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二十四岁的帕特里克·亨利绑架了一个放学回家的八岁男孩，企图索取一百万法郎的赎金，敲诈不成便把孩子扼死在一个旅馆的床下，一年后他被判处无期徒刑。现在他已服刑十五年，完成了他所谓的《回忆录》，写信给各大出版社要求出版。今年五十四岁的吕西安·莱热，曾于一九六四年在韦里埃勒树林里杀死了一个十一岁的男孩，他在入狱之前就喜欢撒谎吹牛，现在也写了一本书《我沉默的代价》，指望一举成名。但是出版商们不愿意和这类十恶不赦的凶手打交道，他们或是拒绝看手稿，或是看了也不予出版，因为受害者的父母亲属都在法国，他们不想由于出版后可能引起的后果而负道义上的责任。不过对国外的这类“作品”就另当别论了。雅克·贝尔丹化了五万法郎，从旧金山的一位书商手里购得了《一个凶手的日记》的法译本版权。该书作者热拉尔·沙埃菲曾在佛罗里达杀害并肢解了两个姑娘，并且涉嫌强奸和杀死三十四名妇女，因而被判处长达二百一十六年的徒刑。为了谨慎起见，贝尔丹拿着手稿去请教法官伊夫·勒穆瓦纳，法官不仅不以为怪，反而欣然同意为该书撰写序言。
美国的一些出版商则无所顾忌，早已把道德置于脑后。七十年代纽约有个杀人狂达维·贝科维茨，入狱后出版商们不惜重金，花了几百万美元约他写《回忆录》。美国国会担心此举会助长犯罪势头，便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杀人犯把自己的罪行写成小说或改编成电影电视。但纽约西蒙和休斯特出版社却派出一名能言善辩的律师，向最高法院指控这项法案违背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美国宪法中关于表现自由的条款，从而迫使该法案不得不加以修正，即允许出版这类作品，但所得版税应归受害者家属，如果家属不要，罪犯本人在五年之后可以领取。所以无恶不作的大流氓亨利·希尔因描绘他的罪行的小说和影片《不法之徒》而获得的数十万美元，被法庭判给了“纽约罪行受害者协会”；杀人犯马尔克·夏普曼接受一家杂志的采访所得的一万美元则被冻结在帐户上。有些例子更令人啼笑皆非：比利·米里根在一九八一年强奸了四名妇女，精神病科医生的诊断结果是他具有二十四种不同的人格，使他得以受到治疗并恢复自由，不久前还被想把他的罪行搬上银幕的导演詹姆斯·卡姆隆高薪聘为技术顾问。杰克·亨利·阿波特从十二岁起就盗窃、抢银行，在牢里还杀了一个同室的犯人，因此直到三十七岁那年才暂时走出牢门。由于他对防守严密的各大监狱都了如指掌，因此当他得知小说家诺尔曼·梅莱在写《刽子手之歌》时，便毛遂自荐充当顾问。梅莱把他提供监狱情况的信件于一九八一年结集出版并为之作序，结果大获成功，而阿波特本人却又因被控用匕首杀死一个年轻的男演员而被捕，他入狱后居然又发表了一本新书《重返》，那位男演员的遗孀现在正等着索取他的稿酬。
最令人发指的要算“吃人肉的日本人”佐川了。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一日，三十二岁的佐川正在巴黎，他把二十五岁的荷兰女大学生勒内·哈特韦尔特引入了自己位于十六区厄朗瑞街的宿舍，伺机把她一枪打死，用刀肢解后吃了几块，将其余的肉放入冰箱，把骨头架子扔进了布洛涅林园。精神病科专家们认定他杀人时大脑发炎，处于“疯狂状态”；根据刑法第六十四条，他被免于起诉，回国后在东京一家医院里作为“普通病人”呆了十五个月便恢复了自由。日本医生金子发觉他的法国同行们诊断有误，其实佐川的大脑并未发炎。渴望成名的佐川如愿以偿，忙于接受记者们的采访，津津乐道他在用平锅煎勒内的乳房时性欲亢奋等令人作呕的细节。小说家唐十郎在访问他之后所写的《佐川来信》于一年后出版，被誉为日本文学的“杰作”并获芥川文学奖。随后影视编剧、戏剧导演、报刊主编和出版商都群起效尤。佐川本人自然不会坐失良机，第一本书《在雾里》就发行了三十万册，封面上赫然写着“勒内……是我从未吃过的味道最美的食物。”以后他又接连写了三本书，就吃人肉这个题目高谈阔论。这个吃人肉的恶魔现在成了畅销书作家、影视界的明星，不久前还应汉堡电视一台的邀请访问了德国，当然他不敢去受害者的故乡荷兰，也拒绝在他作案的法国发表“作品”。
法国《读书》杂志提醒那些利欲熏心的人想想著名的凯里尔·谢斯曼。他在洛杉矶的一个公园里强奸过许多妇女，被判死刑，曾一度靠着写“回忆录”而闻名全美，因而被缓刑八次，但他的宣扬罪恶的书最终激起了公愤，法院在舆论的压力下处死了他。这些书一开始曾救了他，使他名利双收，但最后却又送了他的命。
远眺巴黎
吴岳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