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谢谢您向我推荐了这么一本好书：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我一口气读完了，世界上真有这样好书，我沉浸在里面，又升腾在上面，我什么也不想地只是读，又被它启发激动，想了很多，很远，想到生活，死亡，战争，和平，文化，野蛮……想到我自己的昨天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想到了许许多多这一阵子正在想的问题……而最切迫的是想怎么向更多的朋友推荐，好书总希望越多有人看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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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很困难，我不知道怎样向人介绍这本书的好处。茨威格说他自己写作，总是要写得每一页始终都保持高潮，方法是删而又压，压而又删。这本回忆录正是这样写出来的书，每一页上我都想画上重线，我尽量克制，结果还是画得密密麻麻，如果把我画过线的地方都简略地复述一下，恐怕就会成为一本小册子。我想只好先同您印证一下，看看我们觉得好的地方有什么异同，好在您也刚刚看过，许多地方我只要提一下，您就明白，不必一一引证。
这本书的强烈的高层次的文化气息，首先吸引了我。茨威格生在维也纳那样的文化名城，还是小男孩的时候就见过勃拉姆斯，后来他成名早，交游广，足迹遍及几大洲，他一生的师友都是欧洲文艺学术界的第一流人物。他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的卡普齐纳山上的那幢房子，接待过的欧洲文化名流不计其数，那里的宾客登记簿就可以成为一部欧洲文化名人录。他单凭回忆开列出的名单，其中就有我们熟悉的作家罗曼·罗兰、托马斯·曼、威尔斯、房龙、乔伊斯、路德维希、勃兰兑斯，音乐家里夏德·施特劳斯、托斯卡尼尼，等等。他不单是坐在家里接揽天下胜流，他还周游列国，用德语在瑞士、荷兰讲学，用法语在布鲁塞尔讲学，用意大利语在弗罗伦萨讲学，用英语在美洲讲学，到处都可以见到那些国家的最优秀的人物，如同友人一般，不必去寻找他们。上述名单之外，书中还可以看到纪德、里尔克、罗丹、叶芝、肖伯纳、威尔斯、皮兰德娄、克罗采、霍普特曼、霍夫曼、法朗士、弗洛伊德、巴比塞、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梅列日科夫斯基……一个又一个出现在他的交游行列里。年辈更高的大师们，茨威格没有赶得上的，他有办法找寻和建立各种间接联系。他听到晚年的勃兰兑斯讲述遇见惠特曼、福楼拜、狄更斯的情形。他听到里夏德·施特劳斯讲怎样第一次见到瓦格纳。他还认识李斯特的女儿，尼采的妹妹，赫尔岑的女儿，她们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了，都还记得自己的辉煌的往事，例如赫尔岑的女儿在儿时常常坐在托尔斯泰的膝盖上。茨威格尤其庆幸他认识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是歌德的保健医生的女儿，当年是当着歌德的面受洗的，他庆幸自己居然在时隔八十年之后，还见到一个受到过歌德的神圣目光注视过的人物。茨威格又是名家手迹的最大最内行的收集者，他一生在这上面花了大量的心力财力，成绩赫赫，他有莫扎特、巴赫、贝多芬、歌德、巴尔扎克等大师的手稿，而且都是最有代表性的最优秀之作的手稿，此外还有朋友赠送的：罗曼·罗兰送给他一卷《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手稿，里尔克送他《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和死亡之歌》的手稿，高尔基送给他不少草稿，弗洛伊德送给他一篇论文的手稿。他不仅是收藏家，他对这些手稿作了精心的研究，探寻每一个杰作的创作过程的轨迹。
