合理，最后的标准应该是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即有利于“众人”之生的是好，反之是不好。显然，这里所谓利，同样需要解析。这可以用古法，是合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也可以用今法，是能够使“众人”获得幸福并向上的。如从一而终，那位先死的男性也许感到幸福吧，但那是用那位从的女性的极大痛苦换来的，所以是反人文主义的，也就是不合理的。其他大大小小的事可以类推。
到此，对于本文所谓负，或不合理的信念，可以总的说说定性之类的话了，那是：一，与好坏的评价密切相关(纯知识性的，如相信天圆地方，不算)；二，属于大德不逾闲的大德(小德，如相信惧内可以发财，不算)；三，不合人文主义的理(大量的合于人文主义的理的，，如相信道德和法律有用，不算)；四，当事者坚信为合理(当事者不信，至少是存疑的，如现代一般人的对于福报，不算)。
定了性，可以进而说说来源。重要的来源有两种：一是传统，即历来信奉为好的；二是时风，即当前信奉为好的。兼容古今说，如三纲、颂圣之类是传统；重门第(六朝)、崇物质享受(现今)之类是时风。这事例表示传统和时风可以分。但两者又有多种错综关系：如传统于某一时期有大力，也就成为时风，时风日久天长，也就成为传统；时风可以使传统减弱，甚至灭亡，有些时风乍生乍灭，不能成为传统；反时风的传统会吸收时风的成分，反传统的时风也会保留传统的成分；等等。来源的进一步是如何形成。这比较难说，因为都不会突然降生，也就不能不有自然的成分，所谓耳濡目染，习惯成自然；但又因为不合理，至少是起初，多半是适应某些人的需要，维护某些人的利益，才提出并逐渐(甚至经过宣传、强制)成长的。成长之后，它就在相关的人的心里占了地盘，有了权威，以至信奉的人就不再想到它是否合理，而只是唯命是从，即使受了害也不悔不怨。
为了表明不是无的放矢，应该举一些例。上面提到的从一而终是个“好”例。不是“最好”，因为今代的女士已经不再这样做，教训意义不大。但还是可以称为好，因为，一是典型，压力大，受害者多，几乎没有人怀疑它的权威性；二是没有人听了会疾首蹙额，以为意在声东击西。教训意义，不声东击西，两种要求难得兼顾，所以举例也大不易，因为难得上升为最好。语云，知足常乐，只好不讲究而将就，取一时想到的，抓个秃子当和尚。
先抓个大的，是圣经贤传。这大致是指经书所记，孔孟所说，内容很复杂。杂，其中自然会有不少有价值的，或说可信的，应该接受的。如《诗经》第一篇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是这样，只要人间还有男女，这，当作规律，就颠扑不破。也可以不看作规律，如章实斋就说六经皆史。史是记旧迹的，迹可好可坏，那就无妨选取，有用的拿进屋，无用的扔在垃圾堆上可也。问题是自汉魏以来，它成为无条件的正确，无条件的好，只许崇拜而不容许选。说话，行文，甚至一上场就是，子曰如何如何，诗不云乎如何如何；说和写的人，以及听和看的人，都以为这样一来，就一言定案，不容置疑了。单就某一文或某一事说，也许是这样，值得忧虑的是子曰诗云之类成为咒语，力大无边，不再有人敢置疑，甚至想到置疑。不疑而接受，或不思而接受，且不说事，只说文，那就只能写为“经义”体，再发展就成为“制艺”体。言为心声，言成为制艺，心的状况也就不问可知了。所以说这是一种重负。
