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当得上这两句话的师弟实在是少而又少，而章太炎黄季刚可谓符合之极。章太炎一直是后来学者们的热门课题，而黄侃除了在极小的专门范围内仍时常有人道及，对大部分读书人来说，恐怕是快要淡忘了。这正应了章太炎在《黄季刚墓志铭》中所说的话：“世多知季刚之学，其志行世莫得闻也。”
今年正值辛亥革命八十周年，而这位当年参加革命，而后又蜚声学界的黄季刚先生“伤酒”辞世也已有五十六个年头了。
这篇小文不敢妄评先贤之学，那是专家们的事情，我们只想更多地把季刚先生看成是一个“学人”，而不仅仅着眼于他作为“学者”的一面，看一看以辛亥为标志的那个伟大时代涌现出来的人物。那是个风云变幻、光怪陆离的时代，为它所哺育并被它的浪潮推涌出历史地平线的人都共同带有鲜明的烙印：复杂、矛盾。一言以蔽之，在后来者看起来，就是——怪。
与康有为相比，太炎先生门下承学之士极多，季刚先生尤为卓然不群。钱穆先生云：“章氏去日本，从学者甚众，然皆务专门，鲜通学，惟黄侃一人，最为章氏门人所敬。”(《现代中国学术论衡》页1～2)太炎先生自己也说：“学者虽聪慧过人，其始必以愚自处，离经辨志，不异童蒙。良久乃用其智。即发露头角矣，自尔以往，又当以愚自处。不过三年，昭然若拔云雾见青天者。斯后智愚杂用，无所不可。余弟子中独季刚深窥斯旨。”(《<SPS=1490>汉闲话》)
季刚先生之所以投入章氏门下，其原因恐怕是师徒俩侠气相投。那个时代留过洋的读书人不是满身侠气，就是满身怪气。这并不奇怪，因为那个时代所急需的与其说是纯儒，还不若说是侠儒。儒而不侠，在当时就自现其怪。
太炎先生的侠气不仅表现在投身革命、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甚至也不仅仅是表现在大受鲁迅先生激赏的用大勋章作扇坠，大骂蠹贼，因而被囚钱粮胡同；我们是否可以说，一气之下欲赴天竺为浮屠，乃至后来与当年的革命同志意见不一而大闹别扭也多少有些侠怪之气呢？在学理上，太炎先生也极推崇因无书而“不得附九流”的侠，不顾“岂惟儒家摈之，八家亦并摈之，”径以“儒侠”名《<SPS=1599>书》之第五。太炎先生说“大侠不世出”，“然天下有亟事，非侠士无足属”，而且这一条在重印本，《检论》中屡经增补，可见推许。而季刚先生对侠的推重比太炎先生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在最早用笔名“运甓”发表在一九○七年《民报》十八期的《释侠》中有淋漓尽致的表述。
季刚先生写道：“侠者，以夹辅群生为志者也，”而当时“异族相残，虔刘无艺，及其震叠威力，厥角若崩焉。乃暴虐贪残，肆于民上，稍有蠢动，则遭芟夷，”正是侠者“夹辅弱族之时也。”“侠者，有所挟持以行其意者也，”既有所挟持则“若蹴华<SPS=0803>以压柔条，决海水以沃爝火，有何不灭者！”又说“侠者，其途径狭隘者也”，因为救民之道虽多，而“独取诸暗条，道不亦狭隘乎？”又说“侠者，其心宁静，其事爽捷，其自藏幽瘗者也，”于是就可以“临事奋发，虽以千万人当之而不惊。”
在辛亥前夕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里，季刚先生自然将驱满作为侠的首要任务。在《专一之驱满主义》一文中，季刚先生认为“所亟者固当在种族之兴衰，而不在政治上之良恶”，理由是“种之不保，何有于政”，因此“谓种为大，而政次之”，所以“吾曹所急，唯在摧破之事。而不必遽谋建设之方。”面对当时的情况及出于“满人之增，汉人之灭”的考虑，作为一名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季刚先生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故建设之政治，为吾曹所不必预谋，谋之亦不克于无败，则毋宁即事于种族之振兴。种族不亡，其苦也有畛，种族既已覆灭，有椎心泣血以求此苦政而不可得者已。”
