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兵十万忽乘秋，西碛妖氛一夕收。
匹马不嘶榆塞外，长城起自玉关头。
君王别绘凌烟阁，将帅今轻定远侯。
莫道无人能报国，红旗行去取凉州。
神兵十万，一夕就把妖氛荡平，气可谓壮矣。历来选本都把它当作一首爱国主义诗篇来颂扬，却从未有人提出过疑问：所谓“米脂川大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首先，这是大民族进攻小民族的战争，而且是一次先小胜后大败的战争。史称：“元丰四年攻西夏，失败，筑河堤自大名至瀛州。”熙宁四年以来，宋与西夏在米脂河一带相持达十年(一○七一——一○八一)之久。元丰四年(一○八一)，宋乘西夏内乱，以种谔为帅，大张旗鼓，分五路进兵。《宋史·神宗纪》载：
是年秋七月，“大军进攻米脂砦。”
九月庚戌，“夏兵救米脂砦，<SPS=1723>延经略副使种谔率兵击破之。”
“辛亥，种鄂又败夏人于无定川。”
十月丁巳，“米脂砦降。”
王<SPS=0841>诗当即作于此时。实际上，此时战局未稳，胜负未分，王<SPS=0841>如此迫不及待地歌颂种谔，不是很奇怪吗？请再看一段记述：
“十一月癸卯，种谔至夏州索家平，兵众三万人，以无食而溃。丙午，高遵裕以师还，夏人来追，遂溃。”
仅仅一个月，这次战争就失败了，而且失败得很惨。什么“米脂川大捷”，原来竟是一个弥天大谎！
再说，祝捷就祝捷吧，调子又何必唱得如此之高？战争伊始，刚获小胜，就大唱赞歌，既颂种谔犹如万里长城，边防从此巩固，又希望神宗也像唐太宗为开国功臣魏征等二十四人造像于凌烟阁那样，给种谔立碑纪念，甚至还夸大其辞地宣称：“莫道无人能报国，红旗行去取凉州。”王<SPS=0841>此时身为银青光禄大夫，正神气得很，他为什么要如此肉麻地吹捧种谔呢？《宋史·王<SPS=0841>传》里透露出一点当时的真情。原来这次战争开始时，神宗想和稀泥，“欲新旧人两用之。”此时新派掌权，在台上，旧派靠边。神宗拟即日起用旧派首领司马光为御史大夫，撑持局面。王<SPS=0841>“甚忧，不知计所出。”他的同党蔡确点醒他说“陛下久欲灵武(地近米脂)，公能任贵，则相位可保也。”王<SPS=0841>喜，谢蔡确。不久，米脂初胜消息传来，他认为机会来了，于是立即开动宣传机器，大造舆论，使司马光一派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终未能应诏，而王<SPS=0841>的相位果然保住了。尽管这场战争是以失败告终，但王<SPS=0841>适时地利用战争初胜，写诗祝捷，这不能说不是他在政治上的一个大胜利。可是，话又说回来，拨开云雾见太阳，王<SPS=0841>这首替种谔喝采的诗原来只是一首十足的派性诗，而这又有什么值得称颂的呢！谁不知道宋是一个积弱积贫的国家。赵匡胤自夺得政权后，就不断在掌握兵权上动脑筋，他的一个妙策，就是把各地驻军将领调来调去，因此造成一个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局面，加以财政枯竭，军费不足，弄得兵将都各自忙着跑生意，赚钱去养一家老小，军队根本没有战斗力，往往一触即溃。王<SPS=0841>这首祝捷诗，也不知说了多少假话大话空话！什么“将帅今轻定远侯”，“红旗行去取凉州，”不过是自欺欺人、自吹自捧罢了。要说“浮夸风”，王<SPS=0841>可以够得上称为善作浮夸的太上老祖了。
如此说来，历来选家都把这首派性诗加上爱国主义的美名，恐怕也就值得商榷了。何况这又明明白白宋是乘人之危侵入西夏呢。
读书献疑
洪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