我非常有兴趣地看到书中的大量的文化名人的遗闻逸事：茨威格在巴黎市中心找到一个闹中取静的好寓所，使来访的纪德大为吃惊，说：“我们自己这座城市的最美的地方非得由外国人来向我们指出才是。”里尔克逃避一切声名赞扬，他说：那种赞扬是“围绕着一个人的名字积聚起来的全部误会的总和”。青年茨威格第一次去见罗丹，这位雕塑大师带他去看自己的创作室，罗丹不知不觉沉浸到一件作品的修改中，全神贯注地干了一小时，忘记了身边还有一个年轻人，最后要走了，要关上房门时，才发现还有一个客人，这使茨威格懂得一条毕生有用的艺术创作的诀窍：要全神贯注，要全身精力集中，把自己置之度外，忘却整个世界。叶芝朗诵自己的诗时很郑重，很做作，从服装打扮，到房间布置，到神情声调，都像演戏，像一场神秘的祭诗仪式。肖伯纳和威尔斯当着茨威格的面，进行了一场外松内紧的谈话，表面上文雅得体，半开玩笑地互相嘲弄，实际上成见隔阂极深，紧张到一触即发。乔伊斯在街上总是紧闭着狭窄的双唇，迈着快步，好像正在向某个目标赶去，这种内心孤独的形象，正是那充满孤独感的大作《尤利西斯》的作者的形象。高尔基只会俄语，茨威格却不懂俄语，但是高尔基是那样天才的叙述家，他描述一个疲倦的驼背的老人时，不知不觉自己就变成了那个驼背老人，茨威格不等翻译就明白了。卢那察尔斯基谈论托尔斯泰，说他总是要想立刻知道一切真理，因此而使自己备受痛苦，卢那察尔斯基微笑地补充说：“就像我们现在似的，想用一个唯一的方案改变一切。”那是十月革命之后的日子。茨威格的平生至友是罗曼·罗兰，本书中自然更有大量的关于罗曼·罗兰的记叙，可以和他的著名的《罗曼·罗兰传》参看，举不胜举。例如列宁从瑞士回俄国之前，打电报约罗曼·罗兰同去俄国，罗曼·罗兰没有同意，曾把列宁这份电报拿给茨威格看，这件事似乎《罗曼·罗兰传》里就没有写过。茨威格承认他在《罗曼·罗兰传》里还没有充分写出罗曼·罗兰的伟大，因为对于活着的人总不好意思过于颂扬了。茨威格最崇敬的学者是弗洛伊德，本书中写到弗洛伊德晚年流亡在伦敦时，八十三岁的高龄，每天仍用清楚的圆形字体写作，坚强意志战胜了一切病魔、年迈、流亡，他在写字台旁一直写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天，教育别人清楚地看和清楚地感觉，成为他生活中的本能愿望。
但是这一切都不是最主要的。茨威格要回忆的，不是这个那个师友，他是要回忆一个时代，一个失去了的时代，他那些师友都是活动在那个时代里，他都是涉笔及之。他说他要写出那个时代的心态，这比详尽地叙述事实要难得多。我觉得茨威格这本回忆，也许可以有另一个书名：《战争与和平》，或者还可以叫做《失乐园》。你我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成长的人，茨威格正是要告诉我们，失去了的战前和平时代，是怎样一个乐园似的时代。他说，那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他儿时的维也纳，到处是鲜花，歌声，节日，演出，阳光，丽服，名导演名演员受人尊重远过于任何王公大人，真个是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他说，那是个性自由的时代，尊尚人性和人的尊严的时代，各国和平相处的时代，人们可以自由地往来，从来不知什么护照，什么签证，从来不必在警察局前排队乞求那一颗决定命运的印章。他说，那是笃信理性的永恒和永恒的理性的时代，好像一切都会天长地久，谁也不相信会有战争、革命和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一个理性的时代看来这些都已不可能。他说，十九世纪自由派的理想主义者真诚地相信“进步”，相信技术的进步必然带来道德和政治的进步，他们蔑视过去的战争、饥馑和动乱，认为再也不可能出现，特别不相信欧洲各族人民之间会发生战争，犹如不相信女巫会骑着扫帚飞行。茨威格用了酣畅饱满的文笔，富艳明丽的色彩，尽情尽性地描绘出那个时代的和平、自由、尊严、明朗、鲜润……是这部书的最着力之处。如果说，读一本书，知道了过去从来不知道的东西，就是最大的收获，那么我就是从茨威格的回忆知道了有过那样一个乐园似的和平时代，这同我过去从十九世纪欧洲文学特别是俄国法国小说中知道的十九世纪的欧洲大为两样。现在我当然不会幼稚地断定茨威格是在“歪曲和美化”，我相信两个欧洲都是现实存在的，先前只知道一个是不完整的。茨威格花了大力气来告诉我们“失乐园”的事实，并不单纯是唱挽歌，他说：“只要经过那个对世界充满信任的时代的人，今天都会知道，从那以后发生的一切其实是倒退和乌云。”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没有经过那个时代的人，现在从茨威格的回忆知道曾经有过那样的时代，我们也可以从中汲取力量，增加信心，相信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倒退和乌云终究只是倒退和乌云，人类并不是永远命该如此。
