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从海外归来的历史学家，从天安门进故宫走到了太和门，望着对面庄严巍峨的太和殿，兴奋地说：“我读了那么多书，今天才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封建专制制度。”这话也有点儿浪漫，不过，紫禁城确实向他说了话，像老禅师的一声断喝，立即使他积累了一辈子的书本知识有了生气，活了起来。他“顿悟”了。
人类的生存有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建筑环境，就是草棚、住宅、村镇、城市等等；一个是社会文化环境。虽然可以把它们区分为两种环境，但它们是共生的，相互渗透，谁也离不开谁。社会文化生活只有在建筑环境里才能进行，建筑环境是社会文化生活的舞台。另一方面，建筑环境为社会文化生活而造，为的是保证它能顺利而有效地进行，否则建筑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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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筑环境就鲜明地反映出社会文化生活的种种特点，成了它们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年深月久，建筑环境里积累了许许多多的历史信息。在每一个独立的生活圈里，建筑环境的整体是一部综合的、全面的史书。
可惜，我们的历史学家们，虽然偶或也在著作里写一点历史中的建筑，却从来还没有写过建筑中的历史。历史学家们还没有想到要读一读建筑这一部丰富的史书。
文化有上层下层之分，历史也分帝王将相的历史和民众的历史。建筑环境所写的历史同样也有两部。宫殿、坛庙、苑囿、陵墓、府衙和都邑等等写的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而民众的历史则由乡野间的村落和它们的住宅、祠堂、土地庙、义学、文昌阁、水碓、风雨桥和凉亭等等来细细叙述。
没有民众史的历史是残缺不全的。不研究民俗文化，就不可能了解我们这个民族，了解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在释、道、儒的典籍里绕来弯去，找点儿根据来阐明民族文化心理，那离真正的事实是相去很远的。到灵隐寺烧香磕头的人，没有哪个知道佛教是怎么回子事情，知道的却又并不去烧香磕头。
而要研究民众的历史和民俗文化，便不可不读乡土建筑这本篇幅浩瀚的历史书。在祠堂和住宅里有香和火，在土地庙和五圣祠里有神和人，在义学和文昌阁里有耕和读，在水碓和凉亭里有利和义，如此等等。这部历史没有鸿门宴和华容道那么惊心动魄，但是它写普通人的生活和思想，他们的悲欢和追求，读起来格外亲切，常常能触动感情，就像热炕头上的夜话。
不久之前，有几位年青朋友到南方去调查了几处乡土建筑。这给了我一个机会，读到了由乡土建筑环境写下的民众史和民俗文化的一页。
先从神和人的事说起：
他们在浙江省永嘉县调查过的二十六个村子里，一共有几十座庙宇，却没有一座是佛寺或者道观。这些庙供奉的是三官大帝、杨府爷、卢氏娘娘、陈十四娘、痘花夫人、张仙、送子娘娘、胡公、陈公、孝<SPS=1286>夫人等等。他们是人、是神，是出身于人的神，是成了神的人。这些“人神”各司一项专业：有管风调雨顺的，有管生儿育女的，有管男婚女嫁的，有管治病疗疾的。治疗疾病也还有更细的专业分工，有的管天花，有的管难产，有的管烂眼，等等。总之，村野细民们生老病死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向有关的人神去祈求保佑。对这些人神的祭祀，毫无宗教色彩，只不过是一种很原始的崇拜，是从农耕生活中产生出来的纯粹功利主义的迷信。就像堪舆风水之术一样。差别只是一个由人神决定人的命运，一个由山川决定人的命运而已。
