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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蒂以写长、短篇赢得读者,她的小说里出现的人物,大都是三十至四十岁一代的美国男女;这些人物既不能令人太抱怨,也不能过份与他们计较。编者说她是位东海岸被人忽视地区的地理学家,那个地方多的是令人不舒服、游离于生活之外、不中用与支离破碎的人物,面且以污名和男女相互背信出名的所在
《归我所有》集中,共收入贝蒂近年所写短篇小说十二篇,其中的人物大都为一己承认有理由的恐惧所笼罩。有情绪的伙伴在笔下出现了,婚姻与职业被放弃了;对于这些人,六十年代时那种崇高的追求已经让位给瞬息万变的欢娱,渴望中的自卫能力和无把握的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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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动人的耶诞节故事《霍雷肖的诡计》里,一个半醉半醒的母亲受了自己儿子的排揎,他说她从来不过问他的一切,因为她“害怕她所得的答语将会是什么”。母亲也不得不承认儿子一语中的:“她只是坐在那儿,吓得要死!”这个姿势对《你知道什么》中的丈夫说来,也并不陌生。这位丈夫一听说他孩子的老师死于车祸,不由得想到“总是那么老一套!在令人十分不注意的某一瞬间,一个人可以就这样完蛋大吉。”
《归我所有》最生动的精品,是书名所自来的短篇《归我所有》。故事讲一个名叫艾森的人,在第二次大战后的青年时期,父亲因意外事故死亡,他的母亲为对她丈夫的忆念,拒绝与她青年时的挚友结婚。这位男朋友是个音乐家,她让自己儿子叫他赫伯叔叔。这位叔叔为了瞒人耳目,名义上说是住在他们的餐室里。等艾森逐渐长大时,母亲却对赫伯越来越不满意,而且无视他与孩子形同父子的情况。最后他强迫赫伯离开她家,“他说他简直不能相信。此后,突然他开始要我听别里·霍立代的唱片,研究荷兰画家威梅尔的作品,仔细考察我。相信对有些人这种作为都是愚蠢的,而对于那些真正观察敏锐的人,都是可以作为上天的化身。”
安·贝蒂善于处理一己女性的洞察力,她的长篇小说《令人望而生畏的冬景》(一九七六)即可证明。这与她早期的长篇小说一样,男人们都是忠诚的、被遗弃的,经常被搞得晕头转向、多愁善感,但又是完完全全真心实意的。
在另一方面,安·贝蒂笔下的女人经常看来颇难猜测——一时很不明确而且极为被动,一时又可怕得不讲道理和毫无怜悯心。每个女人看来都接近于自我爆炸。举个例,在《水库有风的日子》里,一个丈夫回想到“当事情不再感到有趣时,他的妻子便经常想出一个办法来终止它”——因此我们看到日后她离开她的丈夫奔赴另一个男人时,便不会吃惊。在《玛莉回家》里,一个丈夫诉说他妻子雇了个包酒宴的人,在家里举行宴会,却故意不邀请一个客人;相反,她自己则离家出走了,把盘盘杯杯留给她的丈夫,为了要惩罚他多少年来她准备好饭菜,却无望地等候他回到家来。
另一位这样未可预卜的女人克莉丝汀坐在《阿玛费旅馆》的酒吧间里,想起“她在大学里曾经念过战后一个美国女人在意大利的故事。这个女人十分愁苦,又拒绝去做任何可以使她快活的事情。这位美国女人能够记起这个故事令人沮丧的感觉,而这时小说中人物的沮丧感竟传染给正在沮丧中的读者。”
有时,安·贝蒂也同样把这种沮丧传染给了她的读者。她惯于用实例来说明,但她从来也不作预言,简单化或是老一套。她似乎真个对自己所写的人物发生兴趣或令之变得神秘。而她在写述印象时简直太神了,她以两个不安于生活“亲近得有如一个夹板里的两根手指”人物,或是她描写一个不知羞耻为何物的家庭主妇,对不知内情的人夸耀她丈夫化一元钱买一条鳟鱼时为“我们所有最美好的事物”。
《归我所有》是安·贝蒂第九部作品,也是她第五本短篇小说集;这是继《扭曲》(一九七六)、《秘密与意外》(一九七八)、《焚烧的屋子》(一九八二)和《你可以找到我的地方》(一九八六)的创作。那些早期作品的独创性、幽默和怪僻,几乎赢得了我们支离破碎的按顺序排列的新闻摄影等等命名。《归我所有》也许比这些称誉更好一些,因为安·贝蒂在此书中,为了诚恳的自省,舍弃了一贯的讥讽口吻,而她那众所周知的超然态度,也被故事中她给予的较大同情心与柔情所代替。在这些故事中一位男人坦白说,“在我一生里,我感到目前正在从事建树人生道上的即兴演出。我并不是指说谎话而言,我正在发现一种生活。这是我一向不愿承认的。”