茨威格写这部回忆，是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已开始的时候。两次大战，特别是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使他丧失了一切，丧失了祖国、故居、书籍、珍贵的收藏，丧失了他视为性命的和平、文化、个性独立、思想自由……流亡到巴西，住在旅馆里写这部回忆录，没有片纸只字的书面资料，仅仅用一支笔，写的纯粹是头脑里的记忆。他没有用太多的笔墨去写战争和法西斯，他主要是写战争和法西斯使他失去了什么，他又怎样在战争和法西斯之下，同欧洲一些最优秀的人，首先是同罗曼·罗兰一道，为重建欧洲精神统一而不倦地奋斗。但是，他毕竟不能不涉及战争和法西斯的某些场景、影象、侧面，而这些，对于我们自然更加熟悉，更会有身受似的同感。
例如，我读到一九三八年德国并吞奥地利时的情况，觉得熟悉极了。当年在维也纳渡过最穷途潦倒生活的希特勒，现在怀着复仇的喜悦，以征服者胜利者的姿态，重入这座文化古城，维也纳成了最赤裸裸的暴力的牺牲品。战争中的掳掠抢夺是人们熟知的，但是这回不是单纯的掳掠抢夺，而是复仇私欲的恣意放纵。大学教授必须用赤裸的双手擦洗马路；虔诚的白胡子犹太人被怒吼的年轻人拽进寺庙，罚跪一排齐声高呼“希特勒万岁”。那些年轻人把大街上的无辜的人像兔子一样抓在一起，押着他们去打扫冲锋队营房里的厕所。住宅被冲入，发抖的女人耳朵上的珠宝被抢走。摧残心灵侮辱人格的花样层出不穷，不断翻新。犹太人不准坐在公园的长凳上。杀死一个人不需要法庭审判，而其冠冕堂皇的理由令人咋舌。冲锋队的营房里和铁丝网后面，每天把人拷打得死去活来。……我读到这一节时，必须时时提醒自己，这里写的是万里之外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事。
又如，我读了茨威格的回忆，才知道满带血腥味的令人不寒而<SPS=0397>的“生存空间”这个口号，并非希特勒的发明，而是一个非常有文化教养的渊博学者豪斯霍费尔提出的，希特勒接过去便把它变成了强权欲望和侵略意图的哲学外衣，去为最霸道的兼并辩护，把它说成是合乎道德和在人种学上是必要的。茨威格由此引申出一个结论：一种简洁而又内容丰富的表述，由于言词的内在力量，可以转化为行动和灾难，就像百科全书派关于“理性”的统治的表述一样，最终却走向自己的反面，蜕变为恐怖和群众的感情冲动。我对这个结论不由拍案叫绝。茨威格还特别指出，墨索里尼的文风简洁而尖锐，希特勒很少采纳别人的思想，但是他有一种本能，凡是有利于他的目的的一切，他都要占为己有，“生存空间”就是其一，把这些联系起来看，正是意味深长的。
茨威格以作家对生活的锐敏感觉，还说了好几件他目睹的小事，从中可以看出军国主义的历史传统，法西斯主义的群众基础，暴力原则怎样不可抗拒地战胜公理正义的原则，等等，都令我佩服。可是，一九一四年七月，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了，他说大家——包括他自己——还是不相信这已经是战争。他在由比利时去德国的火车中，在德国第一个边境站上，明明已经看见德国军车满载大炮向比利时开拔，他还是不相信这就是去进攻中立国，认为这说不定仅仅是一种防护措施，仅仅是用战争动员来进行威胁，而不是战争动员本身。这些时候，他为什么又这么迟钝了呢？他的作家的敏感又到哪里去了呢？实在令我不解。更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一九三八年的罪恶的慕尼黑协定，明明是张伯伦去向希特勒作了最可耻的投降，而茨威格居然说那两三天里，每一个在英国的人——包括当时正在英国的他自己——都觉得那次会谈好极了，都认为张伯伦是去谈判，不是去投降，在那两三天里人们又觉得阴云总会消散，人们又会像往常一样和平：自由地呼吸。甚至据说张伯伦回到伦敦的那天，英国人万众欢腾。茨威格宣称他要忠于事实的真相，并且责备今天每一个人都不说真话，企图否认我们当年是怎样被那漂亮词句迷惑的。
您当然记得，慕尼黑会议的时候，我们都逃难在桂林，报上刚一报道消息时，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件大坏事，张伯伦跑到慕尼黑时不知又要去出卖什么了。那两三天里，我们忧心忡忡，我们知道希特勒在欧洲的每一个胜利，都会在远东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为什么中国的中学生都看得清的事，一位世界性的大作家却看不清呢？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当时都已经相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教导了我们怎样认识世界。当时也正逃难在桂林的我的一位姨母，是一位一生富贵的老太太，那天她看着报纸骂起来：“张伯伦这个老鬼，全世界就凭他一人作主！”她那声容姿态，至今还在我心目中。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位老太太都清楚的事，茨威格竟然不清楚呢？他责备今天每一个人都不说真话，我想这不包括我在这里说的话，您可以给我作证。
