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石言组织写作了《陈毅传》，但他对此传不甚满意。在回答《作家通讯》关于“创作计划”的问题时，他透露自己还打算另外写一、二部关于陈毅的作品，因为“陈毅和毛、周、刘、朱的关系中，包涵有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建党建国的某些基本的经验教训，十分珍贵。《陈毅传》没有能展开，这是很可惜的。”
报刊用语的时代性
关于报刊文章语言的示范性，不少新闻学术刊物都有过许多分析。七月二十四日的《华声报》又在“每周一谈”中提出，“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往往带有鲜明的时代痕迹。”“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新时代。特别是由于提倡建设‘两个文明’(精神文明显然包括语言美)，报刊上的用语、人们交往中的用语通常就变得较为务实、祥和了。”有的语言，人们一望而知，带有某一时代的特征。例如今年七月被有的大报刊载和转载的一篇言论，“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就是通篇充满了刺耳的‘文革语言’)诸如，最为阴险’、‘最为卑鄙’、‘心怀叵测’、‘无赖’、‘比毒蛇还要毒’，‘非搞臭不可’等等，令许多读者吓了一跳，不知天下已发生了什么事。”“文章是批驳‘谣言’的，但作者并未说明究竟是什么谣言，何以如此可恶”，所以，读者看了“颇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感”。笔者以为，“戳穿谣言的最佳办法莫过于用事实说话， 彻阐明真相”。“可惜该文作者并没有这样做，反而求助于虚张声势，臭骂一通”，”与当今的时代气氛很不协调。”“此风不可长”。
国际文化理论
研讨会的信息
年初在杭州召开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外文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关于中外文化关系的研讨有两个特色，即特别注重中国与南朝鲜、菲律宾、印度、新加坡等国的双向文化交流；不仅讨论近百年来西学的“输入”，也讨论汉学的“输出”。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及周边国家的深刻影响与结果，与会者听到了许多新鲜的经验与信息。
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由于与现实和未来社会发展有关，发言十分活跃。《杭州大学学报》归纳有四种不同意见：季羡林先生与部份代表颇有信心地认为，东方文化有可能在二十一世纪逐步取得优势；部份代表则认为中国伦理道德中的精华部份对解决现代社会的各种道德问题可以发挥一定作用，如可使“社会主义富有人情味，在外来生活方式面前保持自己的优越性”；也有些代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仅能起很少的辅助作用；个别代表则认为，只有彻底革新才有出路，希望在弘扬传统文化优越性的基础上，汲取近代思维模式中重经验实证、重分析解剖、重微观精确和集约规范等方面的长处，创造一种新的现代思维模式。
众说纷纭论批评
今春以来，关于文学理论批评先后召开过好几个有全国影响的研讨会，主要有：山东《作家报》“如何进行健康的文学批评”座谈会，北京大学“中国当代理论批评的现状与未来”研讨会和两报两刊等单位在成都召开的全国文艺批评学术讨论会。会议综述和一些论说批评的文章先后载于报刊。
对近年文艺批评现状的估价，大致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认为“不很正常”，“有走向非审美的趋势”。如“把复杂的文学问题简单化”，“把文学批评变成了政治批判”，甚至“有种给创作方法划分阶级成份的做法”，“从门户之见出发以权势压人”，“只具批评他人的勇气，而无自我批评的胸怀”，“被批的人只能挨批不能发言”。(作家报)。对当前评坛弊端还有以下一种概括：“非建设性甚至非善良的动机和目的；缺乏平等意识的居高临下的粗暴裁决”；脱离艺术辨析的权力或准权力强加；不顾原意甚而制造原意的歧解、随意引申、联想及宣判；陈旧观念和语汇的罗列以及恶劣的文风，等等”(《文学评论家》)一些认为近年文学批评发生了明显歧变的批评家指出，是“表面上‘唯上’、实际上‘唯己’的极左思潮远未清除”使“文学批评明显地失却了应有的严肃性和科学性”。
与上述看法不同的意见认为，近年的文艺批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排除‘左’右干扰，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特别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持此种意见的批评家认为，当前评坛存在的问题是“一些批评家不深入研究创作实际，从西方批评理论的观念出发，铺张厉陈，不着边际。一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论者，有时也不同程度地脱离作品实际，泛泛而谈，立论不够扎实。”(文艺报)
