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那怎么谈孔子？全网罗进来拼凑，构拟，是还原历史，还是尊一家之说？或者是纳入外国人所习惯的框架来谈？能不能将孔子现代化，国际化？
主：孔子毕竟是历史人物，所以我们可以把汉以后的作为第二解说而“悬搁”起来，或说加上括弧，把秦汉间所传的作为第一解说来考察。照这样看只怕要以《论语》为主，因为这里解说的孔子断了后代，是独立的。此书在西汉本来不十分受尊重，后来的种种解说都是借此符号发挥自己认为的意义。所以虽说是东汉郑玄编为定本，还可以相信是西汉所传诵的三种本子的合订本。同时这书又是一个丰富的信息场。我们以前谈的是书，现在可以谈谈书中之人。
客：怎么说断了后代？不是说曾子、子思传下来了吗？还有子夏(卜商)挂名写了《毛诗》的《序》。还有大戴、小戴的《礼记》。还有《春秋》和《易传》。
主：《论语》中的孔子和你说的经过这些人解说的不一样。举例说，《论语》中曾子解说的孔子学说的“一以贯之”的所谓“一”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其他处的曾子是忠恕并提吗？《论语》明明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礼记》的《中庸》篇(宋以后独立)开口便是“天命之谓性”。又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譬如四时之错行，日月之代明，”等等是《论语》中的那位孔子吗？《论语》中的孔子门徒没有一个真有嫡传人。到汉代找《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也不行。《论语》中记得最多的首席大弟子颜回不用说，早死。子路、子贡、冉有、子游、子夏、子张、有子等等还有不少，谁是汉代那个门派的祖师？只有曾子据说传了孔子的孙子子思(孔<SPS=0010>)，还有《孝经》、《礼记》也称道他。但这些挂曾子名号的话只能作为《论语》中孔子的一部分教导的发挥，不能肯定即为曾子所传的孔子。从前学塾中供的孔子牌位旁边的四位是颜、曾、思(子思)、孟。后两位是晚辈，不在《论语》中。前两位无传人。所以我们讲孔子还是专讲《论语》中的孔子吧。这是独立体系。虽也杂，还有根有据。而且例如《论语》说“齐景公有马千驷。”(《季氏》)现在山东临淄发掘出据说是齐景公的墓，内有殉葬的马几百匹，可见所说属实。不过我们也只能照此书作出一种解说。若照其他解说讲孔子，可以以《春秋》为主，或者以《易传》为主。那是另外的孔子，也可以成立，但不能混淆。历史上存在的孔子是否兼备，那是另一问题。事实上我们讲秦汉孔学的经典传播无非依据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序》和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加上《史记》所载。刘向、刘歆父子天禄阁校书才是整理政府的图书馆、档案库，说不定里面还有萧何从秦朝政府那里搜图籍时带出来的。《汉书·艺文志》是依刘氏《别录》。刘氏父子是经书主编，曾否掺假暂不必论。刘歆明明说：“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卒而大义乖。”“道术由此遂灭。”孔安国说到孔府墙中藏书的发现和散失。他的《尚书传》虽伪，这些话即使出于东汉或更后也不会是凭空捏造的吧？所以说《论语》中的孔子及其门徒的传授的线断了，只有以《论语》为原始依据了。
客：不必考证了。这些都是讲古典文学的人的常识。我只问你，为什么将孔夫子和孔乙己扯到一起？
主：孔子是有文的文化的大宗师。但若不管其他书，只说《论语》中的孔子，他又是属于无文的文化的。在这一点上和两千多年后识字而沦落的孔乙己可以算同一类人。不过一个不断飞升，一个难免堕落，毕竟相隔太久相差太远了。
客：有文的文化中的孔圣人当然也是《论语》中的那位。无文的文化怎么说得上？孔子是显文化的赫赫人物，难道又是隐文化中的不出名的代表者？这信念从何而来？从戏曲小说及民俗仪式看，在无文的文化中，孔子的地位不比老子高。