我要说的是，我从这里看出茨威格的几个局限了。他自称和平主义者，可是他对和平的热爱，成了和平幻想，在事实面前，一再闭起眼睛骗自己。奇妙的是，支持这种幻想的，又是对理性的信念。他坚信——他幻想人人都按理性行事，没有人疯狂到真要战争。他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说，没有人真正需要这场战争，战争是笨拙的外交家们互以战争相威胁，才弄假成真的。他对希特勒不能这样解释，这时他又动摇了对理性的信念，而相信弗洛伊德，相信人类的薄薄的一层文明压不住本能和欲念的爆发。他自称世界主义者，可是他所谓世界，主要是指欧洲，他的最高理想是欧洲联合，他要建立的超国家的文化是欧洲文化，他也曾自称眼光已超越了欧洲，可是一落到实处依然还只是欧洲。正因此，日俄战争那样的大事，他都视为发生在远方的不足道的战争。说到这里，也就能解释他在慕尼黑会议的当时的态度。当时中国已经在进行抗日战争，所以中国的中学生，老太太，都能把希特勒同日本军国主义联系起来看，知道正如在中国主和者就是汉奸一样，在欧洲同侵略者也没有什么可谈，去谈判就是去投降，茨威格却没有这个切身的体验。中国的抗日战争，茨威格的书里一字没有提到，他甚至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十年的欧洲，描写成又一个和平、稳定、富裕、自由的欧洲，一字没有提到亚洲的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和一九三七年的芦沟桥事变。你我这样经历过抗日战争前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的人，我们只记得那是风雨如磐的日子，看了茨威格的回忆，真有两个世界之感。不仅如此，茨威格和鲁迅都是一八八一年生，是同龄人，当鲁迅高歌“风雨如磐<SPS=1809>故园”的日子，也正是茨威格所追怀的那个花柳繁华、温柔富贵的日子，差异又是多么大啊！茨威格《昨日的世界》，副标题恰是《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可说是题得十分准确的。
我们当年作为中学生，能看清茨威格所看不清的东西，当然不是我们的智力高过他，而是正如茨威格说到欧洲各国人之间的隔阂时说：“我们已经遭遇到的事情，他们还没有遭遇到。我们懂得已经发生了什么，还会发生什么，而他们还不愿意去弄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生在落后的亚洲，倒是有比生在先进的欧洲优越之处，可是我们不知道曾经有过那么一个人性自由的黄金时代，则又是我们的眼界局限。
好在世界各族人民的联系日益密切，我们今天的世界又已不是茨威格写回忆录的时代。茨威格有一段话对今天更加适用：“我们岁月中每个小时都是和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我们远远超出了自己狭隘的生活小圈子，分享着时代与历史的苦难和欢乐，而从前的他们只局限于自己的生活小圈子。因此，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纵然是我们同类中最微不足道的人，也要比我们祖先中最睿智的圣贤了解现实胜千倍。不过，我们却没有从中占到什么便宜，而是完全为此付出了代价。”茨威格说的像是预言，我们今天在自己的生活与世界命运的联系更加密切的时代来读他的书，正不必为某些见解超过了他而沾沾自喜，我们还应该感谢他以他自己的代价，加添到我们所付的代价中来，代价愈多，眼界愈广。
我爱读茨威格的回忆的原因，本来还有许多可说，例如自由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命运，今天的情况，等等，但是这封信已经够长，不便再长了，姑且结束。十分希望听到您谈谈喜欢它的原因，来同我作个印证。再一次感谢您向我推荐了这本好书。
(《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斯蒂芬·茨威格著，舒昌善，孙龙生、刘春华、戴奎生译，三联书店一九九一年三月版，7.90元)
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