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中学的头一年，国文课本是一册《开明活叶文选》。课文中选有《文学改良刍议》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这两篇文章，后来课堂上都不曾讲授，我是在课下自己看的。却正是从这儿我才知道了“胡适”这个名字。先入为主，以后长时期把他看做文学家或是文学理论家。写那两篇文章的时候，胡适二十六七岁，我则还没有出生。
抗战后期，我在重庆就业。住地对街有一家书店，叫做建国书店。门面不大，店堂里很清静。我下班吃过晚饭，在天日较长的季节里，就横穿马路到书店去看书。时隔多年，在那儿白看过的都是些什么，早已模糊了，后来一直记得的只有一本《四十自述》。现在推想起来，那该是第五版的印本。
我读过的胡适的作品，几十年里就是这么一点儿。胡适后来渐不理于众口，五十年代又经过一场颇具规模的批判，他的书轻易不再能见到了。名声那么大的一个人物，我知道得如此之少，不免遗憾。但是想起“动而得谤，名亦随之”的古语，觉得“平平稳稳，为公为卿”，缺学少知倒也未始非福。可是峰回路转，兔起鹘落，十年以来，胡适的专著新编忽又相继问世。归国杂感》即见于近日新书《胡适散文选集》的第三篇。
如上所引，胡适读了《翼教丛编》，别具手眼，以他那明白晓畅的文体，向人们鼓志气拓心胸，宣称从文化思潮着眼，则北洋时代比之辛亥以前，毕竟风日一新了。文章生气勃勃，初非意想所及。
此书共选文三十六篇。其第三十三篇题为《南游杂忆》，是一九三五年胡适四十四岁时去了一趟香港、两广北归后所作。书中仅选存原文第二节《广州》。这节选文饶有传奇趣味。文章开头说他乘船从香港到了广州，很多人上船来接他，其中有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吴康，地方法院院长陈达材。胡适即与吴康等安排在广州的日程，四天之中差不多有十次讲演”！还得悉“中山大学邹鲁校长出了布告，全校学生停课两天”，以便他们去听讲演。谁知当他下船刚到旅馆，吴康便紧追着送来一信，说：“适晤邹海滨先生云，此间党部对先生在港言论不满，拟劝先生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后来才知道，这位邹校长已经写好“停止其在本校演讲”的布告，马上就要张贴了。
好个胡适，真有一些胆量，既来之则安之，居然还让陈达材陪同去拜会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这位“总司令”见到胡适，便一连气儿说道：“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胡适不慌不忙解释道：“这回我在中山大学的讲演题目本来是两天都讲‘儒与孔子’，这也是古经典的一种研究。昨天他们写信到香港，要我一次讲完，第二次另讲一个文学的题目。我想读经问题正是广东人士眼前最注意的问题，所以我告诉中出大学吴院长，第二题何不就改作‘怎样读经？’我可以同这里的少年人谈谈怎样研究古经典的方法。”秀才与兵的对话本来已够生色，而胡适在文中又作描叙云：“我说这话时，陈济棠先生回过头去望着陈达材，脸上做出一种很难看的狞笑。我当作不看见，仍旧谈下去。”
讲演到底全部取消，也算胡适福命大，“在广州玩了两天半”，竟得安然离去。文末又抄存了几件极为“有趣的文字”，其中有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古直等分致粤桂军政当局请扣留胡适“径付执宪，庶乱臣贼子稍知警悚”的电报。
胡适对此次风波发表议论道：如果他讲演了，纵有最大辩才，也无非引起听众去思考一两个问题；而他之讲演不成，很可能引起人们去思考深广得多的问题。看来此论倒也不像纯是酸葡萄。
选文按写作时序编排，循读颇发人“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之感。《归国杂感》之前尚有两篇是一九○八年十七岁时的少作；《南游杂忆》之后的三篇是作于同年和次年的旅行记和人物传记。胡适卒于一九六二年，自一九三六年以后的二十六年没有文章入选。编者在序言中说：“胡适后来依附国民党政权，反对人民中国，铸成晚年的大错；他这方面的文字不少，本书自当摒弃，毋庸多论。”只是因此未免稍杀了这本选集原来也许会产生的如当年《翼教丛编》曾经产生过的作用。或曰，胡适平生好写上卷书，此选殆即以其道报之。然则谓之“半选”，可乎否耶？
(《胡适散文选集》，易竹贤编，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年六月版，3.60元)
品书录
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