许多批评家提倡健全批评家的自身人格，“不唯上，不唯己，不唯友，只唯实”，“要有以自戒，一戒无原则吹捧，二戒党同伐异，三戒随风偏倒，四戒攀附，五戒‘大字报、大批判’式的文风和学风”。
(作家报)(白烨)
“学院式批评”的提示
开展“学院式批评”(或称“学者化批评”)是北京大学“中国当代理论批评的现状与未来”研讨会上许多学者提出来的，其意在于面对文学批评中的不正常状态，通过批评的自身调整，使其走向科学化。他们认为，净化文学批评的治本措施，有赖于文学批评界的学者化进程。只有把批评建立在严肃的学术环境和氛围中，减少其盲目性和随意性，文学批评才能真正具有独立的科学品格和严正的学术立场。
根据已经发表出来的意见看，“学院式批评”(或“学者化批评”)的要义在于：把文学批评看作一门专门化的学科，使批评家具有学者化的学科训练，使文学批评真正具有独立性、自主性、创新性和权威性。有学者把“学院式批评”作为九十年代的时代精神和批评来看待，把其特征概括为：它是一种批评的学术倾向和理论意识，是一种批评的革新精神，是一种批评的话语和风格，是九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策略等。(白烨)
推进改革的政策 应有法律评价
关于立法与改革的关系，学者主要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推进改革的方式是不是都要立法；二是以法推动改革时，应按何种思路立法。汪毓在《法学》一九九二年四期发表《立法条件的论证》，论述了“改革”与“立法”。文中特别指出：“凡是用来推进改革的政策，都应得到法律的评价。政策的法律评价包括四点：一是政策是否与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相抵触；二是政策是否最终可以借助于法律规范来推广；三是政策所造成的负效应是否能得到法律的控制；四是政策是否是按法定程序制定的。”
“现代市场经济”
中新社向海外传发的消息，用较大篇幅报道了世界观察研究所在京举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研讨会”。会上，我国三十余位经济学家异常活跃地竟相为市场经济催生，认为经济理论界更须清除“左”的影响，使“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在理论研究、报刊宣传中得到肯定。
童大林提出了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新见解。大陆一些报纸在转发中新社的会议报道时，采用此提法作了大字标题：《大步走向现代市场经济》。
童大林认为，在当代，由于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的高度发展，商品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因而可称为“现代市场经济”。这些新特征是：信息化、金融化、知识化和全球化。在谈到知识化时，童大林解释说，这“是指新产业革命发展过程中，物质产业、知识产业、经济网络(目前称为第三产业)正在构成现代市场经济的三大部类。知识产业将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
在谈到股份制“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支撑点”时，童大林为了澄清各种不同看法，专门引用了马克思于一八五八年四月二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出的一个命题：“……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他说：“这句话可以不用括弧地说，股份资本是导向共产主义的最完善的形式。”
经济理论界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已有十余年之久。见诸正式文件的提法先后有：“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以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今年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些与会学者认为，这不是简单的概念之争，而是涉及了不同的改革目标、模式，不同的选择。部份学者建议，为了避免今后再扯出姓“资”姓“社”之争，不如干脆去掉“社会主义”四个字，就提“市场经济”。童大林便是此种意见的支持者。(路)
兵法经营
中国管理学界涌起的“兵法经营”热，是近年继企业文化热之后，又一个管理学热点。
兵法经营热是传统文化色彩浓厚的儒家文化圈独有的现象。其肇因则在于谋求一种传统与现代经营管理融合的新型管理模式。最早则是日本及东南亚国家的儒家资本主义模式，依靠“半部《论语》治天下”；其后则是对《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的开发利用；现在则以推崇《菜根谭》为表现的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发掘与认同。不仅谋求以儒家论理为纲目，以古兵法改造经营管理，而且谋求与传统文化的认同，以提高企业家自身的修养与素质。