主：你说的是太上老君吧？老子也有好几位，和孔子一样，这且不提。说孔子同时也属于无文一方面，不是毫无道理的。首先是他没有书。《论语》是他的门人的门人记下的传闻。从书内称谓看，总是在第三代以下，不会是第二代的著作。这正像释迦牟尼的《经》是不止一代以后各派弟子将所传诵的“经”几次结集起来一样。“结集”的原文本义是“合唱”或“集诵”。大家到一起来背诵本派所传诵的所听说的，以“如是我闻”开头。耶稣也同样。他的言行是四大使徒分别记下的《四福音书》。苏格拉底也是靠色诺芬和柏拉图所记，自己未曾著书。这四大圣人本来都是在无文的文化之中的，也是本来属于隐文化的。《论语》第一次编集为《齐论》、《鲁论》两部，是两地所传。再次编集加上散失的用古文字写的《古论语》，成为一部书。书中有些重复句子，可见是编集而未删。孔子和门人并没有著书，只是口头传授。《论语》中讲到的书只有《诗》，再三提起并征引。关于《书》、《易》的话不仅少而且含混。学《诗》不仅为修养，又是为了“言”和“政”以及“使于四方”办外交。(《子路》)传说孔子删《诗》，也不是作诗。《易传》算不得孔子自己的著作。《春秋》是鲁国史书，说是经过孔子编订，也不是他作的。孟子所说的自己也不一致。(《滕文公》、《离娄》)齐公羊高、鲁谷梁赤两家所传之外，《左传》是后出的，还有“真伪”争论。现在流行的本子是晋朝大将军杜预编订的。杜预那篇《序》可以算是中国古代“释义学”的开创，比欧洲讲《圣经》的释义学(后来发展为阐释学)未必多让。《春秋》的公羊学或左、杜学都不是孔子及其门人的。再从《论语》所记的内容看。孔子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罕》)这也有孟子的证明。“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万章》)管账目，看牲口，当时自然是“贱”役。“子入太庙，每事问。”(《八佾》)可见他不是按时进太庙的贵族，号称“知礼”而未见大世面。他讲的礼、乐都不是书本子，是可以口传的。三《礼》不是他的著作。他也不重视读书。子路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他也只说是“佞”，即巧辩。(《先进》)他还说过“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孔子并不以有文的文化为高。他还要“从”(依从)“先进于礼乐”的“野人”。(《先进》)他是教政治和为人之道的。因此他不必看重书本而且不和“隐者”绝缘，反而再三说他同情隐者。(《微子》)所以他和那些“耦而耕”的，芸田的等等非“君子”人是通气的，比对阳货之流掌权人物还更亲切。他显然接近于无文而离有文较远。还有，孔子最赏识的弟子颜回是穷饿早死的人，和孔乙己是同类，不过不丐，不偷，学问大，道德高，但生活上高不了多少，住在贫民窟(“陋巷”)里。孔子重视的另一个门人是子路。这是个“好勇”的人，直爽，说话算数(“无宿诺”《颜渊》)，“衣敝<SPS=1401>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子罕》)，“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公冶长》)孔子说自己“乘桴浮于海”时“从我者其由(子路)欤”。(《公冶长》)还说他“升堂矣，未入于室也。”(《先进》)子路的言行不像书生而像侠客。他是战死的。又一个得孔子喜爱的门人是善于“言语”的子贡。这是个“货殖”专家，会做生意，据说还会办外交，以其财富地位在各国串连并为老师宣传。(见《史记》)古时商人地位是很低的。这是不是个江湖人物？把《论语》和《孟子》一对照，立刻可以看出孟子是多半和国王大臣打交道的，是住“上宫”(高级宾馆)的，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的阔“客”。(《滕文公》)孔子却是“栖栖”道路，仆仆风尘，又“在陈绝粮”，以致从者都饿病了。(《卫灵公》)又“畏于匡”(《子罕》)，这时几乎死了大弟子颜回。(《先进》)他会见各种各样的人都平等相待，和王公和权贵打交道不多，也不十分擅长，不如孟子会说话。如此说来，若有文无文不是仅指识字不识字，《论语》中的孔子排在无文一边并不委屈。这实际是尊重他。无文的文化中有极大多数的人，他们和孔子在《论语》中的许多主张是完全可以相通的。孔子讲名分，讲忠、信。江湖上难道不讲？梁山泊为什么要“排座次”？洪秀全为什么要称天王？李秀成不是“忠”王吗？反孔的太平天国尚且没有完全跳出孔子画的圈子，其他可想而知。反过来，那些号称尊孔的帝王是遵守孔子的教导吗？不孝，不悌，教臣下忠而自己不信，为夺皇权不顾名分，种种违背孔子在《论语》中的教训的是有文的高高在上的人，还是无文的处于社会下层的人？孔子设下的轨，江湖之人不全遵守，庙堂之人又何尝不是经常出轨？孔子说卫灵公“无道”，只因为他任用了能干的臣子所以未“丧”。(《宪问》)有文的文化中的孔子只是招牌。有文之人尊孔是要求别人照办而自己在外的。无文之人虽不尊孔却实实在在是和孔子有些心志相通的。当然这只是说的《论语》中的孔子及其门人，不是那位至圣先师及其名下的其他解说。《论语》也不能照朱熹的解说，那是朱不是孔。
