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的故事》和《乌托邦诗篇》都是以作家的生活和写作为其表现内容，而且，作品的着力点都是在于不同的作家是如何处理理想、生活与写作的关系，并如何由此而显现出他们不同的生活道路和写作方式。
作家之中其一是“叔叔”们，即那些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在反右运动中横遭摧折，沉寂二十年之后称雄于文坛的一群。聪明过人的王安忆，在《叔叔的故事》中揭示了他们生活和文学中的悖谬。在他们沦落于社会底层的时候，他们所接受的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使他们沉浸在心灵的幻影之中：只饮鲜血拒食腐尸的鹰，流放的十二月党人和自愿追随他们一道受苦受难的妻子以及纯朴的乡村姑娘；但浪漫蒂克的理想，在严酷无情的现实面前却黯然失色，他们为求得最起码的生存而被粗糙平庸的环境磨平棱角。天回地转之日，他们作为蒙难者赢得了社会和文坛的尊敬。但是，在这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眩惑后面，昨日的苦难的阴影却仍然在蔓延，并最终跳将出来，将他们的欢乐和陶醉击得粉碎。在这里，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学与生活的联系发生了裂痕。当叔叔们企图用浪漫的花朵装点苦难的时候，他们其实正在放弃心灵的堤防，力求向最粗陋、凡俗的底层社会认同；当他们成为文坛骄子的时候，他们以为生活最终给他们以厚爱，却未曾想到现实的力量会随时摧毁他们的良好心境。作为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他们是彻里彻外的理想主义者，但他们的理想，却不但难于行世，而且连他们自己都拯救不了，多少年寻寻觅觅，一朝幻灭，其痛苦可想而知，其摧折人心，恐怕远胜于当年的“右派”生涯。
但王安忆未必能体会到这一代人的真实情感，她只是依其观察和猜测去勾勒“叔叔们”的心灵历程，而且是特意地拉开距离，站在新一代作家的视点上去叙叙“叔叔的故事”。如果说，叔叔们一代作家，总是在幻想和表现为理想主义光芒所照亮的生活，以理想——生活——文学为人生三角，那么，在作品中以叙事人出现、并时时与“叔叔”作自觉对照的，则是以游戏——生活——文学为基本态度的新一代作家。叔叔们是在饱经生活磨砺之后诉诸文学的，故事叙事人“我”所属的一代作家呢，却如作品中所言，是一群以人生为游戏的青年人，“世界和人都是为我们的审美而存在，提供我们讲故事的材料。生命于我们只是体验，于是，一切难题都迎刃而解，什么都难不倒我们。我们干什么都是为了尝尝味道，将人生当作了一席盛宴。我们的人生又颇似一场演习，练习弹的烟雾弥漫天地，我们冲锋陷阵，摇旗呐喊，却绝对安全。”对世界的本质的思考，对人的终极关怀，这些被前辈作家们视作是为人为文之本的问题，对于这些年轻作家来说都没什么意义。他们一反以生活现实为前提、把文学视作生活的投影和折光的常规，把写作当作个人的真实生活，世界和他人则只不过是她们构建自己的艺术迷宫的材料而已。
《叔叔的故事》就是依照这种方式构建而成。与其说“我”在一本正经地讲故事，莫如说“我”在时时处处自鸣得意地眩耀“我”的编撰故事的能力，“我”的聪明才智，“我”的由于“叔叔”的沉重而执着的同时也是痛苦不堪的人生之存在而越发显其轻松潇洒、游戏人生同时也游戏文学的顽童心态。
是的，八十年代后半期的中国文坛，的确有这样一群顽童。写《虚构》和《拉萨的三种时间》的马原，写《迷舟》和《褐色鸟群》的格非，写《河边的错误》和《难逃劫数》的余华，写《访问梦境》的孙甘露，等等，他们对于故事的讲述方式比故事内容更为关注，他们对于文学的虚构性比文学的写实性更感兴趣，他们对于文学的技巧层面比文学的意义层面更富于探索和尝试的激情。他们对于文学的游戏态度，毋宁说是他们以异于前辈文人的创作姿态，对文学的性能和机制作创造性试验。这种试验，由于其严格的限定而步履艰难，同时也遭到种种误解和指责，尤其是当作家摆出一副玩世不恭和虚无主义的作派时；但它给文坛带来的艺术变革之新风，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而且以此作为新一代作家的标记。
王安忆对他们的批评则来自另一方面。她觉悟到这一代作家的生存困境：他们显然是挣脱重负、快乐逍遥的一群，但他们的写作生涯，又因此进入一种悬浮状态，生活于文学的幻境之中，失却了人生和艺术的真正分量和真正体验。叔叔们的故事固然沉重和滑稽、悲剧和喜剧交织缠绕，但毕竟渗透真的血泪。