季刚先生不仅任侠以驱满之重任，甚至将拯救生民这一任务也托付给了侠士。在《释侠》一文中，他说“世宙晦塞，民生多艰，平均之象，<SPS=0026>兆而弗见，则怨<SPS=1031>之声，闻于九天。其谁拯之？时维侠乎。……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非大侠其孰能与于斯？古之圣哲，悲世之沉沦，哀<SPS=0733>民之失职，穷<SPS=1821>不变其救天下之心，此侠之操也。”
侠成了儒的理念的实施者，或者说二者原本就不可分。“侠之名，在昔恒与儒<SPS=0068>。儒行所言，固侠之模略”，又云“相人偶为仁，而夹人为侠。仁侠异名而有一德。义者，宜也。济元元之困苦，宜孰大焉。儒者言仁义，仁义之大，舍侠者莫任矣。”
这种儒侠互释，擅长小学功夫的季刚先生似不应有此种误解。有可解释者，恐是那个时代愤世衰弱，扼腕悲叹，而儒学尚文不尚武，于是崇高刚毅，倡行武德为天下率之风尚所使然。
其实，观司马迁作刺客列传，我们就可以有感于一个文化现象，又不知如何阐释为好。春秋战国，刺客辈出，永远<SPS=1754><SPS=2180>刺赵盾，专诸刺吴王，聂政刺韩傀……。而西汉以降，以侠著名者日稀。其原因，一说为“侠之不作，皆儒之为梗”(汤增壁《崇侠篇》)。自西汉儒学定为一尊，专崇六经，儒者挟天人之说，为愚民祸始，而我民族勇健之质日就泯灭，无足与豪横者抗争。这恐怕也是民德堕落，侠者日稀的原因。近代激进学人则以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儒学实为国危种亡的罪魁，遂有“舍儒而崇侠”之论，并多有付诸行动，刺杀满清大臣者。无论如何评说，“整顿乾坤手段，指授英雄方略。”在辛亥革命前十年的各种报刊中有大量文章推崇侠士之风，《中国白话报》载国民教育内容之一，即如何培养刺客文，从政治思想、体魄训练、使用先进武器等方面设立课程。季刚先生之所以儒侠并称，大概是他在另一方面仍坚持“体国经野，事资学术”的缘故吧！
思想上的共鸣再加上对季刚先生文辞情才的赞赏，使得太炎先生“见君文，奇之，要君往见，遂执贽称弟子。”(《蕲春黄君墓表》)这里头大概还有一个原因，季刚先生在《释侠》中提出的“尚览古文字，大氐原于声音，音通而义即相函”为前提，“取其同声之字，<SPS=1756>索而比附之，以定斯字之谊”的方法充分反映出“自幼能辨音韵”(《中央大学文艺丛刊黄季刚先生遗著专号序》中语)的才华功底，而且这与太炎先生所使用的方法别无二致。太炎先生可谓慧眼识人。据黄焯先生言，一九○七年春季刚先生回国省亲，去向太炎先生辞行。太炎先生说“务学莫如务求师，回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瑞安孙仲容先生尚在，君归可往见之。”季刚先生没有马上回答，太炎先生又说“君如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季刚先生生平及其著述》)耀先先生是季刚先生从子，其说自当可信。
时代不会轻易允许每一个人——作为一个人，总有其自身局限——都实现他的理想。季刚先生尽管也没有完全实现其理想，但确实是将理想付诸实行的。他曾加入同盟会，并因此而使得当时极为赏识他的张之洞停止了官费资助；一九一○年奔走于武昌、蕲春之间鼓吹革命，号召民众，被豪杰之士称为“黄十公子”；回乡发动孝义会，组织革命军，谋“蹑北军之后。事泄，几不免”。(《蕲春黄君墓表》)，一九一三年，在《癸丑二月江行赠宋<SPS=1032>初》中，季刚先生写道“中国独分崩，筌宰责谁贷。”已经看清了袁世凯之图，认定宋教仁的政治思想不可能实现，而自己也不再过问政治了。“自度不能与时俗谐，不肯求仕宦。”(《黄季刚墓志铭》)
尽管如此，这一身侠骨侠气又岂可遽灭。在不再需要侠的年代里，季刚先生只能吟出“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一朝时运乖，宿愿不后申”(《效庾子山咏怀》九首之六》这样令人感思的诗句了。在不需要侠的年代里满带侠气地生活并出任经师。季刚先生有些怪，实在是不足为奇的了；而且也正是由于这怪，才能使季刚先生这一代经师人师的道德文章彪炳千秋！