以往管理学研究的各种理论，可说都是“实力派”的。其基本原则是通过各种新颖有效的管理手段，提高经营水平，最终以实力压垮竞争对手。但它们不仅在应用中产生了一些问题，而且出现了“理论盲点”。这盲点在于经营者并非都是“君子人格”，因而不可能在经营时都采取正规且合乎道德的“君子经营”。而“兵法经营”则正是针对这个“理论盲点”发展起来，更侧重于经营中必不可少的谋略。相对于“实力派”来讲，兵法经营理论是“谋略派”的，虽然兵法讲究“兵不厌诈”，但用兵从来也是不抛弃正义与道德的，只是它更面对变幻莫测的现实，更能掌握胜算，取得经营的优势。
现代经营管理的原则最早就是在军队取得应用的，现在的兵法经营只是这种应用的一种延续与再生。它不仅反映出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与军队有本质的相似之处，而且反映了目前世界企业经营管理的一种现实：企业(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企业)组织管理的“硬件水平”已相差不大，企业竞争的关键则转向“软件水平”的高下。此时，“中国古老的智慧”——兵法就显示出新的价值与意义。(达非)
综合性研究的开展
在中国建立社会形势监测模型，对社会形势进行综合性研究尚属空白。中国社会科学院今年筹建了“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将在年底拿出《一九九二——一九九三：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总报告和分报告，并准备今后每年出版一本书。
进行这项大型综合性研究，难度很大。过去，解释社会形势，能依靠的只是政府的文件。现在，改革中的社会变化剧烈，地方化趋势的发展，区域、行业、社会群体间的差异日益加大，出现了种种复杂社会现象。这样，仅靠政府文件已无法解释。由于当前市场发育尚不成熟，没有可利用的市场指标；而各种随机因素又太多，影响中国变化的自变量难以掌握。现在能做到的，是根据目前的格局和社会热点问题，做可能性预测，据此给政府提供采取某些保险性措施的建议，防范社会危机产生，改进社会管理。
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追求整体的社会发展，是现代化过程中达成的世界性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一九八七年就开始研究社会指标体系。一九八九年又开始对中国社会发展进行综合研究。法学所、政治学所、人口所、民族所和宗教所也分别累积了本专业有关社会形势的研究。这次大型的综合性研究，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
(谭深)
浦江清佚文
著名学者浦江清之子浦汉明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文教资料》一九九二年二期上发表文章，称清理查寻出浦江清先生二三十年代分别以“<SPS=1389>”、“<SPS=1389>永”、“君练”、“君”、“微言”、“疆青”为笔名的佚文。这批佚文包括《论王静安先生之自沉》、《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殷墟甲骨之新发现》等等，计有作家评述、人物纪念与图书评论四十余篇。内容涉及文学、艺术、语言、历史、考古、宗教、民俗多方面。浦汉明认为：“在当时，热心于文化评论的年轻人，以清华师生为主体，有着大致同道的一群……在现代文化批评史上，他们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是值得研究的。”
文学“新时期”的终结
文学的历史转变成为不可阻遏的趋势，“新时期”的神话已经讲完——这是文学界许多中青年学者的共识。但对现状的剖析，角度和结论却大有不同。陈晓明在文汇报以《“新时期终结”与新的文学课题》为题指出，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经济增长与‘文化失范’构成了不太协调的文明情境。经济实利主义上升为社会的主要价值取向。文学无法以意识形态为历史轴心构造社会化热点。他认为，“新时期后期”的文学现象的共同倾向是：“文学写作不再具有社会‘中心化’的实践功能，它们不再讲述‘大写的人’的故事，人物变成角色、符号或‘小写的’个人”，“他们身上的历史、文化、精神之类的灵光圈已经基本消失”。文章认为，作为当代文学危机的直接表征，“先锋派”的实验探索预示着中国“新时期后期”极端的文学流向，标志着当代文学达到的一个片面的艺术水准及面临的困境。它的形式主义倾向过于严重；“文化过剩”在这里表现为“语言过剩”；它们大多从外来作品和历史传闻中攫取动机。这种远离现实的实验难以持久。
步入九十年代，一种常规化和新的综合形势正在形成。“文学将趋于成熟，也更接近寂寞”。作品的显著特征在于重新写作个人的心理自传，而“个人的心理经验又与时代的巨大变动相融合”。有的作品在多声部对话中流宕着古典性的抒情意味，写出了当代文化失败主义的真实情境。
另有一些学者认为，“新时期后期”的文学现象十分复杂，不宜作简单的结论。陈文仅是一家之言，希望能有机会各抒己见。
电脑写作有扩展之势
最近，七十八岁的老作家徐迟正在进行一项浩大的电脑工程：每天以三千到五千字的速度，把十卷本的《徐迟文集》输入电脑。他的长篇回忆录《江南小镇》就是用电脑写成的，被他称为“用彩色光在屏幕上写作。”他说，电脑并没有影响我的思维和感情，往往就在我想着什么的时候，或在我感情激动地敲计算机键盘之时，它以接近于光速的速度，就将我的思想感情显示在屏幕上，比我写一个一个的字要快得多。
