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报告一开始就不客气地指出：“龚古尔奖是出版社之间的交易。”因为院士们的作家资格固然无可怀疑，但是他们却分别代表着出版他们作品的各个出版社的利益。所以对每年送审的上百部小说无论看与不看，每个院士都早已胸有成竹：只要是自己出版社出的书就投赞成票。而操纵评选的主要是伽里玛、格拉塞、瑟意这三家大出版社，号称“三魔头”，其余中小出版社只能分一杯羹作为点缀。例如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一年，获奖的二十二本小说中就有十四本属于伽里玛出版社；而在一九六八年，十名院士中仅伽里玛一家便占了六名，难怪连学院主席埃韦尔·巴赞也愤愤不平地说：“这难道不是骇人听闻吗？”
为了获得多数票，出版社除了有自己的代表之外，当然还要拉拢其他院士，所以围绕着最后表决总是有一股“行贿”的气味。不过出版社的手段极其巧妙，完全合法，不要说学院自查查不出来，就是税务局来人也无可奈何：例如亏本再版某院士的作品，或者为其尚未出版的小说大做广告；对某院士所写的序言之类的短文付以高额稿酬，或者向某院士预付一本书的稿费，其实只有天知道这本书什么时候才写得出来；有位作家的小说总共卖了不到一万册，后来他当上了院士，第二天就有出版社给他送来了五万册的印数稿酬，等等。所以每次评奖都是“吵吵嚷嚷”、“丑闻不断”，好在一是法国丑闻太多(可以直译为“丑闻后浪推前浪”)，二是法国人健忘，吵嚷一通之后也就不了了之。
院士们的政治态度同样影响着评选的结果。一九五七年，刚刚脱离法共的罗歇·瓦扬以他的小说《法律》获奖，《法国观察家报》评论说：“资产阶级是以龚古尔奖来奖赏他脱党而不是奖赏《法律》。”反过来，身为院士的安德烈·斯梯是法共中央委员，代表格拉塞出版社，但就在三年前由格拉塞出版的《夏尔·波德莱尔最后的日子》行将获奖、只缺他这一票时，由于该书作者贝纳尔一亨利·莱维支持以色列，他就是不投这一票，终于使该书落选——这在我们看来无疑是大义灭亲、立场坚定的表现。一九六八年，阿拉贡刚当上院士，便通过斯梯告诉获奖呼声最高的贝纳尔·克拉韦尔：要他在《人道报》上发表一封感谢信才投他的票。不料此事被人披露出去，阿拉贡不得不辞去了刚当上几个月的院士职务。
此外在院士的选举和龚古尔奖的评选标准上也时有纠纷、矛盾百出。一九七一年二月，代表伽里玛出版社的院士让·吉奥诺去世，九位院士一致选举该出版社的作家费里西安·马尔索递补，使马尔索欣喜若狂。不料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第二天他就以三票对六票落选了。原来当天夜里其他院士在巴赞主持下来了一次“宫廷政变”(巴赞语)，乘伽里玛出版社的两个代表先后去世、只剩三人之机，决定摆脱它的控制，今后不再增选它的代表当院士了。龚古尔奖应该是奖给青年人的，所以七十三岁的阿尔贝·科恩在一九六八年以年纪太大而落选，可是一九八四年大家却又选上了七十岁的玛格丽特·杜拉斯……
最最出奇的是法国《读书》杂志的编者按：“龚古尔学院的院士们愈是受到嘲笑、诋毁、揭露，他们的影响就愈大，威望就愈高，在这方面，我们的调查一定会增加他们的光荣，只有沉默才会损害他们……因此他们起初会对这篇调查的内容感到不快、甚至愤怒，但接着就会说：感谢《读书》杂志！”事实的确如此，每一次“吵吵嚷嚷”，每一次丑闻，都只是促使获龚古尔奖的小说更加畅销。何况在人们无法要求议员们申报他们的额外收入时，又何必苛求或许多拿了几个稿费的作家呢？只是这种揭露比沉默好、揭露反而会使读者更加信任和喜爱龚古尔奖的说法，对我们来说是闻所未闻，所以乍听起来未免会觉得是奇谈怪论了。
远眺巴黎
吴岳添