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在它的探索过程中不断积累的艺术经验，逐渐沉淀而为一种新的传统。新诗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这一传统，其作为优秀的艺术实践成果的汇聚，这一结论无庸置疑；但当它成为一种稳定的规范时，它所生长的保守性质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警觉。幸而新诗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有不同于逐渐凝固的主流诗歌现象的前卫探索相伴而生，这些先锋性的加入与冲击，遂成为有效的活跃因素激发着中国新诗的生机。
对于占据主流地位的新诗而言，这些新的探索流派或群体无疑具有“异端”性质。但是，正因为有种种的异质不断地产生与繁衍，中国新诗才有生生不息的艺术嬗变。要是我们不确认“异端”对于新诗建设性的贡献，我们等于默认了艺术传统的单一性是可取的。但艺术史和诗歌史的诸多事实告诉我们，大凡艺术繁荣的时代，总是由于艺术思想的宽容大度以及艺术流派的竞争并存造出的结果。
《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正是因此体现了它出版的意义与价值。它把自中国新诗诞生以来出现的、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现象作了一次总体性的整理。象征派诗群，现代派诗群，九叶派诗群，朦胧诗诗群，西部诗诗群，第三代诗诗群等等，这些诗群的归纳和展示体现了作者独到的判断。
这本辞典收集了自李金发以后一百二十九位诗人的四百零三篇作品和赏析。这些诗人的确定，大体说来是精当的。其间每个诗人所选诗篇的数目多寡，表明作者对该诗人地位的评价。这些数目的确定基本妥当，但如九叶诗群的穆旦入选四首，较之辛笛八首，郑敏七首、陈敬容八首，就显得少了一些。又如现代派诗群中的徐迟只入选二题，也值得斟酌。值得高兴的是，一些为读者所熟知的代表作，如戴望舒的《雨巷》、《我的记忆》，卞之琳的《断章》、《水成岩》，都受到重视而不曾遗漏。
开放的诗歌观念，使这本著作视野开阔，气势宏大。它并不寄望于它能为读者提供一首诗的唯一权威的解释；而是认为，每一首诗都能够为读者提供不同的机会，“每一个读者就是另一首诗”(帕斯语)。作者确认，对于具体一首诗而言，每一种全新的进入都是一种有价值的探索，而彼此意见的相近或相悖对于探索诗的阐释而言，其意义是同等的。
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得以在愉悦轻松的欣赏状态中阅读这本有趣的书，与阅读相伴的是一种美感的享受和知识的拓展。例如一般认为难解的“诗怪”李金发的诗，陈超的解读却是令人感到亲切的——“李金发的诗总给人以雕塑般的坚实简洁和现代画般的光、色的新奇组合”，论及他的《里昂车中》一诗时，作者指出它是“列车上捕捉的一系列‘印象’”。这就把一般认为难读的诗加以平易的导引，有利于这类诗人为更多的读者所亲近。又如当代朦胧诗运动中的一首著名的题为《触电》的诗，陈超以“严苛的自审”，“对自我的无情审判”等简洁有力的语言加以阐释，使读者一下子就能把握该诗的独特内涵。
《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不以表达著者对于列于该书的诗歌名篇的解读为唯一目的；更值得称道的是，它能够同时给读者以阅读品评方法的启示。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是不难理解的一首诗，陈超不仅启发如何把握该诗意义，而且把论题加以延伸，给人以阅读方法的导引：现代诗的阅读中找到该诗的核心意象是关键的一步，找到了这个核心意象，一切的疑难方可能化解。他指出，梁小斌此诗的核心意象是“钥匙”，这个词“无论从其表意还是隐义上来说，都是一个强烈的寻求关系的名词”，“我们感悟到的不仅是一代人寻找灵魂归宿和忏悔过往行动的简单思想，而是一种‘具象的抽象’的心灵图画。”类似的例子如对冯乃超《红纱灯》的导读：红纱灯孤单的一轮光环，“使全诗具有了聚焦点”，“时代的苦闷、狞厉，诗人的孤芳自赏，都被这个意象暗示出来了。正如列宾所言，‘色彩就是思想’”。
这本著作在它的众多篇章中，还凝聚着批评家对于特定对象的总体性判断。这些判断传达出作者扎实的理论素养和文学史知识。举例如废名，作者说：“废名的诗沉寂、古朴、神秘、晦涩。他既珍视直觉，又执迷于玄思，这就使他的诗牺牲了更多的读者。但评价一个人的诗歌，一定不是也不能以读者的众寡为尺度。诗就是独立自足的生命形式，它的能否存活，存活价值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它自身的素质。”这就从不同的视点，肯定了另一种艺术价值观。它对于读者当然会有新的启发……
(《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陈超编著，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八月版，9.00元)
品书录
谢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