另一位七十六岁的老作家马识途只学了半个月，就基本掌握了汉字输入法。一年来，已写了一部五十万字的小说和十几篇短文。现在，他顺利时一天可写五、六千字。马识途风趣地说：“电脑写作的最大好处，是解放了帮助抄稿的夫人。”
据悉，目前中国拥有个人电脑的作家、评论家、翻译家约有一、二百人，其中多数是中、青年，不少人感叹：“不用不知道，一用真奇妙！”目前，电脑写作似有扩展之势。
(据《作家通讯》)
中国婚姻史新篇
引起婚姻史家关注的跨海婚姻，最近已成如火如荼之势。据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初步统计，近年已有一万多对两岸联姻。一九九二年，台湾方面宣布自元旦起，每年开放二百四十名大陆配偶入台定居后，这个通婚热又持续升温。
台湾报界连续报道跨海鸳鸯们的动人故事。梁天柱以此为内容，在《华人》杂志连载长篇纪实，报道两岸通婚现象大观，“引子”中说，台湾和大陆“男士和女性”这两大社会族群的感情世界里，似乎突然增加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篇纪实的“编者按”提出的导读问题是：在两个不同社会制度下成长的青年男女，相识、相处、相知及相恋，会有怎样的心路历程和心灵碰撞？金钱是唯一的催化剂吗？两岸通婚现象在社会上将激起怎样的涟漪？一个冰封的政策是怎样突破的？
由于两岸“三通”未通，政策所限，跨海联姻终获团圆的还是少数。种种不合理现象，导致两岸再次出现亲情悲剧。此文作者写道：“民间的需求和呼声直叩决策者的大门。这是一场人道向权力的挑战。”
台湾书市种种
去年，台湾一百种畅销书排行榜，文学类图书约占三分之一，真正属于纯文学的很少。强度流行的畅销书，退潮亦快。如《军中笑话》、《飘》的续集；借助影视传媒的强势，使原著风光一时，如《赛金光》在电视上映二十天内就再版十三次；解答生命困顿、寻找生活方向的“实用”文学书独领风骚，愈演愈盛，如《为自己活》、《身心安顿》、《在沧茫中点灯》等，书名点出了读者需求这类书的因由；随着台湾政治的解禁，《沉尸·流亡·二二八》、《谢雪红评传》等讨论禁忌的传记文学和个人回忆录越来越多；传记已不再是名人的专利，更多平凡者在大时代下的小故事也被关照。有人认为，传记书的“民主时代”来临了；公众人物(歌星、新闻主播等)出书成风，有的成为文学书榜的新星；怀旧情结渐被出版商有意识运用。一些内容与印刷品质都十分怀旧的书，如《未央歌》、《阿Q正传》、《蛹之生》等又“还魂”热销起来；许多作家在呼吁广义的“环保”，溯源旧时空的人文环境关系。但这些书创作费力大，反馈已成反比，成为较被忽略的一个出版点。
据《新闻出版报》
奇特的聚会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在莫斯科豪华的工会大厅里曾审讯过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把他们视为“人民公敌”和“希特勒的代理人”。五十六年之后，今年五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一次奇特的会议在这里举行，与会的数百名代表都是作家和历史学家，而且都是集中营的幸存者。有些是在法西斯德国的集中营里，在被红军解放的当天即被送往“劳动营”，有些来自前苏联的俄罗斯、乌克兰等地的“劳动营”，他们大都是“人民公敌”的子孙，例如安东诺夫—奥夫申科的父亲曾于一九一七年一月七日占领冬宫，是布尔什维克的著名领导人，但在一九三八年被枪决。更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是让—勒内·肖万，他于一九四三年被盖世太保作为托洛茨基分子逮捕，在各个集中营里转来转去，最后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被关押到一九四五年六月。法国《文学半月刊》今年六月份在报道这次各国流放者的聚会时评论说，历史似乎“象澳洲土著使用的飞去来器。”(吴岳添)
适得其反的效果
法国教育部去年推出改革方案，主张取消中学里的希腊语和拉丁语课程，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古典文化的捍卫者们更是义愤填膺。结果是不但方案化为泡影，法国今年反而兴起了一阵古典热，出版的希腊文和拉丁文丛书印数倍增，销路看好；研究古典文化的教授们现身说法，如鱼得水；法国《读书》杂志还详细介绍了地中海沿岸新发现的古希腊罗马遗址，建议读者去参观旅游，总之，弄得法国今年的夏天分外热闹。
有学者认为，要不要取消中学里的希腊语和拉丁语课程，自然是法国人的事情。不过这个方案会遭到如此强烈的反对，倒是应了法国的一句成语：禁果分外甜。其实在当代社会里，想必也不会有多少人对这两种古老语言真感兴趣，如果改成选修课，学习者恐怕寥寥无几。然而一旦下令禁止，便物以稀为贵，这两种早已消亡的语言反而身价百倍，时髦起来。伊甸园乃是乐园，有的是奇花异草、美味鲜果，若不是上帝明令禁止，亚当和夏娃也许不一定会注意到智慧树上的那个禁果吧。(吴岳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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