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指出，在稼轩丰富复杂的主体意识中，最能显示他的特殊思想个性的，是其深沉浩茫的民族忧患意识、“舍我其谁”的使命意识、尚武任侠的军人意识、嫉恶如仇的社会批判意识和大胆敏锐的反传统意识。这五种意识互相渗透，浑然一体，构成辛弃疾丰富复杂的心灵世界的主干部分。
稼轩的心灵世界不仅是丰富复杂的，更是流动多变的。书中第四章在论稼轩词创作的阶段性变化时，刘扬忠就循着稼轩生命历程的起伏变化而揭示出其一生曲折多变的心灵轨迹。如论稼轩晚年出山任浙东帅后的心路历程时指出；稼轩由初始出山的冷静思考、进退两难，到宁宗召见出任镇江知府时的热情燃烧、尽力报国，而最终罢职归山后悲愤绝望、迅速后退，其心灵深处烙印出一道沉思——奋斗——消沉的曲线轨迹。全书经过纵横兼顾的系统分析，既展现出了稼轩心灵世界的丰富性和多面性，也揭示出了它的流动性、多变性和曲折性。著者在回顾唐宋词的发展历程后进而指出：“在完整而生动地表现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中坚人物的精神风貌与性情怀抱方面，辛弃疾是词史上千古独步的人物。”(第248页)向着创作主体心灵世界的深度开拓，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揭示出稼轩词的独特价值与崇高地位，是该书的一大特色。
今人研究宋代的词学理论或审美意识，注意的重心是那些对词直接发表过理论见解的词人或词论家，诸如苏轼、李清照、王灼、张炎等，而象辛弃疾这样没有多少词学理论著述的大词人，则被遗落在不该遗忘的角落。没有直接的理论著述，并不等于词人没有自觉而明确的创作主张与审美意识，关键是要我们去发现和重构。刘扬忠从辛弃疾的词作实践中发现、抽绎出他的创作观与审美观，这对唐宋词学理论的研究，是有启示性的。
刘扬忠在书中指出：辛弃疾是一位富于战斗精神和使命意识的英雄军人，一位“壮岁旌旗拥万夫”的沙场宿将，但南归后他却不能在战场上驰骋展其武功谋略，实现其壮怀理想，满脑子的军人意识和使命意识，驱使他将手中词笔比作腰间长剑(所谓“笔作剑锋长”)，以笔作鼓舞士气的战斗武器，用文学来聊代其未竟之武功。这便形成了他“以笔代剑”的创作观。在死气沉沉的偏安局面中，辛弃疾感到要恢复中原、驱逐金人，必须首先张大民族的自信心，唤醒南方民众和士大夫中沉埋已久的凛凛生气，因而他又主张创作要以“气”(辛弃弃的“气”是指民族正气和丈夫之气、一种人格力量和风度才情)为本。辛弃疾由以“气”自励、以“气”克敌的基本点出发，遂又构筑了他自己战斗的功利性的创作观。在词被视为“小道”、“余事”的宋代，自觉地提倡这种战斗的、功利性的创作主张，“辛弃疾还是第一个”。(第65页)
稼轩词风雄豪，这已是词学界的共识。刘扬忠则进一步提出，“稼轩风”的形成，还取决他自觉而积极的美学追求、独特的审美情趣。作为一位“男儿到死心如铁”的铮铮铁汉辛弃疾，“处在需要铁与火的时代，内心的军人意识与使命意识使得他在文学创作的审美个性的追求上，自觉不自觉地趋向阳刚与雄壮一路。”“有心雄泰华，无意巧玲珑”，就是他决心自创一种崇高、壮大的风格美的宣言”(第73页)。首次发现和重构出辛弃疾的创作观和审美观，是该书的另一贡献。
稼轩创作的阶段性特征与变化、“稼轩风”形成的过程，一向缺乏深入具体的研究。刘扬忠又对此作了开拓性的探讨，专章分期探索了稼轩词发展变化的阶段性、连续性与不平衡性。对稼轩词的分期，刘扬忠参考了邓广铭先生《稼轩词编年笺注》的“五分法”而有较大调整，虽也分为五个时期，但各阶段起迄时间与邓先生的划分不大相同。刘扬忠指出，稼轩词的创作经历了一个习作→成熟→发展衍变→大放光华→衰落的漫长曲线过程(第202页)，既有阶段性变化，又呈现出一种连续性与不平衡性。
书中对稼轩心灵世界的探讨，由于著者认为辛弃疾的主导倾向是一个“政治抒情诗人”、“政治家型词人”，因而主要探析的是其“政治社会意识及其独特形态”，而有关辛弃疾对人生与自然的种种心理感受，他在坎坷曲折的生命过程中所体验到的孤独感、压抑感、苦闷感及其特有的幽默感和自强乐观的人生信念等，着墨不多，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任何一种研究，都只是从一个特殊的向度去接近对象，而不可能穷尽对象。
(《辛弃疾词心探微》，刘扬忠著，齐鲁书社一九九○年二月版，5.30元)
品书录
王兆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