适合乡民们的思维习惯，这些人神来历都很简单。例如卢氏夫人，据《永嘉县志》：“唐卢氏居卢岙，尝与母出樵，遇虎将噬其母，女急投虎喙，以代其母死。后人见女跨虎而行，遂祠祀之。”在永嘉造得很多，数量仅次于三官庙，且香火很盛的，是杨府庙。这位杨府爷，据县志引万历《温州府志》说：“临海神杨氏，失其名，相传兄弟七人入山修炼，后每若灵异。”蓬溪村有座仙岩殿，《蓬溪谢氏宗谱》说：“中进娘娘五，曰刘一、刘二、衰三、衰四、衰五尊神。相传神为斯溪刘进士之妹，衰氏是其嫂也，二月踏青，至大<SPS=1273>山上，因而出圣。……其神极灵，有求必应。”
“有求必应”是这些人神的必备品格，只要有这个品格，就可以不究出身和成份，甚至可以不追查个人历史了。例如芙蓉村南有座宋陈五侯王庙，据洪武二十二年撰的碑记说：“陈五官庙坐镇一乡，民居数千余口，咸依密佑，多历年所，祈祷随感而应，灵显不可殚述。”但是“神之所自，及侯爵锡何时，庙额之所以为‘显应’，均已不可知”。人们满怀虔敬之心供奉了一千年的“神”，竟是个来历不明的。
这些人神的由人变为神，都多少有一点儿灵异的传说，像卢氏娘娘和刘一、衰五那样。但香火最旺的，却是并没有什么灵异的胡公庙，在水云村陶公洞里。这位胡公就是北宋的胡则，浙江永康县方岩村人。《宋史》本传说他“果敢有材气，以进士起家”。他不是英雄伟人或者圣贤之徒，不过在他任户部侍郎的时候，曾上疏奏免受灾的浙东几县的民丁钱赋。老百姓减轻了负担，受到了实惠，就在浙东普遍造庙祭祀他，后来也附会了不少灵异传说到他身上。历来的老百姓盼望清官，实在盼到了可悲可怜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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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享受了建庙祭祀待遇的人是西晋的周处，这座庙叫仁济庙，在苍坡村。周处本来是个横行乡里的恶霸，被老乡们跟一虎一蛟合称三害。后来他幡然悔悟，改恶从善，杀了虎和蛟，并且立功边塞。据《苍坡李氏宗谱》记载，仁济庙是一一八○年一位先祖从京里做官回来造了教育族中子弟的。可是，这是现在唯一一座没有香火的庙。
这些人神彼此独立，既没有神谱的联系，也没有其他的瓜葛。但是，因为他们不属于任何宗教，也不成其为宗教性偶象，所以都没有排他性，可以共同相处在一座庙宇里，甚至一个神厨里。例如前面提到过的蓬溪村仙岩殿，供奉着的除刘一、刘二、衰三、衰四和衰五之外，还有杨府圣王、伏魔大帝、陈十四圣母娘娘、功曹、土地、柴氏龙王、孝<SPS=1286>夫人、石压娘子、毛氏夫人等等。一个五湖四海的大杂烩。一炷香敬了这么多神灵，原始迷信挺讲究经济效益。
这种原始的泛神论崇拜虽然很幼稚，但跟古希腊的人神崇拜十分相似，它有很强的人文性，关心的是现实生活中很实际的利害得失，既没有神学的玄思，也没有未来的空想。神和人的界线并不十分明确，神没有那种至圣的光环，不过是有了几招特异功能，发生了一两件奇事而已。
在这种崇拜中，也没有道德的感召和伦理的教化。它是十分功利的，实用主义的。神灵的“用处”很容易明白，求神的目的也很简单，“投入”与所希望的“产出”的关系是清清楚楚的。所以，虽然人神有点儿灵异，但庙宇建筑并没有欧洲教堂那种神秘性，那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乡下的庙宇平平常常，三官大帝通常借凉亭栖身。下园村的广福寺，完全是民居的样子。这也和古希腊早期的庙宇相仿。
对民族文化的研究，决不可停留在书斋中的典籍功夫上。如，中国人的“宗教”，论文已见不少，但隔靴抓痒的多，什么佛，什么道，其实都不是，不过是原始的自然崇拜而已。
在所调查的二十六个村子里，几十座庙宇的规模都不大，大都小于大宗祠，只有廊下村的太尉庙，规模与一般的大宗祠相近，而这座太尉庙，其实带有宗祠的性质，太尉是廊下村朱氏的一位先祖，不过很有点几神异故事。