我们经常做了事而很少承认,安·贝蒂洞察这一点,而道出了我们的真意。
安妮·泰勒的文学生涯和读她的作品,同样饶有兴趣。她的一生与她的产品显示了一种有机的匀称。泰勒似乎自始即知晓她愿意写的东西,以后就越写越好。
她早期的长篇小说如《倘若清晨会到来》和《日益糟糕的生活》(一九七○),开始规模很小:这两本小说写得小心翼翼,但写得十分流畅,对于各别人物记录下他的观点,经常是年轻人和妇女如何适应外界世界,地方总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因为泰勒在那里度过她的成年生活。等到《人世间的财产》(一九七七)和《摩根之死》(一九八○)出版时,泰勒写的小说变得引人注目,因为她的眼光开阔而更加深远了;她的人物变得形形色色,人物的生活不脱道德的范围。以后就是广为读者欣赏的《在思乡饭店晚餐》(一九八二)、《偶然的旅客》(一九八五)以及得普利策奖的《预产期》(一九八八),在日常生活中既有欢乐也有苦痛,既是喜剧也是悲剧,而无法加以区别。《也许是圣人》(一九九一)是泰勒第十二部长篇,完全合乎上列的发展。它从前面几本书里得到写作的力量;这就是《摩根之死》奔放不羁的家庭生活和《偶然的旅客》中的黯然神伤——泰勒比第二部任何一部小说都对宗教信仰的由来与其未来,研究得更为彻底。
《也许是圣人》的故事开始时颇为平稳,在六十年代中期巴尔的摩一条短短的、绿树荫蔽的小街上,那里住着都格及迪伊·贝德罗一家;都格是个中学数学教师,迪伊则是家庭主妇。他们的大儿子克劳迪亚为了结婚,中断了大学学业,婚后一个继一个生养小孩;丹尼是次子,中学毕业,如今在邮局工作;伊恩最小,还在中学读十一年级,是棒球队里有前途的投手。泰勒写道,“这就是有关于贝德罗家的一切。他们认为生活的每一部分,都完全使他们称心。这不是一个托词,他们真是这样想的。”
丹尼把露茜·迪安带进家里,他在工作时结识了她。有次她到丹尼坐着的窗口,寄一个保龄球和些什物的包裹给她现在住在怀俄明的前夫。有一个离过婚还带着两个小孩的母亲进入他们的家庭,并不使贝德罗老两口子耽心害怕。经过了几个星期的求爱,便结了婚。七个月后又养了个女婴。伊恩不相信这个小孩是丹尼的,但他还是设法换班照顾婴儿,使露茜可以得到休息,他开始想到她在旅行时对他的哥哥不忠实。在极大苦恼之下,他向丹尼诉说了他的怀疑。这引出了首次及以后多次的悲剧故事。伊恩招致了不为理智或常识所能减轻的内疚。
像梦游病患者一样,他读完了大学一年级,伊恩回到巴尔的摩,走过一家店面房子,挂着“第二次机会教堂”的招牌。他听到教堂里传出的歌声,意识到只有第二次机会才能拯救他;在祈祷时,伊恩站了起来:“祷告上帝使我从新做个好人,愿主饶恕我!”事后,牧师兴奋地告诉他,“耶稣知道人世的苦难,他帮助你做那你做不到的事情;但只在你试着不再犯罪之后。”
《也许是圣人》记录了伊恩赎罪的企图,以消除年轻时漏嘴说出的罪过。因为罪恶通常较受罚更为有趣,泰勒着重写她的英雄冒险及鲁莽所造成的后果,伊恩越是笃信宗教及自我牺牲,也越是与机灵和性的警觉分道扬镳,他好像是一本摊开的书,他不得不陷入泥淖。
泰勒搭救这个问题一法,大部分集中于这个泥淖,——围绕于她人物周围丰富而又搅混了的生活。伊恩的父母饶有兴趣而又反复无常的岁月与年俱增,以致有一天生性乐观的母亲突然对长久受苦的父亲说,“我们有这种超乎寻常的为难之事,而这些为难之事竟使我们成了庸庸碌碌之辈。这简直难以估量,我们不再是个非同寻常的家庭了。”伊恩为了要帮助养育三个小孩,终止了他的大学生涯,但他们常使他在许多时候感到为难,包括有次孩子们邀请其中一位女孩钟情的老师来家晚餐,因为她希望能爱他并与他结婚。
这种枝节而又疯狂的行动,不免使小说出现了空隙:伊恩,这也许是位圣人,最后却成了令人难以相信的了。但在小说完结之前,许多突出的人物都被写到,他们看到发生的事件都被记录了下来;耽惊受怕的孩子们,爱盘根究底的少男少女,幻灭了的成年,疲惫的老人。阅读安妮·泰勒此书的欢愉,在于聆听这群根本不同性格的,注意他们各个故事中所偷偷产生的可笑印象。论者说,“《也许是圣人》中的道德启示古怪得有类中世纪的挂毡:中间是比喻丰富的故事,而在另一边却有只猫在家庭耶诞晚餐桌上偷吃了一只牡蛎。”
Ann Beatte,WHAT Was MINE,New′York,RandonHouse,pp.237.Anne Tyler,Saint Maybe,New York,Knopf,pp.337.
西书拾锦
冯亦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