还有个大的，是三纲，规定某些人要无条件地服从另一些人。其中最可怕的一纲是君为臣纲，说全了是君为臣民之纲，因为只有君有生杀予夺之权。我一生杂览，喜欢读史，因为可以看作写实的小说，比编造的小说更有意思。然而可惜，史大多是记所谓大事的，其中磕头碰脑，不是这个君就是那个君，虽然经过记事者的遮掩粉饰，却仍可以看到大量的各式各样的荒唐和残酷，使人不能不痛心。君，至晚由夏桀起，可以为所欲为，因而如水之就下，就必致荒唐和残酷，也就不必再费笔墨。值得痛心的是纲统治下的臣民，有些，也许是大多数，诚心诚意地相信，一戴上这顶帽子就成为天纵之圣，所有的言行都是天经地义，必须无条件地遵照办理。他要儿女玉帛，为他抢，他要宫室园囿，为他建，他要杀人，为他绑赴刑场，直到要杀自己，还要谢恩，而不问为什么应该(不是不得不)这样。清夜自思，也许问过，答复必是“忠”，其所得是义和荣，所以就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忠于什么？忠于国？名可以说是，实则经常不是，因为国不能脱离疆域之内的民的利益，君的为所欲为是经常离开这个的。所以事实上必致成为忠于一人。方孝孺是个最好的例证，建文帝和燕王都是朱家人，为争宝座狗咬狗，不巧，已坐上宝座的一个失败了，忠于一人的信念大起作用，他就甘心选了诛十族的路，含“笑”于地下了。死者已矣，活的呢，对于到处抢女人的正德皇帝，纵容魏忠贤乱杀人的天启皇帝，直到不久前的阴险毒辣的那拉氏老太太，有几个人，不要说反，曾经想到，尊为天纵之圣，无保留地听命，并山呼万岁，是错了呢？不想而信，而且源远流长，所以也就成为重负。
以上两个例事太大，时也像是太远，应该加说一两件小而近的。三句话不离本行，能够切身更好。那就在诗文评方面想想办法。文是正事，诗是余事，先说文。听一位从事出版业的人说，《古文观止》，各种花样的，出了不少，销路都不坏。我想，这是多年来的文论(早的见于《唐宋八大家文钞》《古文辞类纂》一类书，近的见于各种版本的文学史)显了神通。这论的内容，可以引苏东坡的一句凝缩型的话来说明，是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这意思发扬光大，就在人的心目中形成一种印象，是(文言的)文，以韩愈以来的古文为正宗，最值得欣赏；甚至相形之下，诸子和史汉也暗淡无光了，因为，还是就印象说，那是子、史，不是文，或主要不是文。这论成为信念，力量也不小，《古文观止》有人买是一种表现，韩愈的文入各种选本，批注，赏析，吹捧上天，是另一种表现。表现还有不明显的，是不少人的笔下，或有意，或无意，也来这种腔调，而不问这种腔调为什么就好，值得欣赏，值得学。我多年来有一种偏见，由比较来，是觉得韩愈的文章，总的说，并不好，有不少篇目，如《原道》《送孟东野序》《送穷文》之类，很坏。觉得不好或坏，是因为：一，文要有值得听取的内容，韩文所有可以算作明白的不过是圣贤之道的老调；还有不少地方不能算作明白，《送孟东野序》，通篇玩“鸣”的杂技，可不在话下，即如一直到今天还视同瑰宝的《师说》，重笔写古人从师(还是世风日下的老调)，今人不从师，事实会是这样吗？这是不顾事理而说空话，与后代的八股是一路。二，不是以所思为主，文从之，而且反过来，全力拼凑文的花样，以所思为附，所以如《杂说》之类，看，尤其读，总感到造作气太重，不平实自然。三，讲气，以腔调唬人，虚张声势，专就为文说，也会引人走上邪路。桐城派跟着走，往者已矣，为什么直到今天，还很少有人问问呢？显然是旧的信念力量太大，负虽重而我们并不觉得。
再说诗。以杜甫诗为例，《石壕吏》写社会现象，《月夜》写思家心情，如果必欲评高下，昔人怎么处理，我们拿不准，今人，推想必是取前者而舍后者吧？因为前者写的是“有吏夜捉人”，揭露(旧)社会黑暗；后者写“遥怜小儿女”，还设想“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无关于社会黑暗。这也是一种信念，对吗？至少我怀疑，因为所写都是真情意，而且是合于人文主义的，为什么一定要分高下呢？与圣经贤传、君为臣纲之类相比，诗文评是小节，这里大惊小怪，是因为想到，即使是小节，随波逐流而信，总是精神方面的一个坏习惯，或说负，还是以能释为好。