不但规模小于大宗祠，位置也远远不如大宗祠显赫。大宗祠往往占据村落里最重要的位置，形成一个礼制中心，而庙宇，按照堪舆风水的理论，要造在村外“水口”处。(见传朱熹著《雪心赋》)给它们的任务是关锁水口，不让“内气”散出。虽然这任务也很重要，毕竟规格档次低了一截。
规模不很大，位置又不重要，这跟欧洲的教堂大不相同了。欧洲每一个村镇和城市，教堂都是最高大的建筑物，而且位于中心，成为整个建筑环境里的艺术焦点。
在浙江(或者说中国南方)，村子里最宏大华丽的、占据最重要位置的，是大宗祠。宗祠是封建宗法制度的象征，是儒家伦理教化的中心。在永嘉县所调查的二十六个村子里，拥有庙宇最多的，如岩头村，不过四座。塘<SPS=0203>村也大致有四座。面宗祠，却往往很多，如芙蓉村原有十八座宗祠。廊下村、花坛村也有十几座。(浙江富阳县龙门镇竟有四十八座宗祠)
欧洲的教堂和中国的宗祠，两者在村落建筑环境里地位的相似，很形象地说明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
在欧洲，教堂里不仅有迷信崇拜，也有伦理教化。在中国南方村落的杂神庙宇里，只有迷信崇拜，没有伦理教化。伦理教化在宗祠和住宅里进行。中国的伦理教化，即使在偏远的山村里，也是以儒学为正统的。孔子不肯议论“怪、力、乱、神”，也不愿意探讨关于“死”的事。所以以“怪、力、乱、神”为本义的杂神崇拜，作为这种崇拜场所的庙宇，就只好靠边站了。
明代中叶，温州知府文林(文征明的父亲)制订了一套“族范”，在温属各县推行。永嘉县农村的许多宗族都把它写进了宗谱。这份族范规定，宗祠除了“妥祖宗之先灵，序昭序穆”之外，还应该是一个以儒家思想“化民成俗”的场所：
凡遇春秋祭祀之时，朔望参谒之日，族长、族正以下，依次而坐，令弟子三人，北面而立，读太祖高皇帝《旧制》。其词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族属皆跪听。又读古灵陈先生《劝谕文》，曰：‘为吾民者，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妇有恩，男女有别，子弟有学，乡间有礼；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邻保相助。毋惰农业，毋作盗贼，毋学赌博，毋好争讼；毋以恶凌善，毋以富骄贫；行者逊路，耕者让畔，斑白者不负载于道路，则为礼义之俗矣。’族属立听。”(见《岩头金氏宗谱》)
《珍川朱氏合族副谱》里，则有一则《如在堂记》，其中写道：
为子孙者，睹规制之伟宏，则思祖德之宽远，见栋宇之巍焕，则思祖业之崇深。
有些宗谱里还规定，朗诵每篇之前，都要击鼓三声，听的人有谈笑的，要当众受责。
这样的教化仪式，相当于欧洲教堂每礼拜天望弥撒的情况。欧洲教堂之所以在建筑环境里占那么重要的地位，大约关键并不是处女生子、死后复活和其他如医治大麻疯病之类的神异，而在于它的伦理教化作用。从主要的社会作用来看，从在建筑环境里的地位来看，中国乡村里的宗祠跟欧洲教堂的教化部份是对等的，而庙宇则对等于教堂的迷信崇拜那一部份，因此地位就差多了。迷信崇拜那一部份，虽然在欧洲中世纪曾经达到狂热的、甚至疯狂的程度，终于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消退了，但教堂的教化作用至今还很有影响。永嘉农村里，情况恰恰有点儿相反，如今没有经常性的、新的伦理教化机制，而迷信崇拜却重新盛行起来。
宗祠的教化作用，除了定时的仪式之外，还有匾额、楹联、碑记等等。所调查的村子里，有一鹤阳村，为谢灵运祠堂所在。谢公祠的楹联之一为：“江左溯家声，淝水捷书勋绩于今照史册；瓯东绵光泽，池塘春草诗才亘古重儒林。”更有力的，是男女老幼人人都容易接受的戏剧表演。凡大宗祠必有戏台，“寓教于乐”，所以宗词既是礼制建筑，又是娱乐建筑或者说文化建筑。渠口村的叶氏大宗祠有一块《重修大宗祠碑》，说到光绪甲辰“日建舞台倾圯，乃舍旧维新。越明年，乙巳，谋于众曰：台之所作，勿以戏观，族人致祭，岁时伏腊，团结一堂，演剧开场，以古为鉴，伸忠孝节义之心，<SPS=0530>触而油然以生。”于是重建了戏台。
