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的小说以它深邃的哲理思考和非常新颖的结构方式，特别是那种寓沉痛和辛酸于幽默调侃的笔调深深地吸引了我。当时不止一次在心里重复：“这些作品真该译成中文才好！”没有想到为时不过五年，昆德拉的主要作品《玩笑》、《为了告别的聚会》、《生活在别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短篇集《欲望的金苹果》都相继在中国出版，如果再加上台湾同胞翻译的《笑忘录》，可以说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在世作家”的小说珍品几乎已全部译成中文，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获得了相当广大的读者。目前，和我已有十年友谊的、我的年轻朋友艾晓明博士又广为搜求，将她所能找到的昆德拉自己谈论小说艺术的篇章、各部作品的序、跋，以及世界各地评论家对昆德拉作品的评介与鉴赏，搜集成册。作为对昆德拉小说的同好，我当然想来谈谈这位曾经如此深切地激发了我们内心的深思与共鸣，并得到我们如此热烈的共同赞赏和喜爱的伟大作家与哲人。
昆德拉小说之所以与众不同，这和他对于小说这种文体的，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理解密切相关。昆德拉认为“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就是去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人的“具体存在”，亦即人的“生命世界”。昆德拉把现实和存在相对地分开来。他认为：“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现实”和“存在”究竟有什么不同呢？现实是已经实现的可能性，是既成事实。它和人的关系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犹如眼睛面对一幅画，或演员站在布景当中，而“存在”却是一种尚未实现的可能性，它随着客观世界的发展和主体内在世界的千变万化而凝聚成万千不同的现实。生活中总是有众多可能性，现实本来可以如此，却常常由于极细小的主观或客观原因而变成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存在”不是已经发生的既成之物，而是人存在于其间的一种可能的场所。在这种场所中，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体共生的，世界是人存在的维度(昆德拉说，有如“蜗牛和它的外壳。”)描写现实的小说呈现的是一种历史境状，它写的是特定时间里的某种社会状况，如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小说，关于农业集体化的小说，昆德拉称之为“一种小说化的历史编纂的小说”；另一种小说也可能写历史，但那是“审视人类存在的历史维度”的小说。它所关注的首先不是历史，而是在某种可变的历史环境中的人的存在的可能性，是人的“具体存在”，人的“生命世界”，也就是那些对个人命运来说有决定意义，而对于构成历史的现实来说却全然不值一顾的，不断在遗忘中湮灭的大量细节。例如一九六八年，苏军进入捷克后，对捷克人的统治是由官方组织的对狗的屠杀为先导的。这一细节对任何史学家、政治学家都毫无意义而全然被忘记。昆德拉在他的《为了告别的聚会》中却以这一插曲提示了全书的历史气候而被认为“具有很高的人类学意义”。在昆德拉看来，小说的作用不在于呈现一个社会历史片断而在于理解、分析、考察被投入这一历史漩涡中的人的动作、行为、态度的各种可能。例如卡夫卡作品中的小说世界就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客观世界，而是一种尚未真正实现的可能。因此，昆德拉认为：“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政治家，而是‘存在’的勘探者”。小说的目标就是要详加考察人的具体的“存在”。
昆德拉提出人的“存在”必须“勘探”，正是因为这种“存在”太被漠视，太久被遗忘了。笛卡尔曾经宣称人是“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然而，现代人却发现他们正是各种力量(技术、政治、历史)的奴隶和被所有物。相对于这些力量，“人的具体存在，他的‘生命世界’既没有价值，也没有趣味，它黯然失色，从一开始就被遗忘”！
只有小说以它自己的方式，通过它自己的逻辑，依次发现了“存在”的各种不同的维度。而小说的历史就是小说家不断开发人的“存在”的历史。诸如薄伽丘企图通过人的行动来认识人的存在，狄德罗发现人的行为及其结果受众多外在因素的制约；因而行动与自我之间往往有一道鸿沟(例如宿命论者雅克只想开始一场爱情艳遇，行动的结果却招致残废终身)。理查德逊离开行动的可视世界，试图在不可见的内心生活中去勘探人的“存在”。普鲁斯特和乔伊斯沿着这条道路引入了时间的维度。既然每一时刻都是一个小小的世界，这个世界在后面的一刻立即被无可挽回的遗忘，我们又如何在这转瞬即逝的时刻中抓住“人的存在”呢？卡夫卡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全然不同的问题：在一个外在的规定性已经变得过于沉重，从而使人的内在动力已无济于事的世界里，人的可能性是什么呢？我们既然不能不被外界(环境、规律、条件等等)所决定，被一些谁也无法逃脱的境况所决定，“人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如昆德拉所说：“到了我们的世纪，周围的世界突然自己关闭了，世界变成了无可逃遁的陷阱”。或者如他在《玩笑》英文版序中所说：“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拚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之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人类逃不出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逃不出客观条件的限制，更逃不出主观知识发展阶段的限制。