客：若就民俗心态而论，能不能说出一点孔老夫子给后世留下了什么长久不衰的东西？
主：我以为有三位大人物的三条在从秦汉到民国的两千九百年民俗心态中一直起作用，仿佛球场上大家承认的规则。尽管不断有犯规的，但守规和犯规的规是同一的。若以为可以将“犯规”提高，提倡破坏一切规，以“无规”为“规”，不是糊涂便是别有用意，而且是做不到的。人群不可能有无序的序。无论玉皇大帝或元始天尊都做不到同时立序又毁序或以毁序为立序。这会像孟子所预测的：“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你)所为求若(你)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梁惠王》)当然也许不会“灾及其身”，可是必定逞一时痛快而后患无穷，后人倒霉。我说的三位三条不是这样。第一位是孔夫子。他在《论语》中有很多教导。其中不靠汉武帝下令尊儒术在“博士”中设专业而越来越深入人心的不是礼、乐、仁，而是“忠孝”二字。君父是一体，所以这二字实是一事，就是忠于一个活人，在家是父，在国是君。这要无条件的，主动的服从，崇拜。外国多有宗教，拜一个上帝或不止一个神。以一个活人为神而且人死成神的以中国为首。所以中国不产生外国那样的宗教而可以收容外国神。连“宗教”这个词也是外来的。忠孝意识(规)伴随不忠不孝行为(犯规)一直在民俗心态中占越来越大的地位，有越来越多的解说。外国人难以理解这样的极端。第二位是秦始皇。他宣布“天下大定”，“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实现了《禹贡》的“九州”，将孔子常称的“天下”具体化。他的一切言行都是照齐国公羊高对《春秋》第一句中“王”字的解说，“大(动词)一统”也。这个“一统”“天下”由秦始皇创立，越来越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心态。开口闭口“天下”。分裂也不忘“一统”。第三位是汉高祖刘邦。他破秦之后当众宣布：“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这三条“法”只有一条意义，就是人人对等取值，也就是“公平”。不“族”、不罪“毁谤”(朝廷)及“偶语”(私议)。杀人、伤人、偷抢，各自“抵罪”。罪和刑相“抵”(相等)。后代一直是大家承认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一人做事一人当”，就是这三章“约法”。这个立法的对等原则是极其重要的，是孔夫子和秦始皇都想不到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这是从家族本位转换为个人本位的第一声呼唤。自从刘邦宣布以后一直传下来。承认和否认，实行和破坏，也一直是正负并行，越来越成为民俗心态。不论有文、无文，显文化、隐文化，打官司，打仗，不是要求对等，就是要求不对等，总离不开这一条。孔夫子、秦始皇、汉高祖，“忠”、“一统天下”、对等“抵罪”，是不是在中国两千几百年来的民俗心态中根深蒂固？是不是中国的三大神？三神各有缺点：孔夫子招牌空中挂。秦始皇有钱不会花。汉高祖说话不算话。
客：你把孔子和帝王并列不要紧，又把孔子和孔乙己拉到一起，是不是会使我们的邪门歪道的闲谈既亵渎了孔子又唐突了鲁迅，对这两位伟大人物不敬？
主：讲无文的文化本来就亵渎圣人。不过我觉得这实在是尊重他们，把他们和我们的绝大多数人的心态连起来。我不以为他们本人会见怪。
客：不谈大人物，还是谈孔乙己吧。