其实欧洲的教堂，在中世纪的时候也演出戏剧，题材取自耶稣基督的受难故事。大概面对“愚夫愚妇”，光靠训诫是不大容易收效的。所以欧洲中世纪的教堂里，又有镶嵌、雕刻、壁画和玻璃窗彩绘，一起来宣传教义，称为“傻瓜的圣经”，便于不识字的人通过直观了解耶稣基督救世的精神。
不过，与欧洲教堂不同，中国南方宗祠里演的戏是世俗的。永嘉属温州，温州以南曲著名。虽然离不开忠孝节义，却没有纯粹的宗教戏。所以，水云村的戏台上挂的楹联是：
为奸为忠昭然明鉴；
入情入理莫作闲看。
明情理、辨忠奸，现实得很。宗祠的建筑装饰雕刻，题材也是世俗的，大多是吉祥的祝福，如喜鹊登枝，富贵花开，瓜瓞绵绵之类。宗祠里确实没有“怪、力、乱、神”的位置，纯是人文气息，它跟庙宇的区分是非常彻底和明确的。
宗祠以封建的伦理进行礼乐教化，所以它的型制很保守。在永嘉调查的二十六个村子里，一般的住宅很开敞，大都是外向的，而且很有个性，模式化的程度很低，依山傍水，作出种种变化。可是宗祠，布局千篇一律，依中轴线绝对对称，门厅、戏台、院落、正厅，加上两侧廊庑，这是大宗祠的格局。小宗祠没有戏台，甚至没有门厅和廊庑，代之以围墙和一个简单的大门。它们都是内向的，十分封闭，不管外面的环境如何。在外向、开放、富有个性的住宅群里，宗祠的保守、封闭、内向、没有变化，是非常触目的。这反映着正统文化跟民俗文化的对立，在对立中，显现出宗祠作为封建传统的捍卫者的作用。
在很有个性的、多变化的住宅建筑里，有一个不变的、相当定型的核心，这就是一般位于中轴线上的正厅，或者叫堂屋。这间堂屋其实是一个微型的宗祠。它是宗祠的延续和补充，把宗祠的功用日常化。
在南方，堂屋的前檐完全开敞，深处有一堵太师壁，壁前一张条桌，桌上供近祖的神主。也有在太师壁上部做神厨供近祖神主的(近年来比较现代化，神主大多没有了，代之以大幅的先人照片)。堂屋里没有宗祠里那种庄严隆重的仪式，但是，逢年过节的家祭、先人的忌日、老辈的寿辰、婚丧嫁娶，一年之中，礼仪也很不少。而且平日的用餐、会客等等，也都有严格的礼仪。在所有这些场合中，年青的子弟们一次又一次接受着封建宗法制的教育，堂屋也就成了家族内聚力的象征。
大宗祠代表宗族，小宗祠代表房派，堂屋则代表家庭。所以，兄弟析产之后，新建的住宅，必定要有堂屋，这才算是独立了门户。这传统近来终于被中断了，因为宗法制大家庭毕竟已经没有了，那种宗法制大家庭的行为模式和思想模式已经没有了。起祠堂作用的堂屋一取消，住宅型制从礼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就自由得多了，也就更讲究经济合用了。
建筑环境表现出来的耕和读、利和义也都很生动，往往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例如，学者们众口一词讨伐科举制度，范进和孔乙己的形象就把科举制度臭得提不得了。但是，深山老林中三家村里的几间破义塾，却会教我们想一想科举制度对普及文化的作用。象范进那样低贱的人也有机会“中举”，这当然能激起牛背上读书郎的热情和希望。科名失败了的孔乙己，虽然卑微，毕竟还有一手抄书的本事，会写四种变体的茴字而且乐于教人，倒并非毫无意义。所调查的永嘉县二十六座村子，都在很偏僻的山区，大多有文昌阁和书院，有两座村子有文峰塔。再看其中有不少村子有进士第或者进士牌楼、宪台牌楼、给事厅甚至状元街，查一查宗谱，这些考中功名的大多出身于农耕，家世微寒，那么，科举制度怕也未必一无是处。
科举制度使读书人都成了封建统治的工具，都受到八股文的束缚，这是当然。但也要看到，在那个年代，村子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农田水利和公共建筑的兴造，绿地的培植，生态环境的保护，以至修桥铺路造凉亭，这些事大多靠读书进学的人张罗主持，他们对农村的建筑环境作出过贡献。
希望有朋友们对乡土建筑这部大书发生兴趣，来读一读试试。
陈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