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三、二十三日)
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一九四二年三月九日)
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一九四二年四月八日)
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三日)
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一日)
因为这些文章中的某些观点，反映了某些一般性思想问题，所以，说这些文章是《讲话》的背景的一部分，这是毫无疑义的。《讲话》中就有一段话专门回答“还是杂文时代”的论点。
但是，最关紧要的，是对这些文章的问题性质的看法：是人民内部、革命队伍内部的问题，还是敌我之间的问题？
《讲话》是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作的结论。五天之后，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作报告，讲了三个部分，第三部分就是文艺界的情况。毛泽东说：最近一个时期，某些文章，某些文学作品——当然只是一部分，发生一些问题。有些同志不满意，提出一些意见，这些意见的提出都是对的。提出了这些意见这证明了什么，证明我们的同志不愧为一个政治战士。虽然我们的文化水平低，但是我们的政治嗅觉相当灵敏，什么风气不好，我们一嗅就嗅出来了。当然，所有发生的这些问题，所有发生问题的作品，我们说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为什么说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那些同志根本都是革命的，都是在外面或根据地来的，他们在外面城市也是作革命工作的，有许多时间还很长；现在也是作革命工作的，某些时候或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部分的性质，这样的问题可以解决，都不是什么严重问题。个别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其他作品都不相同。
这段话非常重要，说明那时对这几个人、这几篇文章的问题性质的判断是清醒的，实事求是的。这是正确解决革命队伍内部问题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讲话》之后不久，延安整风被急如暴风的“抢救”运动打断。在抢救运动中，对敌人打入我们队伍内部的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特务如麻”，许多人被怀疑为“特务”。王实味就是被怀疑的一个。在运动高潮中被怀疑的还很多。
《讲话》公开发表，是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九日，抢救运动高潮起来之后。公开发表的文本中有两句话，讲到在我们的队伍里“甚至还有敌人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派来的挂着文艺招牌的奸细分子”，讲到“还有一种文艺是为特务机关的，可以叫做特务文艺，这种文艺的外表也可以‘很革命’”。请注意：这是一九四三年十月发表的文本。同年十二月有一个关于延安防奸斗争经验介绍的党务广播，回叙一九四二年春夏的情况，说：整风过程中内奸的活动尽情暴露，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等反革命的言论，到处活跃起来”。防奸反特抢救运动的扩大化，反映到对文艺界状况和对某些文章问题性质的估计上来，改变了一九四二年五月明确讲过的清醒估计。
《讲话》一九四三年发表稿中关于“奸细分子”“特务文艺”的那些话，是发表时加上去的，还是一九四二年五月就讲了的？现在没有法子查考了。但从一九四二年五月在中央学习组的讲话来看，很有可能是一九四三年抢救运动高潮之后加上去的。
后来，中央纠正了抢救运动中的错误，对被错斗的同志陪了礼，道了歉。毛泽东在给洪禹的一封信中写道：“总之我感觉对你及许多同志很负疚，因为我们工作中做得不好的事实在太多了。”洪禹是延安鲁艺被错斗审查的一位同志。他向毛泽东写信申诉，，得到了这封亲切的回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69页)
丁玲、艾青仍然活跃在延安文艺界，并受到党的信任和鼓励。别的不说，单是收入《毛泽东论文艺》的两封信(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写给胡乔木的信，称赞艾青的《秧歌剧的形式》，说：“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和具体解决了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写给丁玲、欧阳山的信，称赞丁的《田保霖》和欧阳的《活在新的社会里》，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就可以证明。不过，王实味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建国以后，《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经作者修定，关于“奸细分子”“特务文艺”的那两句话都删去了。这一删改，当然是经过慎重思考和斟酌的。
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复，发生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之后，那时，丁玲、艾青、萧军、罗烽又被当作右派挨了斗争。一九五八年初《文艺报》发表一组文章，总题目叫《再批判》。批判什么？就是王、丁、萧、罗、艾的那几篇文章。’因为在延安已经批判过了，所以叫“再批判”。《文艺报》编者按语指出：这一批“奇文”，“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
发表这组再批判文章，是毛泽东的建议，编者按语是毛泽东改写过的。毛还给编者写了一封信，说：“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这是从修辞上讨论问题，而从政治上说，重复已经纠正过的对问题性质判断上的错误，严重伤害了自己的同志，教训是沉痛的。
再一次纠正这种错误，已经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情。丁玲、艾青、萧军、罗烽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案子，都得到改正。他们作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名誉，得到恢复。至于王实味一案，一九八六年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的时候，有一条注释，说：“王实味(一九○六——一九四七)，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这是因为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又讲到王和他的《野百合花》，说他是“国民党探子”、“特务”， 虽然这个讲话着重是讲保安机关不该在行军途中把他杀了，“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注释是对正文中的判断，根据后来查清的事实，重新加以说明和澄清。温济泽《王实味冤案平反记实》一文(《炎黄春秋》一九九二年第一期)，详细记载了这一案的始末。
文艺界这一场经历了几十年的批判和再批判，终于得到了结。在历史上站得住脚的，终归还是那个实事求是的、清醒的判断。
大书小识
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