一九一三年应蔡元培先生之聘到北京大学文科任教，从此开始了他的教授生涯。据冯友兰先生回忆，季刚先生“很叫座”，学生们甚至将他吟读诗文之调命名为“黄调”。芝生先生还用它教沅君先生。(《三松堂自序》页37—38)不久，“章黄之学”也不知不觉地叫开了。无论如何，在师徒俱在世的情况之下，能共名师门之学，恐怕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更何况是与太炎先生这样一位不世出的大师齐名呢？
季刚先生的敦古是有名的，比古人取去“天九”，甚至于“敦古不暇，无劳于自造”，(《黄侃遗书序》)，“见人持论不合古义，即眙视不与言”(《黄季刚墓志铭》)。但这绝不是佞古，而是“疑事毋质，直而勿有”，“不轻改旧文，不轻驳前说”(《季刚先生生平及其著述》)，也就是殷孟伦先生所说的“治学先从继承入手”(《谈黄侃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更为有名的，恐怕是季刚先生的师道。
季刚先生既拜太炎先生为师，据殷孟伦先生，“二十余年间执弟子礼始终甚恭敬，临终前犹连连自言‘垂老无成、辜负明恩’。他师事章先生，有议及章先生者必盛气争之。”(《谈黄侃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但这绝不等于泥于师说。他对太炎先生的名著《文始》、《新方言》均有所批评，而且可谓激烈。如说《文始》十分之四可商榷；评《新方言》则说：“非无一二精到之论，而比附穿凿者众。”(《训诂学讲词》)在古文字学上，与乃师分歧更大。太炎先生不以甲骨为然，有其《答金祖同论甲骨文书》为证。而季刚先生则以为“其物未必皆赝”。(《说文略说》)而且自己就有研究的打算。在《与徐行可书》中就说：“近世洹上发得古龟，断缺之余，亦有<SPS=1014>宝。惜搜寻未遍，难以详言。倘于此追索变易之情，以正谬悠之说，实所愿也，”并一再托人代购有关书籍资料。由此可见，太炎先生所云“其为学一依师法，不敢失尺寸”(《黄季刚墓志铭》)只是一方面而已。
更为学林所传诵的则是季刚先生拜年龄相若而且交友已多年的刘师培先生为师。当其时也，季刚先生早已成名，与申叔各有专长。这一拜师举动可谓振动士林，且多有不解者，连太炎先生也知“季刚小学文辞，殆过申叔，何遽改从北面？”而且季刚先生也“尝谓小学辞章，度越刘君”(《黄季刚先生遗书影印记》)，但申叔四世传经，《三礼》为刘氏家学。季刚先生“重其说经有法”，拜申叔先生为师，值此时申叔先生患肺病至重。据温楚珩先生说，季刚先生于此时拜师，实为“不如此不足以继绝学。”(见《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这种“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境界令人肃然起敬。但季刚先生师道重于师人，一九一五年申叔想拉季刚先生入筹安会，季刚先生拍案<SPS=1254>目：“如是，请刘先生一身任之”。而在刘师培病重之时，扶服四拜，这种举动，非侠儒不为！尤为令人感佩的是季刚先生一直以“先师”称申叔。《先师刘君小祥奠文》起首一句即是：“庚申年壬申朔，越六日戊寅，弟子楚人黄侃自武昌为文奠我先师刘君”，文中说：“齿虽相若，道则既尊”，“敬佩之深，改从北面。夙好文字，经术诚疏，自值夫子，始辨津<SPS=0205>”。读到这样的至文，除了感叹今日“师道之不存”，还能说些什么呢？
作为以小学为主要领域的一代大师，更令人钦佩的，是季刚先生绝少或说没有门户之见，没有师说的门户之见，甚至没有汉宋之学的门户之见，后者就更为难能可贵了。在《与潘婿书》中，季刚先生说道：“若夫养心制行，非问道于宋明先儒不可。近日日读宋元明学案一卷，对于生平行事，悔吝多矣，何术以晚<SPS=1499>？尚不能知也。”他还以“学问文章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以高明广大为贵”(《蕲春黄先生雅言札记》)的胸怀，批评清儒的骤言通假，为小学悬起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标格：“今日籀读古书，当潜心考察文义，而不必骤言通假。当精心玩索全书，而不可断取单辞。旧解说虽不可尽信，而无条条逊于后师之理。廓然大公，心如明镜，然后可以通古今之邮，息汉宋之诤”。(汪东《读<王先谦《荀子集解》札记>序》)