而说起释，那就大不易。原因，我想到的有两种。其一，是习惯的力量太大，用处太大。比如一日三餐，我们不会想到还可以问理由；而且如果问，想到能不能减为二，加为四，那就会惹来麻烦，理的和事的，所以最好还是不问，顺老路走。其二，对于传统和时风，疑，一般说，要有“强”的外力，这外力，浅近的是可供比较的事例，深远的是可为评价之标准的理，或者还要加上对于理的坚信。先说说为什么要“强”，以男人作八股、女人缠小脚为例，旧时代，读书明理的人也有不少反对的，可是都没有生效，就因为力量不够强。再说事例和理，以哪一种力量较强。我的想法，虽然理可以由或常常由事例来，而能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理，不是事例。阿Q的意见可以为证，城里的生活习惯有些与未庄不同，是城里错了，他看不惯。可见要变为看城里对，未庄错，就不能不在心中换个理。换理，是释原来的重负，即把一贯奉为天经地义的看作并不对，或不全对，谈何容易！
所以要有强有力的外援，即可资比较的事例，尤其是可为评定是非之标准的理。以“养生丧死无憾”的丧死，即葬为例，直到现在，不少老朽，或年未老而心已朽的，仍然相信，装入木棺是对死者的优待，不欢迎火化。这可以用事例破，如列举各地各民族的各种葬法，以证木葬并非优越，可是习俗的力量过大，他会如阿Q之肯定未庄，仍然大做其杉木十三圆之梦。理的力量就不同，这理是人死如灯灭，一切问题都是活人的，死人不再有需要，杉木十三圆也就成为无所谓了。
释负，破杉木十三圆之梦是小节。大节很多，也要释，所以要有更多的或更深的理。理要有来源，我的想法，主要还是读书；加细说，是多读，杂读，继以思辨，去粗取精，去(自己认为)非取(自己认为)是，然后一以贯之。这是总说，以下分着解释一下。先说多读。读书干啥？可以常，是学自己不知的，不会的。还可以超常，那是笛卡尔所说，读书像是同高尚的古人谈话。他也许不读今人书？至于我们，就还要加上一句，是同高明的今人谈话。高尚，高明，朝夕面对，闻其声，并如见其人，会有大获得，自然用不着说。有人担心，书也有出自不高尚不高明的，怎么办？这不必怕，因为多读中隐藏着一味药，曰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再说杂读，我的意思是，不要总是小说，或扩大，总是文学，以致连判断对错常用的矛盾律也不知道。正面说，是初接触会觉得难而乏味的，如科学、哲学方面的，也要读。再说思辨，“学而不思则罔”，这句话虽然也出自圣经贤传，却不错，罔是迷惑，读而不思辨，念什么信什么，头脑中乱糟糟一大堆，其结果就必是迷惑。思由比较起，中间经过辨同异，明是非，分高下，最后总会融合为自己的所见，即通常所谓见识。见识表现为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其根源的理可能是单一的，即所谓一以贯之。
此理会不会错？这是另外的问题，太复杂，只好躲开。单说读书是求有所见；无所见就谈不到释负，因为必是随风倒。但传统和时风的力量究竟太大，虽然如上面所说，应该蕴涵可能，却不当不考虑可能。一向信为天经地义的，如子所曰，诗所云，一觉醒来，变为不可信，不要说理智，就是感情也转不过来吧？所以谈释负，所求宜于退一步，即安于多闻阙疑，而不强求革故鼎新。多闻，包括也闻异端的；阙疑，有消极的一面，是暂不求解答，还有积极的一面，是由疑而问，问为什么就可信。这疑，这问，也有大价值，仍以从一而终为例，如果袁素文等人在关键时候，先则疑，继以问，为什么应该从一，为什么从一就光荣，也许就不为荒唐信念而牺牲了吧？所以无妨说，疑而能问为什么就是释了重负。不幸是纵观历史，不合理(或不都合理)而长时期视为天经地义的信念很多，疑而问的人却很少。所以，就是释作退一步解，我们仍会感到，难矣哉如释重负。就这样悲观下去吗？也不然，因为在《读书》上谈读书，总不能不相信读书可以明理。关于明理，以前说了不少，这次加说一点意思，是明理所以致用，大用，或“一种”大用，是以问为什么为灵丹妙药，求释心上的重负。
张中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