比起《叔叔的故事》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者，《乌托邦诗篇》中的“我”更合乎王安忆的情形。这里的“我”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她关心现实，认同现实，既以功利主义的态度对待文学和人生，想在这两方面都能做得好一些，不断有新的成功和收获，又以女性的善良的温情的目光关注着人生世相：感叹时光的“流逝”，琢磨“人人之间”的奥秘，关心生活于“一千零一异”中的“庸常之辈”，也被“舞台小世界”里“歌星日本来”所吸引……这种对生活的热情和认真，不同于那些游戏主义者。他们不只是王安忆所独有，而是南方都市中的女性作家范小青、程乃珊、池莉、黄蓓佳、陆星儿、方方等人的共同禀赋吧。
《乌托邦诗篇》中的“我”，讲到对于一位台湾作家的思恋。那位台湾作家(是否以陈映真为原型？)，以其独特的对待人生和文学的态度与“我”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与他的区别在于：我承认世界本来是什么样的，而他却只承认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以顺应的态度认识世界，创造这世界的一种摹本，而他以抗拒的态度改造世界，想要创造一个新天地。谁成谁败，可以一目了然”。
由此，便出现了与《叔叔的故事》截然不同的两种写作方式。王安忆式的，可称之为“生活流”小说(我总想用“生活流”一词取代被使用得过于宽泛因而变成一个杂品袋的“新写实”)，那位台湾作家呢，对于我们则几乎是前所未闻的，他是为了神圣的爱，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和抗拒人世的邪恶和不平而生活和写作的。王安忆笔下出现过数以百计的人物，但她从来没有如此动情，如此直率地、毫无保留地赞颂作品的主人公，倾诉自己对他的思念、对他的爱，“乌托邦诗篇”的命意，就在于它是讲述一个人为了他心目中的天国所投入的全部精力和热情，以及由此展现出的博大心灵和极端的浪漫气质。
这里拈出了对待理想与生活及文学的又一种态度。这位台湾作家与“叔叔”们是一辈人，而且，他们都有各自的理想和信仰，但他们的区别，不只是在于这理想和信仰一是俄苏文学十革命浪漫主义，一是宗教和上帝，还存在着更深刻的功用上的差异——“叔叔”们所持有的理想主义，是在改造社会的同时也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无论这改造是在幻影中自欺还是在现实中实施，但它与个人利害息息相关是确切无疑的，它要作用于现实生活以显其效用是确切无疑的；海岛作家的所作所为，却是超脱了个人的功利目的，似乎是独力肩负起社会的黑暗，承担起现实的罪孽，传播爱和正义的福音，是现代的圣徒。
于是，我们坠入一个怪圈。“叔叔”一代人信奉理想和主义，是因为他们相信这理想一定能够实现，具有充分的可行性和现实性；当他们沦落于社会底层，他们以为这不过暂时的曲折，光明和胜利终将会到来；但是，当他们在文坛上扬眉吐气、叱咤风云之日，他们却忽然发现生活和心灵上的巨大黑洞，并由此导致自己和他人对于理想主义的怀疑。台湾作家的宗教信仰是形而上的，超越尘俗和功利性，只问耕耘不计收获，独力与社会抗争而不顾及成败，不是以其理想的震慑力使人叹服，而是以义无反顾地身体力行其信仰而令人敬慕；正因为它超越了功利，但求无违本心，它也就不会因为在现实中受挫而沮丧和颓唐，但这种坚韧不拔背后，是希望还是绝望？
这两种理想精神，或许正是古典的理想主义与现代的理想主义的不同表现。前者是浮士德式的，在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觅之后，终于看到欢乐的人们劳作在幸福的土地上，心满意足地走向死亡。后者是西西弗斯式的，明知在推滚巨石上山的终点那里等待自己的是巨石重新滚落的荒谬结果，却仍然乐此不倦，乌托邦虽然渺茫，勇敢者依旧奋然前行。前者追求的是理想、生活和文学的完美融合，后者却是在理想与现实的二元对立中以文学皈依信仰。但是，在怀疑精神弥漫的今天，古典的理想主义难免幻灭，现代的宗教精神，在素来未有真正宗教信仰和忽略对人的终极关怀的国人看来，神的气息又过于浓厚，普渡众生式的海岛作家和希腊神话中的神<SPS=1284>，其灵光圈的另一面是无边的苦难，凡人何堪其忧？而且，这种神化，是由于距离而造成，由于时空阻隔，“我”始终无法窥其海峡彼岸作家的全貌，对其熟悉的程度远逊于身边的“叔叔”们，我们也最终无由进入西西弗斯的内心，只能是依自己的浪漫情致描摹出一个浪漫主义的苦修者。
在理想、生活和文学之间，我们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叔叔的故事》，王安忆著，载《收获》一九九○年第六期；《乌托邦诗篇》，王安忆著，载《钟山》一九九一年第五期)
张志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