主：《孔乙己》这篇小说不过两千多字吧？发表时我还在描红，写“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等等笔画少容易写的字。在《呐喊》中看到《孔乙己》时我已经上小学快毕业了。一见题目就很奇怪。怎么会有人叫这名字？一读之下几乎终身不忘。完全相同的人和事是没有的。大致相同或有点相同的人怎么像是就在周围呢？甚至我害怕自己会不会成为孔乙己。怎么好像是看到我周围的正在沦落和将要沦落的识字读书人都有几分像孔乙己呢？我的哥哥喝酒时，我的小学老师讲古文古诗时，仿佛都有一股孔乙己气味向我扑过来。读古书时也觉得陈琳，李商隐，这些人都有一股孔乙己气味。他们替别人写信写公文时恐怕还不如孔乙己饮酒时那样自得其乐。卖文和偷书究竟哪个高些？作诗和饮酒是不是一类心态。。司马迁“下蚕室”时有没有孔乙己被打断腿时的心态？孔乙己写“伏辩”时有什么滋味？是“诚惶诚恐不胜战栗屏营之至”吧？我后来又看到《在酒楼上》，越来越觉得不对了。这一声声“呐喊”怎么那么尖锐，竟扎进我住的偏僻小城来而且进了童子的心呢？我有点害怕鲁迅的小说了。
客：这是你在特殊环境中的特殊心态吧？
主：我不以为是这样。我没有什么特殊。特殊是说只有这一个。我的情况不是独一无二的。我的哥哥便和我属于同一符号。《孔乙己》里的人都是些符号。符号化为人便不止一个。咸亨酒店是一个信息场，里面有戴着各种符号的人走来走去。长衫和短衫是两类符号。长衫客在里屋，短衫客在柜台外，信息是隔开的。掌柜的和伙计是在两者之间奔走串连的。酒客和孩子们各有各的符号。所有这些都如同《呐喊·自序》中所说的，“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这篇短短的小说就是把这个酒店信息场上的孔乙己及其看客来“示众”，同时也是传达一种信息，显出看示众和被示众的心态。孔乙己是长衫客，却不在里屋而在柜台外。这是一个信息。他读过书，会写好字，是雅人；又偷东西，是俗人；又雅又俗。这是另一个信息。书生加乞丐成为一个人，在偷书中合一了，这又是信息。好喝酒，不欠债，终于死后还欠下十九文铜钱的债。这是不得已的。他死去也不安心吧？举人“家里的东西，偷得的么？”自然要写“伏辩”，低头认罪，被打断腿。断了腿还要爬去喝酒。自己不能考中“半个秀才”，还要教孩子们认字。人家不懂的话还要讲。这些都是信息。难道这些符号所传的信息都是特殊的吗？掌柜、伙计、大人、小孩，全觉得他可笑，所以他成为“示众”的材料，有“看客”。我看了不觉得可笑，反而有点恐惧，怕成为孔乙己，被“示众”。我不是乞丐，也没有偷东西，只是识几个字，懂得“多乎哉？不多也”，而且知道上下文。这样就会成为孔乙己吗？可是我又恍惚觉得曾经被当作，而且自己也认为，是孔乙己，并且被“示众”。那不是梦吧？我们真是那么喜好“示众”吗？在信息场里，人人是传达信息的符号。符号的所指是可以转移的，不是特定的，只有一个。符号各有特色，但不是特殊。符号需要解说，这便是信息。“示众”便是组成信息场。
客：照你的说法，我们谈了半天，加上你的独白，好像也有点着落了，只是还嫌抽象，朦胧，不大明白。
主：酒店是信息场。在《孔乙己》里，无文的文化，短衫客，有文的文化，长衫客，由于孔乙己的兼差而连起来了。他是有文而陷在无文的包围中示众，所以可笑。《呐喊》中另一篇小说《药》写的是茶馆，都更是信息场了。前半是法场，后尾是坟场，都是信息场，不管在场者说话不说话。不在场的告密的那位三爷，在场不说话只忽然大叫一声的乌鸦，还有那始终不露面只见鲜血的死者，吃血馒头终于死去的小栓，不都是传出信息的符号吗？说夏瑜就是秋瑾，就不可以说是别的人例如徐锡麟吗？
客：这两篇小说中识字的人很少。酒店掌柜识字也不过是记账。《药》中的识字人只怕是那个被杀头的。
主：两篇中都是有文的文化被示众而无文的文化当看客。是不是这也和显文化与隐文化相对应呢？《孔乙己》中的一句话：举人家的东西“偷得的吗？”答“偷不得”，这是一种“序”。答“偷得，只是要挨打”，这又是一种“序”。答“偷不得，抢得，拿得”，这是另一种“序”。以举人划界是一种“序”。《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立刻有张举人送房子。没有做官便能收礼，这是“礼”的妙用，也属于举人符号的意义。传说张献忠打进四川时，凡举人以上都要杀。举人是读书人做官的第一步吧？这不是“序”吗？
客：我们从你的小册子《文化的解说》和符号学谈起，到现在谈到了《孔乙己》和《药》，究竟我们前进了多少呢？恐怕中国文化这个谜还是没有破开吧？
主：文化毕竟不是谜语，是又有谜底又没有谜底的。讲符号，讲“场”，讲“序”，总想把意义定下来，总是定不下来。讲自然界总要用上数学，要“设定”。可是人文并不跟自然界一样。这是人和自然的或者说话人和死人的区别吧？
一九九○年八月——十一月
(《无文探隐》，将由上海三联书店结集出版)
无文探隐
金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