所以，在季刚先生眼里，“学问”二字是极为神圣的：学问有三德“正德、利用、厚生”；学问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季刚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侠儒经师。一方面倨傲异常，与陈汉章先生言小学不相中，就要用刀杖相决；一方面又从善如流，与汪东同登匡庐，在绝险处火灭，对汪东神气自若，叹服至极。一方面定要弟子跪拜行拜师礼，一方面为了留弟子多住几天，竟为弟子点一部书！
虽然季刚先生身上有许多东西只可能属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但毕竟有许多东西是有永恒的价值的。季刚先生壹意学术至死不渝，他的苦读，他的对“煞书头”的讥讽，临终前犹不停圈点，侍母纯孝，待友纯义……，承继了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季刚先生是英年早逝的。他的死乍一看似乎纯然是“伤酒”。其实这酒是季刚先生为民族而饮的苦酒，对亡国亡种的忧虑一直存系于这位侠儒的心头。汪东先生在《蕲春黄君墓表》中说，季刚先生“晚岁讲学金陵，声闻日远，东邦承学之士多踵门请益。辽沈变起，君愤恨绝弗与通。”
年轻时的侠气在异族入侵，民族又一次面临危机的时刻再一次勃发。但是，季刚先生已无法再“长剑随身”了，令人欲哭无泪，季刚先生“既志在恢复，尝以易象占之，得《明夷六二》，曰：‘明夷于左股，是其验矣，唯海阔合众者，始有吉征。今非所望？徭是郁郁不自聊，益纵饮，或声之于诗。”(《蕲春黄君墓表》)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季刚先生在重九之日登豁蒙楼时会意不乐；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季刚先生临终前犹问家人“河北近况如何？”最后叹息到“难道国事果真到了不可为的地步了吗？”这绝不是临终呓语！
季刚先生卒于五十大寿后不久。该年春月，太炎先生从苏州寄来贺联云：“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这两联原不难解。上联用“五十而知命”，下联则有一段底话。季刚先生最忌急于著书，常以顾炎武“著书必前之所未尝有，后之所不可无”自诫并告诫弟子。太炎先生以师长之尊，曾劝季刚先生著书“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黄季刚墓志铭》)，甚至还有些微词：“季刚则不著一字，失在太秘”(《致潘承弼书五》)，季刚先生答以年五十当著纸笔。因而上下联均有所指。然而一代巨匠太炎先生竟没有留意上联中有“绝”“命”二字！汪辟疆先生为之叹息道“见者咸叹其工丽，而不虞龙蛇之谶，即隐寓其中。岂生死果有定数耶？”(《悼黄季刚先生》)其实，季刚先生已经觉察此谶了，他曾指之语刘赜先生：“此中有‘绝命’二字”，(《师门忆语》)竟于同年十月病故。
呜呼，伟人之死虽不一定有其定数，但总会与常人不同吧？
(《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一九八五年八月版，平装，1.55元；《黄季刚诗文钞》，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九月版，平装4.50元)
王守常/钱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