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下旬在飞滇之前，我一边往手提箱里装牙膏衬衫，一边就在琢磨着这个该带什么书的问题。我选了一中一洋。洋的是一位英国友人刚寄来的一本有关乔伊斯的新著，中的我选了竹林的《呜咽的澜沧江》。这是一本描述上海知青赴云南西双版纳参加兵团的小说。半个多世纪前修筑滇缅公路时，我也曾跨过发源于西藏途经云南而注入东南亚的那条名河。竹林这个长篇小说我曾粗读过，一直认为值得再读一遍。于是，它就成为我今番滇行中的伴侣。
这部长篇最早于一九八九年发表在第十四期的《小说界》上。听说广州花城出版社正准备出大陆版。此行我看的是台湾智燕出版社的一九九0年版。全书分三十一节，共480页。
竹林是以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起步的，是八十年代我国文艺界涌现出的几位既有才华又刻苦勤奋——而且安于寂寞的青年女作家之一。她先后出了《心花》、《苦楝树》、《晨》、《蜕》、《地狱与天堂》等十几本长篇和中短篇集子。她的短篇小说《网》、《过了清明花好不好》以及《并不可怕的女教师》曾于一九七九年被译成英文。她是新时期献身文学事业的一位青年女作家。
初读此书，我曾以为这只不过又是一本以知青为题材的长篇。的确，书中的主要人物都是由上海去云南参加兵团的知青，然而这次重读它，发现它的内涵远远超出知青生活的描述。小说以陈莲莲与龚献之间悲剧性的恋爱为主线，通过这批知青在兵团中种种骇人听闻的遭际，揭示出一些当权者在革命旗帜的掩护下，以革命的神圣名义，干下骇人听闻的勾当，践踏了最起码的人权。由于故事发生于十年动乱期间，《呜咽的澜沧江》也可以说是对“文革”那场浩劫的反思和批判。书中刻划了龚献、孙耀庭、何士隐、李凯元等青年远离父母，在特定的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接受改造期间各自的精神面貌。有的既来之则安之，有的则望着蓝天、绿树和远岸，灵魂日夜感到不安。龚献则不断用马克思主义真谛来对照兵团领导的所做所为，进行反抗。知青们自称是“蚂蚁”，而称掌握改造大权(最关键的是先放谁回城)的团部领导为“太君”或“两只脚的禽兽”——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招牌，干的是惨无人道的勾当。书中描绘的李凯元活活被打死，以及团部广播员露露被衙内小李和副团长轮奸后怀孕以至分娩的情节，最为惊心动魄。在神经错乱中，她竟偷偷把婴儿煮了，瞒着让大家吃了。露露原是一个容貌秀丽、口齿伶俐的姑娘。尤其感人的是她有一副侠义心肠。当她看到“权力野兽”扑来时，她赶紧丢给莲莲一根月经带，使她逃开一场灾难。“太君”们手里曲王牌就是“招工表”，他们掌握知青们回城的大权。也就掌握了他们的命运。这些“权力禽兽”还有一套从林彪那里领来的理论挡箭牌，就是所谓“大节”和“小节”。因而，只要把语录背得滚瓜烂熟，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呜咽的澜沧江》对文革时期的“假、大、空”，揭露得淋漓尽致。这主要都是通过几个知青的一些“歪话”表现出的。如说“真理都是经过梳妆打扮的。黑与白，好与坏，善与恶，香与臭——统统不过是这光辉所到之处一切色彩缤纷的橡皮泥，可以被人随心所欲地捏成方的或圆的。”在政治生活中，“要紧的是别人怎么想，怎么看待”。小说描写这些知青对于走过场的政治学习大多持有怀疑以至反感，认为“大概听到的真理太多了。所以当它无论在什么地方，以什么面目出现时，我都只能向它投去疑惑的一瞥，同时傻呼呼地张着嘴巴，对它的召唤不置可否。”
干部出身的龚献是个有理想，肯动脑筋，不人云亦云的遇罗克、张志新式的人物。“文革”初期，自从他目睹童年女友(翘翘板上的姑娘)竟然用皮鞭去打自己的生父，他就开始对“四人帮”那套“造反精神”产生了怀疑。他笃信马克思主义，但他不认为要革命就得否定人性，也不认为人只有阶级性。
从搭窝棚起，龚献同莲莲之间就有了感情。莲莲一直为他那精神力量所吸引。“四人帮”倒台后，他们本可以结合，莲莲又由于误以为自己染上了麻疯病而坚决拒绝了他的爱。龚献最终由于反对“两个凡是”而被判为反革命分子并被处决了。
“文革”中，我也曾目睹过这样的一幕惨剧。女的(博物馆解说员)由于被人从抽屉里翻出一张拥护刘少奇的大字报被枪决了；接着，男的(出版社编辑)因精神压力太大，也跳了楼。在公检法全面瘫痪的日子里，人间这类悲剧不但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屡见不鲜。
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我曾在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过三年多。一九六九——一九七三年，我又在湖北咸宁蹲过三年半的五七干校。《呜咽的澜沧江》之所以吸引我，可能是由于它唤起了我不少痛苦的回忆，也勾起当时我的一些感触。这部作品以令人惊心动魄的情景反映了那段生活的纪录，无情地揭示了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改造”会给被改造者的灵魂留下了怎样的阴影。
不言而喻，知青同五七战士之间的共同点是很多的。首先，下去都是为了接受改造。因而，下去之后就有了改造者与被改造者的区别。王牌都在改造者手里。平时是工种的分配，最终，他掌握着回城大权。小说里所描绘的为了回城而在劳动中争当标兵的情况是普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兵团与干校在一点上是不同的。知青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而五七干校则既有少壮也有老弱病残。一到干校我很快就发现，工种的分配不是按体力强弱，而是看政治情况。我那时已六旬出头，而冯雪峰同志还大我许多。我们连借我去旁的连劳动时，竟交代“此人能扛二百斤”。挑石修桥可是重活，我亲眼看见雪峰同志一连挑了好几天。
我们那干校并没发生过莲莲那么惨的悲剧，然而仅我所在的那个山头，改造者凭手中之权奸污女被改造者就发生过远不止一回。有的女同志为了但求早日回城，隐忍下来。也有的就豁出去公开抗拒。我至今仍佩服大队一位小通讯员。当一场奸情被他赤裸裸地撞上而那位改造者向他屈膝，求他给隐瞒下来时，他毅然拒绝了。
小说中描写用功的知青偷看点书就被斥为“白专道路”，使我记起出版社一位搞古典文学的五七战士，利用工余时间悄悄写点卡片，竟因而被拉出来，成为“走白专道路”的活靶子。
《呜咽的澜沧江》对那种“主与奴”式的改造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苔。那样的“改造”只会把人变成鬼。它会扭曲人的本性，泯没人性中的善良，鼓励矫揉造作与虚伪，强化人与人之间的等级，歪曲并丑化革命，从而达到与“改造”正相反的结果。
一九九二年五月三十日于西双版纳
萧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