人类越想超越这些无法超越的局限，就越显得渺小和可笑。因此，昆德拉引用犹太谚语说：“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那种自以为能超越一切局限，“从未听过上帝笑声，自认掌握绝对真理”的人是与小说无缘的。因为“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简单’。”“小说又是个人发挥想象的乐园，那里没有人拥有真理，但人人有被理解的权利”。昆德拉说：“人类渴望一个善与恶能够被清楚地区分的世界，因为他有一个天生的不可遏制的欲望，就是在他理解之前作出判断。宗教和意识形态都建立在这种愿望上。他们只能这样来对付小说，那就是把小说的相对的和模糊的语言翻译成他们自己绝对肯定的、教条的话语。他们要求，总得有某人是正确的：或者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头脑狭隘的暴君的牺牲者；或者卡列宁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的牺牲者。”这就使得小说的智慧(不确定性的智慧)难于被接受和了解。
由于对于小说特点的这种不同凡响的新的认识，昆德拉在艺术表现方面也有了许多新的创造。他认为小说家最巧妙的艺术就是通过构思，把不同的情感空间并列在一起，然后通过每一情感空间进行“存在”的追问。一个主题就是对存在的一种追问。强调主题的统一性和情节的一致性使昆德拉的作品不像某些现代主义作品，那样专注于对瞬间的穷尽性探索和无休止的随意性意识流动；也不像某些后现代主义作品，那样热衷于无目的、无确定意义的摄影式反映。他“永远直接走向事情的中心”，将一切可有可无的展现、描写、解释从主体“剥离”，单刀直入，对特殊的词和主题词进行研究。昆德拉说：“小说首先是建立在若干个基本的词之上，这就像勋伯格的‘音符系列’。在《笑忘录》中，‘序列’是这些：遗忘、笑、天使、曲言、边界。在小说进程中，这几个主要的词被分析、研究、定义、再定义，并因此而改变成存在的范畴。小说就建立在这几个词之上，有如一座房屋被它的栋梁所支撑。”不仅整个小说如此，就是人物本身也由若干关键词所组成。这些词成为人物的“存在编码”。例如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特丽莎的存在编码是：肉体、灵魂、晕眩、软弱、田园诗、天堂，萨宾娜的存在编码是女人、忠诚、背叛、音乐、黑暗……在不同的感情空间，在另一个人的“存在编码”中，这些词都有不同的意义。这些“存在编码”不是被抽象地研究，而是在情节与境况中逐步被揭示出来。如果说现实主义作品要求人物应有完全的独立性，作者的观点应尽量隐没，让人物自己与读者对话，尽量促使读者把虚构的人物当作现实；昆德拉却力图让读者看到他的人物不是对一个活人的模拟，而是一种创造，是一个想像出来的人，是一个实验性的自我。作者正是要通过他，把自己对存在的疑问追究到底。因此，昆德拉认为小说故事不能离开贯穿于其中的主题，一个主题却可以在故事之外独自得到发展，昆德拉称这种现象为“离题”，并指出“离题并不削弱小说结构的秩序而是使其更为强有力”。
为了达到从多方面勘探“存在”这一目的，昆德拉提倡用音乐的“复调”方式来写小说。复调就是多条线索同时并进而又相互对照，相互呼应，形成音乐式的“对位”。例如布洛赫的小说《梦游人》将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导、诗、论文五条根本不同的线索结合在一起。昆德拉认为“把非小说性的类，合并在小说的复调法中，这是布洛赫的革命性创举”。但他也指出这五条线索还缺乏平衡和有机联系。昆德拉说：“对于我，小说对位法的必要条件是：1.各‘线’的平等；2.整体的不可分割”。即各条线索必须均衡发展，并为同一主题所统率，正如“在同一主题的桌子上，一架缝纫机与一把雨伞的相遇”。各条线索的文体风格也应是和谐一致的。小说的哲理议论决不同于一般哲学论文。昆德拉说，他的思考“从第一个字开始就采用游戏、讽刺、挑斗、实验或疑问的语气……它后面有许多思考、经验、研究，乃至激情，但语气从不是严肃的：它是挑斗性的。在小说之外，不可设想这一论文”；这就是他称为的“独具小说特点的论文”。有时候，昆德拉的小说甚至不是建立在一个故事的提纲而是建立在一篇论文之上。例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第六章。它包容了斯大林儿子的历史、一个神学思考、亚洲的一个政治事件、弗朗兹在曼谷死去，以及托马斯在波希米亚下葬等多条线索，其间并无时间顺序，也无因果关联，而只是被“什么是‘媚俗’”这一永恒的疑问(主题)紧紧联系在一起。
以上所有“剥离”、“存在编码”、哲学追问、复调、对位等都是为了使读者通过虚构的人物始终保持探究其“存在状况”的兴趣，而不至于认虚构为现实，失去观察和探究的距离。而这一切又都服务于一个总的策略和设计，那就是“把极为严肃的问题与极为轻浮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因为，“一个轻浮的形式与一个严肃的内容的结合，把我们的悲剧(我们在床上发生的和我们在历史的大舞台上表演的)揭示在他们可怕的无意义中”。这样，昆德拉就成功地完成了哲理与故事，梦与现实的结合，或者说创作了一支把哲学、叙事和梦合为一体的复杂交响乐。这支交响乐的主旋律不免过于悲观，但构成这一主旋律的许多“动机”和乐章却“绕梁三日”，久久回旋往复，难以忘去。
其实，昆德拉在他的小说中对于“存在”的追问，大部分是形而上的，这使他的作品带有某些原小说的意味。特别是关于人生的重和轻，关于肉体、灵魂、爱情、青春、软弱、晕眩、遗忘……等等存在状况的探究都是远远超出于一时一地，更不是某种特定的政治环境所能范围的。我想我们最好按照昆德拉的指引来读他的作品。他说：“唯有在这种超民族的语境中，一部作品的价值，也就是说，它作出的发现意义，才能被充分的看出和理解”，他始终坚持“如果一个作家写的东西只能使本国人了解，那么，他不但对不起世界上所有的人，更对不起他的同胞，因为他的同胞读了他的作品只能变得目光短浅”。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昆德拉，更完美地享受和欣赏他的艺术。
一九九一年五月
(《认识米兰·昆德拉》，艾晓明编译，将由时代出版社出版)
乐黛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